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学状况与《诗源辩体》的写作缘起

本文主要论述《诗源辩体》产生的创作与批评背景。《诗源辩体》是直接针对历代诗论与诗选状况,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的诗歌创作与诗论的种种倾向而产生的。明代前期以《唐诗品汇》为代表,许学夷评其述源流、序正变方面“率多谬误”。又批评明代中后期几种论诗倾向:偏重学习齐梁、晚唐诗的一派,以杨慎为代表;只提倡学习《诗经》与汉魏诗的一派,以徐祯卿为代表;袁宏道的“背古师心”与钟惺等人的“诡诞相尚”是其反对的第三种论诗现象。针对上述种种诗学状况,许学夷特别强调辨别体制的重要性。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之“两昆仑”新解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中的“两昆仑”所指为何。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在梳理前人诸说的基础上,从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结合诗中的用典和谭嗣同轻生任侠的性格特点进行分析。认为“两昆仑”系指两个维新志士群。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逃亡志士群和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留守志士群。     

论李东阳的《拟古乐府》

<正> 《拟古乐府》诗一百首,是明代李东阳在诗歌创作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李东阳在该诗集的前面写有一篇《拟古乐府引》,其末尾署的时间是“弘治甲子正月初三”。可见该诗集写于弘治十六年(1503)以前。这一百首诗在艺术形式上是模仿汉魏乐府的。弘治、正德年间,诗坛上出现了拟古的倾向。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也提倡“古诗必汉魏”“今体必初盛唐”。清初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曾把李梦阳的诗与李东阳的诗加以比较,他认为李梦阳的拟古诗是“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求其所以为空同(李梦阳号空同)     

袁枚的诗才论——“性灵说”内涵新探之一

清代乾、嘉时代的诗论大家袁枚(1716—1797)以倡导“性灵说”诗论著称于世,并与当时诗坛盛行的复古格调说及以考据为诗等诗风相对立。性灵说阐述了诗歌创作的某些艺术规律,于促进古典诗歌的发展不无意义,对针砭今日诗歌创作的一些弊端亦有可资借鉴的美学价值。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评:“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     

诗可以群：略谈元桔体诗歌的交际性

唱酬诗是儒家礼仪文化和人伦精神在诗歌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它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交往中扮演着多种角色。交际性是元祜年间苏轼文人集团唱酬诗中的突出特征。“以交际为诗”的元祜体在文学史上向来名声不佳,但平心而论,元祜体不仅未脱离孔子倡导的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而且把“诗可以群”的功能推向极致,扩大了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应起的积极作用。其在文学史上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将日常生活诗意化,即以艺术的竞技和应答来实现人的“诗意地栖居”。     

吴宓早期诗论概观

吴宓(1874—1978)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当时他是彼指为鼓吹“复古”的。近年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日益深入,学术领域民主气氛的日趋活跃,对吴宓思想及其作品的重新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对吴宓必部早期著作的分析,从一个侧面来透视他诗论的思想与学术价值。 一 重视诗的社会作用,是吴宓诗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吴宓先生诞生在近代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志士仁人特别是像康、梁这些文坛巨子们为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奔走呼号,不惜牺牲的猎猎壮举,给了他以深刻影响;加之他自己又一向将目光向着外部世界,对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政治改革的风云变幻及其对诗歌创作的规定和制约十分关注,这些一旦同他观念领域植根很深的“儒家诗论”发生碰撞,就构成了吴宓诗歌创作理论的重要特征。 传统儒家从重人事和入世的基点出发,把“兴、观、群、怨”看作诗的重要功能,从     

论王夫之诗乐合一论的美学意义——兼评王夫之诗论研究中的一种偏颇

近年来王夫之诗论研究普遍出现了偏于其情景关系的倾向。在认真阅读了王夫之的有关诗论以后,笔者认为“诗乐之理一”也是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他将诗与乐的关系明确表述为:“乐与诗相为体用者也”、“诗与乐相为表里”。乐为“体”、为“里”,诗为“用”、为“表”,王夫之如此强调诗歌与音乐的内在联系,把音乐视为诗歌的本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在“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口号的指引下,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出现了与传统言志观诗论大异其趣的三种变化。其一,以形式融化内容;诗的整体结构(即形式)上升为诗的本体。其二,以内在转化外在;诗的内在节奏统一外在声韵格律。其三,以时间率领空间;诗的节奏串连诗的意象。王夫之的这些新观念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对诗歌审美派理论的发展,更是对前后七子格调说与诗法论的纠正。     

论元人诗论中的“情性”问题

元人是怎样认识诗歌创作与作者情性之间的关系的?以下我们将分别从情性的主导性、制约性和诗歌创作的目的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元人普遍肯定“情性”是人皆有之的。而诗歌创作和作者情性的关系,则情性是主导的,诗歌创作受到了作者情性的制约;换言之就是:人无情性就无诗。 后期诗论者、诗人杨维桢曾有一文写他一次与“同年(同中进士者)黄子肃”等人“论闽浙新诗。子肃数闽诗人凡若干辈,而深诋余两浙无诗”,意思是闽诗胜浙。黄(闽人)是闽非浙的言论激恼了浙人杨维桢(杨籍贯乃今浙江绍兴),于是杨回击道:“言何诞也,诗     

白居易《新乐府》是好诗──与何林天先生商榷

白居易《新乐府》是好诗──与何林天先生商榷司马公平白居易的《新乐府》早已被文学史肯定是一组好诗。且不论它是否在当时形成一场“新乐府运动”，就其对后世关涉国计民生内容的诗歌创作的影响来看是有益的、积极的。其成就不容抹煞。可是何林天先生《从“新乐府”辨析...     

