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奏艺术的文本呈现——论《白门柳》的文本情绪结构

长篇巨制《白门柳》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其以“节奏”艺术为结构指归,把文本情绪结构作为维系本体,追求一种文本情绪内在的完整性,从而超越了以情节和故事完整性为主的僵化结构理念,进而提出“结构即节奏”的主张。《白门柳》的这些努力,对当下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突围,具有重要启示。     

《柳如是别传》心理分析浅谈

《柳如是别传》是一部亦文亦史的奇书巨著,贯穿全书的心理分析,鲜明地体现了它的文学创作之特点。陈寅恪“以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塑的眼光和精神”,与三百年前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通过考今典和释古典相结合的诠释方法,将钱柳因缘诗章“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展示在读者面前,再现了明清鼎革之际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情感波澜。     

明清之际唱和词集与《花间》余波——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

唱和词集与词坛风会关系密切.明清之际唱和词集较多,文章仅限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共有五部唱和词集.这五部唱和词集重小令,内容多绮艳,风格尚婉丽,表现出<花间>词风的特征,这与当时词坛<花间>余波仍旧盛行有关.明清之际,<花间>余波有起伏消长.<幽兰草>体现它高潮开始的标志,<唱和诗余>体现它的新变;而<遁渚唱和集>的黍离之悲,<随草诗余>的人生感怀,则体现出运渐背离<花间>词风的趋向.     

云间词派论略

“云间派”是明清之际的一个重要词派 ,它结束了元明词中衰的困境 ,开启了清词中兴的门户。该派崇尚南唐北宋之词、倡导风骚之旨 ,推崇风流婉丽、含蓄蕴藉的审美理想 ,并实践了其词学观 ,创作了富于时代精神和现实内容又具有词体本色的婉约之词。     

明清之际时事剧的思想艺术特色

一 明清之际的时事剧,是明清之际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反映了明清之际重大的政治斗争和动荡的社会面貌,表现了戏剧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明确目的。正因为如此,在创作成就上,时事剧作品虽然有优劣、高低之分,但无疑地有其共同的思想倾向和共同的艺术特色。 明清之际时事剧有二十八本之多,但现存的只有七本,占四分之一。它们是:反映东林党人同魏忠贤阉党斗争的《磨忠记》(范世彦)、《喜逢春》(清笑生)、《清忠谱》(李玉);反映明朝政府镇压农民起义的《两须眉》(李玉)、《合剑记》(刘键邦);反映满洲攻明和明     

《桃花扇》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的杰作,它既串演了生动的传奇的爱情,又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乃至哲理思辨,而且具有艺术的审美意蕴,体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     

蒋平阶词作的审美取向与云间词派的式微——以《支机集》为中心

《支机集》是明清之际云间词派蒋平阶师生唱酬与家族唱和的词集。无论是在词调选用、论词蕲向,还是在题材、风格的取向上,都表现出了其力持复古、取法《花间》的倾向,如词调选用基本出自《花间》以及"专意小令"的词体形式,倡用"托情闺阁"的比兴寄托的手法,推崇温婉柔丽的词风等,而这正是云间词派变异的转捩点,同时也是云间词派走向衰亡的先兆。     

如何突破文学史写作的三大传统?──《明清传奇史·后记》

《明清传奇史》是一部断代的文体史,它展示传奇戏曲在明清两代由萌生到衰变的全过程,是传奇戏曲的一部完整的生命史．要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必须突破本世纪以来文学史写作的三大传统：一是进化史观的绝对指导,二是作家作品的时间组合,三是价值判断的任意介入．     

