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我国传统"德治"思想与现行的治国方略

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德治”思想 ,特别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和与现代德治的对比分析 ,论证了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论“三个代表”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内在统一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略和“三个代表”思想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重要思想。本文从必然性、重要途径和实践要求三个方面探讨了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以深化对这两个重要思想学习和认识。     

认真贯彻"以德治国"思想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本文认为江总书记"以德治国"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理论创新,坚持"以德治国"方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要求.落实"以德治国"方略必须抓住重点,推进"以德治国"必须营造浓厚的德治氛围.     

浅谈"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党的十六大把依法治国和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奋斗目标之一 ,充分突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非常正确的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与中华民族精神

以德治国与中华民族精神自古就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古代以德治国思想即重视整体利益、以德为本、自强不息、尚贤、重行、诚信等,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旨。当代以德治国方略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全面的拓展和提升,以德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施政纲领。     

治党治国理论的系统展示与重大发展——学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在治党治国方面不断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尤其是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大方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治党治国理论。     

试论“以德治国”方略的历史沿革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辨、理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评析甄别传统道德与传统美德的功过,科学界定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异同等,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以德治国"的方略,全面理解"先进文化"的蕴含,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共政策的价值导向：“德治”行政哲学模式的突破

本文通过对儒家“以德治国”思想进路的分析,指出了对儒家“以德治国”行政哲学的三种片面理解,提出了儒家之“德治”乃“贤民政治”或“民治主义”而非“贤人政治”或“人治主义”的观点。最后论述了“以德治国”在历史上未能实现的原因是形成了闭循环,并提出公共政策的道德价值导向是突破“德治”行政哲学模式闭循环的关键。     

“以德治国”与政治社会化

进行政治社会化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首要而关键的问题,因而我们必须找到推进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方法,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政治社会化,所谓政治社会化就是一个社会对该社会政治取向和社会模式的学习、融合、传播、继承的过程。“以德治国”为新时期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探索“以德治国”与政治社会化的关系对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以德治国”是新时期政治社会化价值导向和核心内容;“以德治国”是新时期政治社会化的最佳方式;“以德治国”能更好地促进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发挥。     

“法治”与“德治”构成完整的治国方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 ,但二者的内涵和实施方式不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道德经济 ,因此 ,既要加强法制建设 ,又要加强道德建设。目前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给合起来 ,发挥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双重作用 ,才能构成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论应用伦理学的判例模式

应用伦理学的"判例模式"可以取代日益受到质疑的"工程模式"。"判例模式"的运用是在伦理委员会这个"道德实验室"里进行的。它指通过一定的程序,在先前的与现实的道德事件的比较权衡中来解决道德困境,作出道德决策的过程。应用伦理学的"判例模式"的确立,有助于通过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实现道德与社会需要的动态统一与均衡、创造出新的道德结构。     

论公民道德教育的层次性

当前 ,开展公民道德教育 ,推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关键是要落实与加强公民道德教育的层次性。我国现阶段出现道德失范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道德教育层次性的不力 ,甚至缺失。因此 ,应从道德教育目标层次、内容层次、方法层次等角度入手 ,以求道德教育取得显著效果 ,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得到切实贯彻落实     

权力的善恶之辩——西方权力德性思想之镜像演进

权力的善恶问题很早便为思想家们所关注。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仅侧重在儒家政德"善"的演绎上,而在以"法治主义"为文化基因的西方,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权力仅有"恶",并"以恶制恶"。事实上,西方思想家有关权力善恶问题形成四个流派,即以权力理想主义为代表的权力之"善"说,权力契约主义为代表的"必要恶"说,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绝对恶"说和行为主义"纯科学"为代表的"价值中立"说。他们从各自的立场与需要出发,系统阐释了权力的善恶问题,从而构建了一道独具风格的权力德性思想的镜像。     

