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要重视中国近代百年史的研究

近年来,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对中国近代百年史的研究与讨论已更加活跃起来了。在经济史方面,已展开了近代经济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等问题的讨论;在政治史方面,已展开了义和团,辛亥革命等问题的讨论;在历史人物方面,已展开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治学术思想等问题的讨论;同时,对近代史料的调查研究和整理,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已出版了《洋务运动》、《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钱庄史料》等等。这是当前学术界的良好现象。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百年史,不仅是近代史专业研究工作者的事,恐怕大家都应     

兼及"著作"与"文章"--略说《国故论衡》

作为近代学术大家,章太炎的特出之处在于,不满足于对具体学者、著述或思潮的考辨,而是“全史在胸”,借助旧学新知的融汇贯通,透视三千年中国学术流变,并试图为现代中国学术建立牢靠的根基。而1910年刊出的《国故论衡》,最能代表章太炎的学术风貌。这是一本精心“结构”的“著作”,实虚结合,充分体现了章氏治学的特色。     

贵创·博证·致用——读杨虹《近二十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

杨虹的新著《近二十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在学术浮躁的当下,可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力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衡量学术研究的标准有三：“一日贵创”,“二日博证”,“三日致用”,诚乃的论。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人云亦云之作实为学术垃圾。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日：“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综观杨虹的《近二十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无不切合梁氏之论,其是一部观点新颖、论证缜密、切合时代脉搏的学术著作。     

荣孟源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主要成就——以《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为讨论中心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荣孟源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和编辑工作,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和近代史料学成果,凝结而成《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基础。荣氏史料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初步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理论体系,科学论定史料学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明确提出史料的阶级性论断,同时坚持史学研究要实事求是;从史料形式、性质、版本、内容等多重角度对史料进行分类,加深对史料性质的认识;此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料考证的内容与方法,将考据、辨伪、版本、目录、校勘、辑佚等传统学术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     

日本的中国元曲研究——以东京帝国大学的《西厢记》翻译为中心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东京帝国大学建校以来具有师承关系的几位代表性中国学家——冈岛献太郎、笹川临风、森槐南、久保得二、盐谷温以及仓石武四郎、长泽规矩也等人,对《西厢记》展开了持续的翻译与研究。他们的研究具有特定的学术谱系,这种研究在日本的中国戏曲小说研究谱系之中也具备不可或缺的地位。从日本近代以来的中国学研究视阈来看,其在近代日本中国学学术建构中也具备开创性作用。     

《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

本文指出如下一种学术现象 ,即西方和日本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 ,大都比较注重语言文字的辨析和史料证据的确凿可靠 ,但不尽然。学术规范的确认和坚持 ,毕竟是两回事 ,两者不一致 ,涉及更为深层的复杂学术关系。文中就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择要举证辨析。并认为造成如此误读的原因在于其学术偏见支配了他对史料的失实处理 ,其学术偏见是 :像中国这样的社会 ,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 ,只能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     

英国政府的"一个吵闹而多嘴的朋友"——《泰晤士报》对列强侵华活动的报道及其影响(1897-1899年)

英国《泰晤士报》有关中国晚清时期的大量报道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的珍贵史料。本文以该报有关1898年前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活动的报道为例,指出这些报道不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更须注意的是它代表的公众舆论力量当时已成为影响英国政府有关决策的一大因素,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期中国高校校报的史料价值初探——以《北京大学日刊》为个案

本文试从中国近代报纸和史料价值的关系入手，考察早期校报的特征，进而以《北京大学日刊》为个案，分析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国思想史、新文化运动史、学术史以及历史人物研究等方面的史料价值。     

粲若经传 继乎六籍——论《史记·五帝本纪》采纳《孟子》的学术史意义

《五帝本纪》是《史记》首篇,也是司马迁极用力之文。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史料选择中除了采用儒家的经典《尚书》,对《孟子》也尤其关注。在《孟子》尚未成为经书而处于辅经地位的汉初,司马迁对《孟子》中有关尧舜题材的采纳,具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这不仅表达了司马迁对史料选择的审慎态度,也传达出司马迁对《孟子》的儒家学术经典地位的最早肯定。     

“通识”与“通览”

“通”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术思想,也成为一种著述体例。一种是思想与理论上的通,如《史通》《文史通义》;一种是文献上的通,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两类虽然形式有很大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一种求通的意识。从中国学术史来看,求通的意识与学术追求,往往是在学术积累己经十分丰富时候出现,因为只有在总体的积累己经足够丰富的时候,思想上的“通识”与文献上的“通览”才有可能同时在这样的时候。而这样的时候,学术上的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所以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以“,求通”的学术意识与“通”这一类…     

中国近代“法理”话语的传入与演化——以吉林大学藏程树德编《法律原理学》为中心的考察

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法律原理学》油印本，目前所见为孤本。该书为近代著名法学家程树德任教京师大学堂法政科大学时期(1910—1912),为讲授“法律原理学”课程编写的讲义，撰成时间或不晚于1910年3月。程树德在书中对法理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表现出融贯古今的学术素养与会通中西的学术胸怀，也表现出放眼寰宇的学术视野。由于近代西方法学传入中国的途径及其本人的留洋经历，以日本为师的痕迹较为清晰，但这并未影响其对来源知识及学术话语的发展。《法律原理学》作为目前所见近代最早由国人编写的阐述法理学基本问题的学术作品之一，较之清末翻译的国外法理学著述与晚近国内学者的法理学专著，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综合作者、内容、版本、性质及时代等多重因素，该书对于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及课程设置研究，对于近代“法理”话语传入与演化的微观探索，对于近代法学人物的跨学科考察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荀子》与《管子》、《晏子春秋》的关系考论

