机制化生存：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抉择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的竞争趋势转为国际机制之争.国际机制成为各国国际战略选择必须考虑的重要国际性因素.21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国际战略决定了中国应该适应国际机制的变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并适时承担国际机制主导国的角色.     

强国之路和中国参与国际组织

利用外部条件和资源并通过国际组织等渠道和方式发展自己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经验。中国崛起的动力把前期政策型开放进程推上了崭新的起点 ,强国之路的逻辑在于确立改善国际环境的战略思路 ,建设全面接轨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在发展动向上能影响世界经济 ,在改革国际体系进程中发挥引领性的作用 ;在国际组织面临全球性变动时期 ,积极参与和改革国际机制 ;而在改善国际环境战略的周边策略上应当把“周边是首要”作为战略思维的重点。     

21世纪中国的地缘发展战略

观察中国的地缘发展战略必须与其所处的国际体系相联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国际体系的变化,中国主要采取了如下几种地缘发展战略：朝贡机制下不带任何征服性质的地缘发展战略;条约机制下的"封闭式"地缘发展战略;冷战机制下的"一边倒"战略和"多边"地缘战略。对于冷战后中国的地缘发展战略,应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东亚地区和亚大地区）,以一种"非零整和"思维来观察和分析,唯有这样才能对中国的发展作出正确的评价。     

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专业性国际组织：三重维度的角色分析

由于各专门领域内全球性问题的涌现，专业性国际组织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日渐凸显。就中国对外战略而言，专业性国际组织在构建软权力、参与和塑造国际机制、拓展多边外交方面具有三重维度的不同角色。在构建软权力方面，专业性国际组织是中国对外战略重要的软权力基础。在参与和塑造国际机制方面，专业性国际组织是各专门领域内的国际机制载体。在拓展多边外交方面，专业性国际组织是中国对外战略不可多得的多边外交平台。专业性国际组织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由此凸显。     

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思考

文化产业发展是全球化进程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知识经济在全球的兴起和物质经济向非物质经济的全球性战略转变,以及人类社会正在遭遇到的资源和环境发展危机,都使得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产业发展作为今后长期的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国际社会广泛的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竞争新形态。10年来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给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思想史和实践发展史两个方面的积累都使得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获得整体上的突破和理论上的建树与创新,成为一个重大学术使命和责任。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文化战略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和国家发展战略的一系列调整,以及国家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的提出,都使得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和战略机遇。如何科学地回答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重大的战略理论和战略实践问题,成为当前和今后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紧紧抓住这未来10年的"战略机遇期",根据发展了的我国文化产业实际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总体战略要求,重新确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对于将深度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竞争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奥巴马的困境——美国在世界气候变化问题面前的选择

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一片争议声中闭幕了.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在会上高调提出建设一个新的机制取代美国长期不愿加入的<京都议定书>等建议.本文以"女王困境"类比,借助博弈工具分析奥巴马在世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战略选择,指出此战略的实质是"强化规则,弱化行动"的模糊战略.在加入有约束性的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的问题上,美国将长期以"未加入"的身份处于"加入"的状态中,实现在不影响国内利益的前提下收获国际声望的最优战略结果.而且鉴于分析前提的相对稳定性,这种战略选择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长期战略,而非这一届美国政府的个别态度.     

制度性权力竞争与中国策略体系构建

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迁显著表现为主要大国间的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中美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演进方向和方式。国际制度策略体系是中国在制度竞争和秩序变迁中维系自我发展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因素。国际制度策略体系包含存在逻辑递进关系的三层内容:国家处理与国际制度关系的策略(创建、进入与破坏)、国家通过国际制度建立国家间关系的策略(利他、合作、诱陷、强迫和排他)、国际制度间关系的策略(互动、竞合与对抗),三个层面及其具体策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工具对中国的国际制度策略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应通过“改革—创建—退出”三位一体策略进一步完善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更全面地考虑积极和消极的制度方略,更加清晰地确立和传播其和平导向和合作导向,但并不完全忽略强制性和冲突性策略的制度性权力观。中国国际制度策略体系的构建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和平演进。     

全面把握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体系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 ,其主要内容包括 :谋求全球和平与发展的战略目标 ;促进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发展的战略重点 ;反对霸权主义 ,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原则 ;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 ;独立自主 ,埋头实干 ,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战略方针。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 ,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国际战略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论“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一五”时期新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这一战略在 1 95 2年 7月至 8月已基本确立。受苏联工业化战略的影响、为了改变旧中国重工业落后的状况、受国际环境的制约和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影响是新中国选择这一战略的原因。“一五”时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失为适合当时国情的一个正确选择     