漫议诗与感情

<正> 一关于诗与感情的问题,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认为,这是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它涉及诗的本质、创作规律和社会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古人说,“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尽管后人对“志”的解释各有不同,但都认为感情是“志”的内容之一。有人说,感情是诗的生命,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的。因为诗不仅要以理服人,更重要的是还要以情感人。如果一首诗没有强烈的饱满的感情,就绝不可能激动     

“雄深迫扬马,妙丽该沈宋”——略论秦观诗的整体风格

长期以来,对秦观往往缺乏科学公正的研究和评价,对其诗歌创作,则多以“女郎诗”定论。但纵观秦观的诗歌创作,并不乏豪雄沉重之作。即如所谓“女郎诗”,在他现存的诗篇中,也仅占全部的四分之一。而且,这两方面的创作,均反映了诗人的审美情趣和所追求与表现的不同艺术风格。尤其他屡遭眨斥,到处飘零的经历,也使他的诗歌创作风格产生很大变化。这正说明大家之诗,其风格决不仅仅是单一的。     

日本生存的实感与中国诗歌的近代变革

中国诗歌的近代变革与日本有着很深的渊源 ,日本之于中国近代诗歌发展的特殊价值首先是一种生存实感的价值。从黄遵宪到梁启超 ,中国诗人正是在日本的实际体验中 ,发现了诗歌创作的“兴味” ,从而推动了中国诗歌的“革命” ,“新派诗”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与当时的“同光体”诗歌甚至“新学诗”根本不同的价值 ,这一价值的获得就在于中国诗人的前所未有的“日本体验”。     

齐梁诗歌的俗化趋势

齐梁时期的诗歌创作,存有“典正”、“事类”、“俗艳”三派,而“俗艳”明显居于压倒的优势,说明俗化已成当时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种俗化趋势,反映在内容上主要是指艳情诗和悲情诗的泛滥,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则是由晋宋诗的典雅奥博转向清新流丽。促使齐梁诗歌俗化的主要原因是南方民歌,尤其是吴歌、西曲的影响。     

于右任与近代革命诗潮的发生发展

1903年,继诗界革命的运动流波,国内掀起了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革命诗潮。为深度解析晚近革命诗潮对诗界革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透视于右任诗作诗话与近代革命诗潮的精神关联,从革命诗潮视域考察于右任三个阶段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于氏早期《半哭半笑楼诗草》诸作,在诗体诗风上尝试跳出“诗界革命体”的藩篱,补充和发展“三长”理论,在题材题旨上竭力宣扬民族精神、民主意识和反清思想,奏出了革命诗潮的先声。民元前后,于右任诗歌创作、诗学评论及革命诗刊创办的壮举,一方面固结了陕西早期同盟会成员,另一方面推进了东南革命诗群的蓬勃发展。靖国军运动前后,于右任革命思想逐渐成熟,其文学思考和创作实践,引领了陕西靖国军军人诗群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推进了革命诗潮。于氏将诗界革命引向新的高度,推进了国内革命诗潮的蓬勃发展。     

中国古代送别诗的分类

古代送别诗自《诗经》滥觞始 ,其后逐渐演绎发展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和类别之一。从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角度划分 ,送别诗可划分为送别诗与留别诗两大类。送别诗与留别诗都是以表达离情别绪为主的诗歌创作 ,但由于作者的身份、心境不同 ,因此在表达感情时各有侧重。     

杨万里的创作经历与诗论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经历了学习前人而最终推陈出新的过程。其诗深得“活法”精髓。他的诗论对儒家诗教的“美刺”说进行了新的阐释 ,认为诗歌是“矫天下之具”。他的“诗味”和“活法”说也具有美学理论价值。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环绕唐五代诗格中“势”论的诸问题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唐五代诗格中的“势”论,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势”的含义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尤其是被兵家借用为兵法概念,即兵“形势”和兵“技巧”以后,遂进而影响到东汉以后的书论,意谓字体的形状和结体的态势;影响到文论,即指文章的风格。至唐王昌龄撰为《诗格》,提出“十七势”等诗学概念,则谓诗歌创作中的运思和意脉的流转变化。至于皎然《诗式》、齐己《风骚旨格》、僧神《诗格》等,虽借用禅宗话头,巧立名目,然其所谓“势”论,也大抵与王昌龄相近,而与禅学中的“势”并无深层关系。     

借诗歌艺术手法增说部文采情韵 

唐人小说往往以诗行文，甚至融入诗歌的手法，形成一种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的创作倾向——“小说诗化倾向”。其原因固然是前代小说创作积累使然，然时代风气也不无影响，且小说的作者大都是当时诗人，而“行卷”、“温卷”的盛行又更加推动了这一倾向的发展。唐人小说的诗化倾向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李白饮酒诗与酒神精神

酒使人产生幻觉 ,诗激发人的想象。李白的饮酒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纵横驰骋想象的审美空间 ,陶醉在诗的境界中会体会出尼采所概括的“酒神精神”。这些诗歌既是李白极端的自我表现 ,又是他本质生命的展示 ,借助它们 ,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李白 ,体验李白的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