荀子是先秦时期集大成的儒家大师,《荀子》一书近年来已经被认作是荀子思想的实录。而《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向来被学者们认为是比较复杂的作品。所以,近代以来将此二书判为“伪书”的情况是层出不穷的。《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尽管成书比较复杂,但是却包含了诸多先秦时期的思想内容,是值得我们研究先秦思想史注意的重要资料。此外,《苟子》书中所见与此二书的相通相近的情况,也说明了苟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近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在中国学术转型中的作用与局限

中国传统学术历经几千年,源远流长、自成体系,但到近代,即在“三千年末有之变局”之际,逐渐向现代学术转型。在这转型过程中,西方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的引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论者甚至认为这种转型“实际上就是从传统的文史哲不分的‘通人之学’,向现代分科性质的‘专门之学’转变。”（王桧林：探寻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轨迹。《光明日报》2005年2月3目）但是从目前中国学术发展过度强调线性学科分类情况看．学科分类体系亦有其局限性。     

肉死象之白骨:唐修《晋书》中小说史料的“细节”意义

唐修《晋书》由于大量取材于小说的缘故,自成书之日起就受到许多学者的诟病。其实,《晋书》采用大量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叙事风韵摇曳,人物精神生动,犹如“颊上三毫”,体现了小说史料在《晋书》修撰中的“细节”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晋书》作者也艺术地运用小说史料,那些看似闲散之笔的小说史料,正是曲折隐晦地反映历史真相的珍贵细节。《晋书》对小说材料的取舍,有着深刻的意义,这或许正是《晋书》作者的“春秋笔法”。总之,《晋书》中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历史叙述更圆通、更完整,正像是“肉死象之白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纵横辨“丁”“口”——宋代人口问题再考察

宋代的人口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关于北宋的人口统计,《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一条未曾发覆的源自国史的错误记载。因辨误而罗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统计数据,由“丁”“口”记载之异引发问题意识。参稽《宋史》《宋会要》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相关记载考证,认定宋朝人口统计的“丁”“口”均为承担赋役之人。进一步运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方法,通过对《永乐大典》收录方志史料的考察,为“丁口说”增添证据。同时根据迄今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金史》《元史》中关于金末和宋末的两组人口数据,以及《通鉴续编》中关于北宋前期西北地区的人口数据,对10至13世纪的中国人口已超过1亿的学界既有推测,做出了补充论证。     

《切韵指南》的列字和空圈──《切韵指南》研究之一

《切韵指南》是汉语等韵学史上著名的五大韵图之一，是研究等韵学和近代语音史的重要史料。《切韵指南》的依据是元刊本《五音集韵》。通过分析《切韵指南》的列字和空圈，可以校正《切韵指南》的讹误。空圈是韵图的重要内容，向为研究者忽略。从《切韵指南》的“○”中也能看出语音的变化来。     

初创与杰构——论鲁迅的中国近代小说研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对中国近代小说进行了系统调查和重点择采,抉发了大量研究史料。他把近代小说确立为中国小说史的重要发展阶段,并且将辑佚、考证、辨伪等传统学术方法与类型批评、比较法等整合成科学的小说研究理论方法,显示了卓越的史识,为中国近代小说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和现代范式。     

《〈康藏前锋〉〈康藏研究月刊〉〈康导月刊〉校勘影印全本》刍议

民国时期著名的边疆研究杂志《康藏前锋》、《康藏研究月刊》和《康导月刊》,以研究康区为主,兼及西藏及中国其他边疆地区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边界等问题,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随着时光的飞逝,目前寻找这三种康区研究杂志的全本,已属不易。近期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康藏前锋〉〈康藏研究月刊〉〈康导月刊〉校勘影印全本》,虽是对于这三种期刊的影印再版,但却原真、完整呈现了这三大康藏研究期刊的原貌,这对于康藏研究、藏学研究乃至西南区域研究具有重大的史料和学术价值意义。此外,《全本》在编纂体例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既是当今史学繁荣的体现,也是推动相关研究继续进步的基石。     

书场内外:新见《申报》所载扬州评话相关史料考释

新发现《申报》所栽扬州评话相关史料十六则,均不见于相关研究论著.胡廷龄《扬州评话小史》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关于扬州评话发展史的学术文章;老舒《记扬州评话家康、王》一文记载了康又华、王少堂等名家在沪上书场的说书时况,并进一步提出了扬州评话“追古励今、雅俗共赏”的重要艺术准则.同时,《申报》中有十四则关于扬州评话在上海各电台和书场的演播说书史料,关涉到张少夫、郎照明、王少堂等艺术家的相关曲目,这标志着百余年来扬州评话作为一门以书场为中心的讲演艺术,首次迈出书场之外,以“无线传输”的时兴方式进行演播,极大地拓展了其传播和普及程度.通过这些史料考梳,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扬州评语历史起源与发展的认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