论唐人传奇的文体规范

我国的文言小说,主要包括笔记体和传奇体二大类:笔记体以《世说新语》等为代表,它们不重情节,献给读者的往往是一片断简、一幅素描、一个细节、一个印象……就在这零星的展示中,作家的情趣和独特审美感受呈现了出来;传奇体以唐人传奇等为代表,它们重情节,同时也重视意境、情调、书卷气……作家的主体情感便寄寓在这纷纭的世界中。 关于唐人传奇的文体规范,古代人似未系统地思考过。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十:“杂传记中多录鬼神灵怪之词,哀调深情,不异畴昔。然影响所托,理亦荒唐,故不能一一尽之。”用“杂传记”称唐人传奇,注意到了其“传”和“记”的体制,并指出其“哀调深情”的抒情色彩和“多录鬼神灵怪之词”的虚构特征,实属难能可贵,惜未能进一步展开论述。至于陈师道《后山诗话》所云:“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鉶所著小说也。”则专就裴     

柳如是嘉定之游补考

陈寅恪先生之《柳如是别传》对柳如是嘉定之游考证详尽,但受当时资料检索不便之局限,柳如是嘉定之游仍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唐先生遗稿》的发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唐先生遗稿》中关涉柳如是嘉定之游的诗篇与程嘉燧的相关作品互为补充和佐证,使柳如是嘉定之游得以更加清晰和完整的面貌呈现。     

“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四）──于心有安：《茗洲吴氏家典》所见“神主”排列的昭穆含义

明清以来,礼学著作汗牛充栋,探讨神主祧迁的专著与论断不在少数,《茗洲吴氏家典》虽然只是明清之际安徽休宁吴姓宗族的一份普通的家乘,但在此著作中,它系统的论述了神主祧迁与昭穆制度的关系。更为难能的是,因为昭穆制在神主祧迁这一方面历代学者众说纷纭,《家典》的解说虽然也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家典》引入了明清以来礼学家关于＂于心有安＂的治礼观点,认为祧迁之制,庶几神人两无相怨即可,这种论断,可以视为昭穆制度在明清的递嬗。     

明前期传奇"以时文为南曲"的创作倾向

明前期传奇是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两个戏曲高峰之间不可忽视的过渡环节,其创作总体成就不高,思想倾向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艺术方面则追求典雅骈俪,这种创作倾向可概括为“以时文为南曲”。明前期传奇是朱元璋推行全面复古政策、恢复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琵琶记》及其影响下“剧以载道”观空前加强的产物,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传奇的创作。     

“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论明末清初的精神状态

明清之际有无启蒙思潮 ,学界一直有争议。本文以为 ,若以在冲破传统桎梏、超越主流成见、倡论前人所未能言、未敢言的意义上来理解“启蒙”一词 ,那么 ,我们以为 ,明清之际是曾出现过这一精神状态的。能直接表现这一点的 ,一是明清之际富有批判意识的大儒辈出。如王夫之、黄宗羲、唐甄、吕留良、顾炎武、傅山、刘献廷、颜元等等 ,就是其间杰出的代表。二是此时精神活跃 ,议论纷陈 ,闻所未闻的石破天惊之论 ,比比皆是。如“为天下之大害者 ,君而已矣”,“凡为帝王皆贼也” ;“世儒不察 ,以工商为末 ,妄议抑之 ,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 ,商又使其…     

简论孙奇逢兼容并包的治学方针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5),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原籍直隶容城县,后改入河南辉县籍。17岁中举,屡经会试不第。明清两代多次拒绝朝廷征聘,而以讲学著述终其生。因长期在辉县夏峰村聚徒讲学,故有“夏峰先生”之称。有《夏峰集》、《理学宗传》、《四书近指》、《书经近指》、《读易大旨》等著作传世。他是明清之际学术大师之一,与黄宗羲、李颙一起被人们推尊为清初“三大儒”。他还是一位气节奇伟之士,曾勇敢地参加反对阉党和抵抗清军的斗争,获有“始于豪杰,终以圣贤”(申涵光《聪山集》卷3《孙钟元先生诔词》)的美誉。因此梁启超盛赞     

