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售国有企业的公平与效率

目前理论界提出应由国有企业管理层、私营企业、外国资本收购国有企业。但这些收购方式不但会引起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收入差距拉大、使失业问题更为严重,而且也不能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所以,今后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方面要进行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分离;另一方面要确立所有者的代言人。     

微观分析是宏观理论的基础

微观分析是宏观理论的基础,缺乏微观分析作为根基,宏观理论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目前学术界及大中学校具情情况而言,微观分析非常薄弱,亟待提倡。     

国有企业行业效率的比较研究:兼析国有企业“退出论”

本文借助于熵权评价法,利用2002-2010年山东省30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的行业效率,并与集体和非公有制企业的行业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结论发现:国有企业在多数行业中的效率逐年增长;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行业效率在三个行业中显著性地占优,在九个行业中处于劣势,在剩余十八个行业中不存在任何显著性的差异。上述双向分析中所涉及到的行业既包括竞争性行业又包括垄断性行业,这表明企业的效率高低并不依赖于行业的竞争性或垄断性,国有企业"退出论"现实理据不足。     

论居住权的物权法保护——微观与宏观之维

大陆民法中作为物权类型的居住权在我国物权法中的缺失,并不意味着有关制度探索在我国的终结。在各种新类型社会居住利益类型化保护需求日益显著的今天,以有效调整物之利用关系为基本功能的物权法有必要发展传统居住权制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针对新兴居住利益的微观居住权与宏观居住权的搭配保护格局。     

社会学理论中宏观与微观的变迁关系

社会学理论中宏观与微观的变迁关系体现了存在于知识系统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其中的每一次分化、融合都具有理论的进步意义,是建立在以往社会学研究成就基础上的再创造,是社会学理论成熟化、科学化的必经途径。1980年代以来,宏观与微观的重新融合与现实社会的发展逻辑以及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宏观投资效率与广东增长模式关系研究

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宏观投资效率变化的三个阶段，对其变化与广东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机理进行分析，认为二元结构和工业重型化战略影响了广东宏观投资效率，最后提出广东要维持稳健的经济增长，必须引导资金投向“三农”，解决资本深化和劳动就业的矛盾，放松对企业的投资约束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等。     

论宏观汇率政策的微观基础

最近,国内许多研究汇率的文章大多从宏观视角分析汇率变化对国民经济和微观企业的影响,却极少从微观经济视角分析宏观汇率政策的微观基础。然而,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更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作者从企业融资方式与汇率稳定性、不同融资方式的企业对利率和汇率的敏感性的差异等新视角,分析宏观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的微观经济基础,阐明现行汇率政策选择的必然性,厘清现行汇率制度的利弊,进而提出调整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的思路。     

中国金融效率的现状分析

中国经济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转变已在理论、政策上达成共识 ,但有关金融效率的论述还仅限于如何推动和适应经济的转变方面。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比较忽视金融效率问题 ,加上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滞后和制约 ,金融效率至今仍处于较为低下的水平。本文从金融宏观、金融微观和金融市场三个方面分析了金融效率的现状     

经济带增长理论的宏观框架与微观基础

经济带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格局形式,其增长的理论研究自然也是需要厘清的重要问题。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革新和现实变化,现有的经济带增长的机制和基础等理论问题需要作出新的系统回答。经济带的增长分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增长是指经济带内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增长,广义的经济带增长则还包括经济带内对人口数量的控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以及产品需求量的增加等。经济带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包括内在逻辑关系的区位理论、集聚经济、产业集群、核心—边缘结构、网络经济以及制度和管制的经济带增长微观基础理论等,未来经济带增长理论的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经济带增长中大都市区的人口集聚到何种程度是最优的,如何处理要素流动加快带来的经济带增长差距问题,政府应该在经济带的增长中扮演何种角色等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效率追求与公平缺失

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都过分强调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性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不能片面地强调效率,更不能一卖了之。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应当注意政策的配套实施,为了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国有企业改革应当在分配领域建立广泛的剩余分享机制。     