邓小平外交思想一种和平崛起战略理念的新解读

中国未来的对外大战略是争取一个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使中国能在21世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过程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和平崛起的过程.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国正在形成一套新的国际战略理念-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新理念.本文试图通过论证说明这一理念是在邓小平外交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论汉语熟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

通过汉语言的传播把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精神传播于全世界是汉语国际传播的最终目的。汉语熟语不仅应确立为汉语国际传播的重点,也应确立为汉语国际传播的难点。汉语熟语确立为汉语国际传播的重点、难点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的国际数据权力基础——兼论中国的国际数据权力基础与发展路径

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近年来多国纷纷推出大数据发展战略,导致国际数字社会日趋形成国际数据权力的角力场。国际数据权力源于三个层次:底层是服务于数据采集与应用的基础设施与数字平台,中层是开放数据与分享数据所需的国际社会关系,上层是规范国际数据空间治理的国际机制。这三种权力来源形成了观察国际数据权力的三种维度:技术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与机制性权力。从美、英、日三国国际数据权力发展路径来看,这三种维度形成了从权力奠基到权力扩散再到权力固化的发展链条,也呈现出国际数据权力的三层赋权模式:技术赋权、关系赋权与机制赋权。中国大数据发展起步晚于美英等国,就技术赋权而言,中国已经具备了数据大国的基础设施,但还需要加强海缆建设,进行数据分析应用的数字平台还有待扩大国际空间;就关系赋权而言,中国已经通过地缘关系加强了国际数据权力,还可在文化关系上进行深度拓展;就机制赋权而言,作为发展中世界数据大国,中国与发达世界需要努力跨越原则性分歧并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进行合作。     

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话语权

对国际话语权和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会及如何在复杂国际环境中构建和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负责任大国"是中国国际话语走向全球化的驱动力,是有效地拓展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坚实有力的保障支持。如何构建与全球化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权,加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是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八大有关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精神、加快实现中国梦而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当代国际体系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的制定,决定于该国的内政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当前国际体系和世界格局的客观发展趋势的反应.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一方面是基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顺应世界时代主题和国际战略格局的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战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可以说, "和平发展战略"为今后国际秩序再建提供了一种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全新的外交理念.     

邓小平国际格局思想研究

邓小平通过对国际时局和形势的冷静观察与科学分析 ,对其所处时代的特征进行了高度概括 ,得出“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结论 ,并确立了我国的外交战略 ,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邓小平还由此提出不结盟、不称霸、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及在外交上不举旗、不打牌、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策略 ,并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战略思想 ,为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了总路线和纲领。     

中国利用国际资源的战略分析

一直以来,资源安全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资源稀缺和资源高价是当今国际资源供求格局最显著的特点.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对国际资源的依赖性日趋增强,经济发展对国际资源的日益依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能源储备不足和页岩气技术的落后决定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很难摆脱对国际资源的依赖,在此背景下,制定相应的国际资源战略意义重大.借鉴重要国家国际资源利用战略,深刻分析中国应对资源约束的机遇与挑战,设计中国应对资源约束的总体战略,包括建立资源战略储备制度、对外贸易(“引进来”)、对外投资(“走出去”)和长期合同等中国利用国际资源的策略.     

试论冷战后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对国际安全、国家安全和人的安全的影响日益增加 ,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研究和解决机制尚未完善。面对本世纪头 2 0年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应该如何规避战略风险、营造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至关重要。本文将通过对非传统安全的概念界定和主要影响的分析 ,形成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战略构想。针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首先需要转变安全观念 ,同时积极参与跨国跨地区的国际合作 ,降低非传统安全危害的程度。     

影响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因素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历史上每一次国际体系转型都要经历革命的洗礼或战争的阵痛,而当前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却在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浪潮下出现了和平转型的趋势。影响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因素是体系内实力结构的变化、地区整体性制度建构的缺乏和难以形成地区观念的认同。面对东亚国际体系转型,中国的战略选择应是积极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创建国际机制,探索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加快国内体制创新与制度建设。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战略思考

社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必然包含实现社会现代化。本文重点讨论三个问题:(1)什么是社会现代化;(2)社会现代化的国际差距;(3)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包括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十个战略建议。     

论国际税务合作法律机制的新发展及我国的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国际税务合作机制已突破传统的双边合作和区域性多边合作模式,全球性合作平台正在形成.国际税务合作领域从避免双重征税扩展到税收情报交换和税款协助征收,税收情报交换机制和国际税收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完善.税收同行评议作为一项全新的合作机制,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税收透明度建设.我国宜确立多元化的国际税收政策目标,在加强税收征管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强调优化企业的国际税收环境,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走出去”战略服务;通过国内法规及实践的完善和专业人才的培养,更充分地参与国际税务合作,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