清代“红楼戏”在戏曲体制上的因循与新变

清代中叶,根据《红楼梦》小说进行戏曲改编是当时剧坛上的热潮之一,其成品有雅、俗两类,其中分属雅部的昆曲类则更具代表性,包括传奇和杂剧,然又以传奇居多。而明清传奇在其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格局,单就体制而言,仅在出数和出目、用曲和曲牌、脚色、开场和下场及生旦冲场等方面就有不少具体细致的规范。对于这些规范,《红楼梦》戏曲有遵守也有破之不守的,可谓因循与新变并存。     

明清之际词的中兴及其词史意义

自明天启至清康熙前期的半个多世纪里,数量众多的词人跨越明清两代,在同一风会所趋下相继而起,前后呼应,传承有序。他们一方面怀抱末世之心和故国之思,创作了一系列既不同于以往明词、又有异于康熙后期词风的感事性空前凸显、力度美空前张扬的变徵之音;另一方面在词学主张和创作风格上,改变了造成明词衰落的唯《花间》、《草堂》是从的单一化取向,开创了多元化格局,谱写了词的中兴历史。从文学史意义观之,这段历史既不属于明代也不属于清代,它标示了中国词史上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具体佐证了文学发展与朝代更替并不同步的事实,也告示了中国文学史以朝代史为框架的叙写模式的缺陷。     

“三言”、 “二拍”、《聊斋》与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

文学是时代的风帆,它总是得风气之最先。明清之际的反封建进步思潮,虽以哲学为主导,但站在潮头先声夺人的却是文学,而走在文学前面的则是小说。这一时期的人情世态小说,除了《金瓶梅》、《红楼梦》两个高峰之外,还有《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等四十多种,其中尤以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     

第一部四声谱——《周词订律》探论

杨易霖《周词订律》是民国年间编成的一部特点鲜明、成就突出的著作.是书以《彊村丛书》本《片玉集》为底本,参以诸本补选、校勘,订正字词与分片,又每于周词后附录他人"继声词"以作对照;创制了一套四声图式符号,于书中诸词一一严辨四声;不同于前人以文字标注句读,而以顿号表示"读"、以句号表示"句",详考句读.杨氏以醒目易记的图式符号,创为别具一格的体例,体现了他在词的四声、句法等方面既继承又超越明清词谱学家优秀成果的努力.《周词订律》第一次真正完成了四声谱的创制,是周邦彦词集传播史上的重要版本,也是研究词律与周邦彦词的可贵样本.     

柳如是与宋徵舆、陈子龙关系新证

陈寅恪先生所著《柳如是别传》对柳如是与松江名士的交谊考证甚为详备,但也有待发之覆:陈子龙、宋徵舆、李待问等名士是否曾同在柳如是处宴乐?李雯之《与卧子书》究竟作于何年?《柳如之轶事》所载杨宋爱情之内容是否属实?柳如是与宋辕文是否同庚?这四个问题表面上各自独立,实际上是有着内在联系的:解决第一个问题同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关键均是考订陈子龙与宋徵舆何时定交;厘清第三个问题与第四个问题才能较全面地重现柳如是与宋徵舆的情路历程;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提出均源自对《质直谈耳》所载故事之真实性的怀疑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是能对《柳如是别传》有所补充和修正的。     

陆游《钗头凤》是“伪作”吗——兼谈文本中“宫墙”诸意象的诗词互证

陈桥驿径指陆游《钗头凤》词为伪作;吴熊和以为该词宫墙柳一语不合沈园周边环境。事实上,陆游的确在沈园题壁,而且是为他的前妻唐氏,这有《剑南诗稿》大量诗作为证,其题壁的事件、地点、意象都与《钗头凤》词有呼应处。最早记录《钗头凤》为沈园题壁词的陈鹄是陆游生活圈内的人,目击《钗头凤》词题于沈园之壁,这应该是可信的。迄今为止,学术界对《钗头凤》词本事有质疑,所举的理由都还只是一种猜测或推论,不具备推翻原说的分量。在《钗头凤》词的解读过程中,应避免臆测,要重视《剑南诗稿》中诸多沈园诗的内证。这毕竟是陆游留给后人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