我国农村金融效率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1980—2009年期间我国农村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微观金融效率受经济金融形势影响波动幅度较大,宏观金融效率从1990起整体呈下降趋势。协整检验表明,农村微观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结构正相关,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经济结构负相关,宏观金融效率与之相反。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农村微观金融效率是农村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与其他因素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农村金融结构是农村宏观金融效率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其他变量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

长期以来,投资效率不高是国有企业改革要解决的难题之一,主要原因在于其内外部治理机制不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为解决国有企业投资存在问题提供了良好机遇。微观层面,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缓解投资软预算约束,增强国有企业投资能力。宏观层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助于降低市场壁垒,推进市场公平,优化行业所有制结构,增强国有企业投资面临的竞争压力,倒逼其投资体制机制改革。对此,需要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顺政企关系;优化股权结构,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完善市场体系,降低市场壁垒。     

对企业并购效果和效率型并购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活动中企业并购的数量迅速增加,规模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并非所有的企业并购都是有效率的。企业并购所形成的资源配置效果可分为三类:效率型、利益分配型、单纯规模扩张型。只有效率型并购才是产权流动的真正目标。要实现效率型并购,必须具备一系列宏观和微观条件,政府有必要对企业并购进行管理和干预。本文就如何实现效率型并购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并对新自由主义夸大市场作用、否定国家干预的主张进行了批评。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政策、实践及效率评析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长期而理性的,是阶段性展开和渐次推进的。在此过程中对于不同层面的改革实践均较为有效且自始至终,但探索却是其基本性质所在。通过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政策、实践和效率进行分析,进一步阐明了这种探索的重要性以及改革现实中凸现的矛盾和问题。     

公平、效率与宏观调控之探索--兼评罗运贵先生的《宏观价值调控论》

本文通过对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前苏联时期的纯粹计划经济以及凯恩斯主义这三种调控模式的历史考察,分析其各自的合理性及其弊端,从而为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与寻找新的宏观价值调控理论提供哲学的理论思辩。罗运贵先生的《宏观价值调控论》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宏观调控运行模式。他提出的三套货币资金投放系统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资金不足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罗先生提出的货币所拥有的两种全新的职能为他的政策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     

个人、企业、政府行为主体:经济分析的一个理论框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有三个行为主体,即个人、企业和政府,共同的体制载体使三个主体目标既有静态上的一致性,更有动态上的冲突性.一致性与冲突性从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上可抽象为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均衡与否,规范分析上可以抽象为效率与公平的协调与否.本文试图构建一个理论框架,探索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和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兼顾.     

评析“国有经济低效论”和“国有企业垄断论”

国有经济的整体高效已得到历史的检验,重视经济效率或绩效不能限于局部效率和经济效益,对国有经济的局部低效和阶段性亏损应作具体分析;对“国有企业垄断论”,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垄断,正确区分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占优势行业,国企垄断不是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     

论突发灾难性事件中宏观信息与微观信息的配套报道

在资讯日益发达的今天,威胁民众生命的突发灾难性事件一旦发生极易导致谣言产生 和社会的紊乱。因此,大众媒体应按照新闻自身的传播规律,将宏观信息与微观信息合理配 套传播,才有利于提高报道的质量,降低突发灾难性事件报道的负面效果,才有利于控制谣 言,安定民心,稳定社会。     

文化诗学: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的结合

应该总结文学理论三十年走过的路.我所提倡的文化诗学是:强调语言与意义、话语与文化、结构与历史本来的同在一个"文学场"的相互关系,给予它们一种互动、互构的研究.对于文学来说,语言与意义、话语与文化、结构与历史是两翼,应该两翼齐飞.     

“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辨析——与刘元春先生商榷

刘元春先生在《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 2 0 0 1年第 5期 ,以下简称“刘文”)中认为 ,在渐进改革的过渡期间 ,国有企业可以作为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制度安排 ,可以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器”、“技术扩散中心”、“社会福利的提供者” ,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