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文学史"说话"的福柯--也谈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问题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 ,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重新发掘和评价 ,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 ,可以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知识谱系学”方法 ,运用于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原则、方法以及历史分期的探索 ,并提出将“知识考古学”作为当代文学史的一种写作方式。但由于对二者语境化的处理和对知识 ( savoir)这一环节的忽视 ,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读、误用 ,使得人们对这种探讨的有效性产生了质疑。     

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

在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进程中,探寻文学史自身的话语和问题非常重要。中国文学史家自觉将世界文化交流意识融入了文学史写作,高等教育的体制和思想方法也直接影响了文学史的叙述。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虽已成为过去,但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有着永恒意义。文学多功能的认识和教育素质的文学培养,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更加密切的联系,都将为文学史未来写作提供新思路、多途径。     

知识·权力·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侧面

文学史是一种知识,它的撰写与生产是权力运作的一个结果.知识-权力的关系是多重的,而且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是文学叙事权力对经验事实的原始关注,作为知识的文学史,还必须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力量重建文学秩序,确立文学史知识范畴和价值标准.因而,几乎很少有一个作家或批评家完全按照"中性"材料来叙述文学的事实,他们在强调所认同的某一文学价值时,潜意识中总希望自己的判断能被他人所接受.文学叙事,即构成了对一种权力普遍性的寻求.     

“简单中断”与“历史联系”--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问题研究

如何叙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问题 ,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期待。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 :只有改变“简单中断”的观点 ,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整体性”构架才能实现。文章以“创作方式”、“现代主义”两个条目的释文变化为例 ,提示了极“左”文艺思潮的产生有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的过程。因此 ,需要在“历史联系”中研究“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整个当代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一段问题史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段问题史。本文主要考察了“重写文学史”的话语背景、理论预设和实际效果,认为它在反思既有文学史写作的单一性与政治性的前提下,试图解构传统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图景,追求文学史叙述的审美性和个人性。文学史的“重写”使文学史回到了文学本体,实现了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也使中国文学史在现代知识谱系的构建中逐渐旁落和边缘化。     

文学史的叙述问题--文学史学的基本话语研究

我们必须确定一套建构文学史的基本理论话语体系,确定"文学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范畴所必要的理论范式.本文着重阐述了文学史的叙述框架问题、文学史的叙述形态问题、文学史的叙述时间问题.     

知识与控制——论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再评价、再生产和再传播

大学并非只是实施教育的机构,同时也是掌握知识并加以再生产的传播中心。在文学教育方面,大学承担着讲授、评论、组织文学史生产,并将作家作品经典化的一整套程序,在此意义上说,大学教授变成了现代知识的裁判者和传授者,拥有教育体制所赋予的多种权利。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三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所作的再评价、再生产和再传播,发挥了"重说"经典、规范知识的作用。     

"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八十年代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构成内容之一,对八十年代文学的不断阐释就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重返八十年代"的背景下,阐释和反思八十年代文学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知识谱系和方法的支持。以八十年代文学的基本问题为研究重点,在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梳理八十年代文学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对八十年代文学与前后文学史的关联点、"纯文学"自身的丰富性以及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复杂关系等问题进行再思考。由此在新的学术路径中重新解读八十年代文学和与之相联结的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漂移性,不宜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进入文学史叙述.相对而言,"民国文学史"概念不但内涵稳定,而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学史叙事成规,因而显得更其有效.运用"民国文学史"指称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够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运用的混乱,而且能将此前被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史叙述之中,对于民国以来文学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划分以及文学史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阶级话语的转换与形成

文章从知识考古学的视角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坛阶级话语的形成过程,认为这一话语模式由政治 领域转换而来,形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文坛。苏区文学的文学史价值在于它将阶级话语这一 新的文学话语引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坛。     

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李大钊对历史学几个相关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诠释

对历史学的几个相关概念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诠释 ,是李大钊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方面。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 ,李大钊对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等概念进行了科学的诠释 ,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体系做了基础性的工作。通过研究李大钊对有关历史学概念的诠释 ,能够为进一步系统地研究李大钊的史学理论体系 ,提供认知的前提。     