我国高等学校决策制度重构的理念与思路

在高等教育转型期，高校决策在高校管理中的地位逐渐凸显，高校决策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制度创新，高校内部决策任务重心的转移也必然要求决策体制和路径的适应性转换。为与高校“自我发展、自我约束、面向社会依法办学的法人实体”的地位相适应，应在考虑我国管理传统、高校管理规律及高等教育法规的前提下，按照分层决策和分类决策并重，健全决策、咨询、执行、监督的决策运行机制，决策主体的多元化、民主化等基本思路重构我国高等学校决策制度。     

论高校处分权与学生权益救济的路径选择

目前,高校学生为维护自己的权益状告母校的诉讼案件,尚未真正引起高校管理者对依法治校之迫切性的充分认识,高校仍然停留在理念层面的探讨中,侵权行为仍在继续。这主要表现为学生的受教育权、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权、获得公正评价权,以及行使陈述权、申辩权、申诉权和诉讼权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基于此,构建学生权益的法治保障体系,拓宽学生权益救济路径应采取的举措为:加强宣传教育,提高高校管理者、教师的法治意识和学生的维权意识;完善教育法律法规,明确对高校责任的追究机制,限制其自由裁量权,将学生学籍的取得与剥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依法治教,实现学生管理法治化。     

"九品官人法"名称考辨

"九品官人法"通常被称为九品中正制,此外还有诸多异名、别称.名称是对事物的称谓,是区别事物彼此的符号,名称的随意称呼,无疑会造成认识上的偏颇、混乱以至对话的困难.九品官人法研究中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而学界对此却重视不够,学界少数学者就此问题展开过讨论,亦未达成共识,甚至造成了新的混乱,有些观点也很值得商榷.经过考辨,文章认为"九品官人法"是曹魏时期陈群创立的选士制度的全称,"九品"是其简称.而"九品中正制"等称谓,是后世学者随意为不变的历史所更定之名,破坏了该制度"名"与"实"的对应关系,妨碍了人们对这一制度本来面目的认识.因此,笔者主张应废弃"九品中正制"等异名、别称,循"九品官人法"之"名"而责其"实",以摈弃成见,重新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这一制度.     

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权力冲突与完善

现代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体现为高校内部各个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力配置,以及它们相互间的作用关系。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办学自主权的扩大,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高校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自我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中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交织与作用、冲突与协调,都将对学校事业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在实体价值层面的最大特色是司法的宗法伦理理性。“经义断狱” ,充分体现了儒家之礼对中国古代司法活动的影响 ,礼治主义成为中国传统司法的最高原则 ;“德主刑辅” ,着力提升道德在中国古代司法中的重要性 ,深刻反映了传统司法的德治主义精神 ;“御笔断罪” ,形象地表现了皇帝对司法的控制 ,透视出中国传统司法中皇权至上的实质和鲜明的人治主义色彩 ;“和谐与无讼” ,代表着传统中国人对诉讼司法目的的理想追求 ,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最高的价值理想。     

Alcoholism as Sickness and Wrongdoing

It is now commonplace to call persons sick when their wrongdoing becomes entrenched, extensive, and extreme. This mixing of moral and therapeutic categories seems incoherent if we uncritically embrace a morality-therapy dichotomy: Behavioral problems like alcoholism are either moral or therapeutic matters, but not both. This paper dissolves the dichotomy by arguing that chronically abusive drinking is simultaneously a sickness and wrongdoing. Alcoholism is at least partly a self-inflicted impairment of responsible agency that has unhealthy consequences and usually requires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Morality and therapy are not inherently opposed. Morality enjoins compassionate helping and nonjudgemental therapy, and therapy is rooted in moral values of caring and respect. The polarized positions of Herbert Fingarette in Heavy Drinking and George E. Vaillant i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lcoholism are reconciled by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ir accounts of the condition,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cure of alcoholism.     

工科院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存在的困境与办学特色探讨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我国设立以来,在经历了前十几年缓慢发展以后,最近几年进入了一个快速扩张时期,国内高校尤其工科院校开办社会工作专业的数量成倍增加。社会工作注重应用性、实践性和操作性的特点与很多工科院校或以有工科背景的综合性大学的办学方针不谋而合。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的问题。把社会工作专业办成工科院校的亮点和特色,就要在办学过程中充分体现工科院校的应用型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