公共史与环境史

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马丁·麦乐西在北京大学就公共史和环境史进行了精彩的演讲。他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介绍了公共史在美国的兴起、发展及其与学院派历史的异同。在谈到环境史时,他主要介绍了两个内容。一是汽车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认为汽车不但塑造了美国的城市,还改变了美国的景观。二是美国环境正义运动,认为从民权运动借鉴的权利观念为环境主义运动吸引了新的支持力量,扩大了它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改变了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方向。马丁的演讲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对中国环境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有借鉴价值。     

历史理论与历史实在

历史实在的形而上学特征往往导致了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对它的忽视。事实上,历史理论往往会在内容上排斥历史实在,而在理论预设中承认历史实在的合法地位。历史实在作为绝对预设,是历史理论科学性的有效保障,如果说科学的理论总是有其自身界限的,那么对于历史理论而言,它的限度与历史实在这一预设密切相关。厘清历史实在与历史理论之间复杂的关系,可以从康德的“范导性”与“构成性”两个概念开始。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

环境史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进行总体的动态的考察,自然环境被视为积极参与历史活剧演出的能动因素。这种思想对史学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用环境史的视野(即现代生态理念)观察经济史,可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自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消费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等等——加深或刷新我们的认识,使之成为经济史学科新的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辩证的分析。环境史研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理论支持和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也可以从环境史的学术实践中获得丰富和发展。     

从社会史到社会生活史——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忻平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编辑(以下简称编):忻老师,您好!您自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您的研究范围广泛,对现代化进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社会史以及中日关系、日本佛教等方向都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您的代表作<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一书,1996年出版以来,对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也在去年修订再版.该书内容极为丰富,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语言学,甚至营养学的相关理论在书中都有涉及,可谓蔚为大观,您能不能谈谈这部著作的基本观念与写作情况呢?     

记忆与历史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历史撰写的一项中心任务是保留和传承记忆。本文并不否认历史与记忆相关联,但论点是,在某些意义上二者是对立的。与我们时而听到的一些观点相反,记忆并非历史的基石,因为历史经常会与记忆背道而驰。历史学家可以将记忆作为史料加以利用,并借以建立起对过去客观发生之事物或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之事物的叙述。历史学家也可以将记忆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研究。然而近来,一些人给予一些形式的记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这与历史态度相去甚远。我们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有肯定的功用(肯定一些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抑或可以有否定的功用(批判这个共同体为自身创造的神话)。这两种极端我们都无法拒斥。但本文结论中肯定了批判的一端,因为在时下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的肯定的表达不绝于耳,历史被视为专门利己的知识“话语”的一种形式,同时多种形式的记忆也不断挑战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为需要批判的态度。     

口述历史与历史的重建

本文试图重新审视口述历史价值 ,指出在史学整体化和大众化发展趋势的浪潮中 ,口述史学的主体性特点并未损伤其价值 ,而是在新的理论和视角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历史客体的重新诠释和解读 ,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实现了对历史的重建 ,从而肯定了口述史学在深入探索历史真实面貌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碑文里的历史与历史里的碑文--对清代行会研究中史料运用的一个批判性反思

碑刻文书经常被清代行会研究者用来重建当时的历史图景.可是碑文(的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实,只有在细致地分析了碑文(的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情景和文本的产生过程,碑刻文书才能用来复原相应历史的事实片段.     

史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比较史学——访刘家和教授

问:您长期以来兼治中国史和世界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研究路径和治学方法,取得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就。这必然伴随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的信念,同时,您早年的求学经历也一定会在您的学术道路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可否请您先回顾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刘:我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     

卫生史与环境史——以中国近世历史为中心的思考

卫生史与环境史不仅在研究旨趣上相当一致,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交集,卫生史关注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同样也是环境史的研究课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卫生史可以囊括在环境史之中,而是说就环境史研究来说,从卫生史的角度切入来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这除了内容和旨趣上接近等缘由外,还因为从卫生史的视角出发,对促进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并更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学术颇有助益,而且从卫生史的角度可以为我们构建和谐而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供一些深层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