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路线”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兼论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大势和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之道,是研究当今日本走向及中国对日关系的有机部分。"安倍路线"推动的"正常国家化"成果显著,但囿于内外条件,日本国力发展的突破性跃升及战略走向的颠覆性裂变尚难发生。其对华认知及政策兼具"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日趋消极但有底线国家理性,不完全排斥构筑和平与互利的低阶中日关系。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势与位相,从大历史看是恢复到相对的"中强日弱"常态但有新特性,从复交后历史来看是战略关系的变质及固化。这种复合状态决定两国关系的"极端好坏"不易发生,但磕碰与博弈是常态,且历时较长。构建一定共识之上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两国之需,也有实现可能性。为此,中国需要明晰目标、统筹规划、引导塑造。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北平的经济掠夺和压榨

<正> 掠夺华北资源,实现日本、满洲、华北经济一体化,是日本侵略者的基本国策。1937年12月24日经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事变处理大纲”里面关于“华北处理方针”中,明确提出“经济上以建立日满华不可分离的关系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侵略者依靠它的军事力量的进攻和对占领区的军事控制,在经济上或者进行野蛮的直接劫夺,或者进行掠夺性的强制开发。     

中日经济关系与中国工业化

一、中日经济关系对中国工业化的贡献中日经济关系包括中日贸易、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日本政府对中国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 (ODA)、中日政府科技合作协定、两国间官方和半官方以及民间的经济知识交流等内容。通过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 ,日本在向中国提供工业化所需的技术、资金、市场以及经验知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 )日本在向中国提供工业化所需的技术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日本向中国工业化提供技术的主要渠道有 :技术贸易、直接投资、日本对华ODA中的技术援助部分以及两国政府间的科技合作等。1 .技术贸易日本是中国引进技术的…     

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浅析

"政经分离"是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要政策之一。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安倍内阁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政经分离",一方面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另一方面不断强调两国应就推进经济合作展开对话,并意图用"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在渲染"中国威胁"的同时,重拾"价值观外交",积极构筑对华的战略对冲。对此中国除继续坚持"政经不分离"的原则外,还应以"两手对两手",强调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进一步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近代日本对华金融政策研究

近代日本的崛起是与对以中国为中心的殖民地掠夺分不开的,而对华金融政策是其殖民地掠夺的核心政策。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深入,其对华金融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其金融掠夺体系最终随着法西斯统治的崩溃而瓦解。     

菅直人内阁对外政策调整浅析

菅直人内阁成立后改善日美关系,在钓鱼岛事件后加快调整对外政策,重视日美同盟,完成防卫大纲修订,加强对华防范和构筑制约中国的国际联盟,同时在经济等领域开展与中国的互利合作,并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协定。菅直人内阁对外政策依美防华的特点,反映了日本在中国国力上升形势下重建对华关系的新思考和新动向。     

论中日复交前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对中日关系现实的启示

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顺应美国的对华战略需要,并服务于战后重经济、轻军事的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为了在周边构筑日本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供给地与产品市场,日本在台海两岸之间制造出彼此相互防范、敌对、竞争的局面,从中坐收两岸中国人争取日本之利。本文从国民党政权“以德报怨”对日外交的失败,分析日本对华战略的实质与特点,以及其现实影响作用。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及其国家形象的构建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手段介入中日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战略意图。具体来说,日本通过加强各层次人员交流、吸引中国民众赴日旅游、宣传以动漫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推广日语教育等方式加强对华文化外交,试图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心中构建一种和平的、酷的、文化的国家形象,其实质是以文化为手段,渗透其价值观,从根本上为"大国化"目标服务。虽然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缺乏真诚的态度,对华奉行双轨文化外交,导致其对华文化外交的成果有限。     

中日加强区域及双边经济合作的动态及动因分析

2018年是中日关系重归正轨、巩固稳定及持续走稳的重要一年。在"政治引领、经济搭台"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在反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单边主义、推动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上同频共振。日本之所以急于改变对华战略,发展对华合作关系,主要是因其迫于美国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压力,担忧其自身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同时,其也希望借推动对华区域经济合作,推进落实自身的多个战略部署。需要注意的是,因日本对外政策缺乏独立性且存在严重的"亲美"倾向,美国因素仍是影响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外部变量。     

战略跟随与外交主体性：印太视域下的日本对南亚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合作,不断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外交投入;但是,南亚国家之间的国力、政策取向等殊为不同,日本难以将南亚国家完全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日本对南亚的外交,一方面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紧随美国的战略脚步,战略跟随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外交主体性逐渐显露。中国应高度重视其外溢性可能产生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好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日本对华“经济联系战略”此判性分析

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使得在国际社会利用经济手段为国家政治目标服务即“国际经济政治化”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一国通过经济手段为其政治目标服务的对外战略实质上是一种“经济联系战略”。本文在辩证认识“国际经济政治化”理论本质的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日本对华“经济协力”这种日本式的“经济联系战略”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从而认为,在后危机乃至更长远的未来时期,伴随经济的进一步崛起,在中日经济的相互依存中,中国亦可以应用“经济联系战略”来服务于国家对外政治目标的实现。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变以冷战结束为分界,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70、80年代,由于中日两国国力相差悬殊,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抱有优越感、负罪感及对中国广阔市场的期待感,将中国视为"友好伙伴",为推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冷战后,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政界人士在保持对华积极认知的同时,也逐步将中国视为潜在乃至现实的"竞争对手",陷入既视中国发展为"机遇"、又看做"挑战"的两难境地。     

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威胁”认知

数据安全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新议题,也是中日博弈的一个新领域。在数据安全领域的中日互动中,日本认为中国的数据安全制度“威胁”其经济安全。2021年爆发的日本通信软件LINE数据漏洞事件与腾讯投资乐天所引发的美日联合监管事件,都暴露出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怀疑与担忧。究其原因,既有美国刻意塑造日本对华敌意的因素,也有日本主动迎合美国而固化同盟的利益需求,亦有中日国力逆转造成日本心理认知发生结构性转变的影响。数据安全作为一个新兴的安全领域,将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随着中国数据安全制度和法律体系的渐趋成形并日渐完善,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威胁”认知将极大影响中日两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合作关系,日本的部分反制措施也会影响中国数据安全治理模式在国际上的推广。     

近年日本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差异

二战后日本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往往被视为一体。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日美两国基于在全球、地区及国家等几个层面的不同战略考量以及各自所处现实和历史的不同,在对华政策上开始出现不甚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诸多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相对于对华需求更多而力争合作防范并举的美国,日本表现出更多的消极对抗,从而显示出两国在深层次上对华认识的不同。     

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CSSCI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主要通过高层沟通、捐赠物资等手段来合作抗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话语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温情。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岸田文雄首相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日本对台政策调整中的美国因素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先后三次调整对台政策。在导致对台政策调整的众多因素中,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对台政策变更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为有效实施亚太战略,极力对日本施加影响,力图将日本的对台、对华政策纳入美国的亚太战略框架;而日本由于在安全等问题上有求于美国,加之自己也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发挥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国际作用,也始终把从总体上保持日美“战略一致”,加强日美基轴关系,视作处理对华及对台关系的指导性方针。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因素对日本调整对台政策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试图立足于这一视角,分析日本…     

"中国威胁论"之虚实考证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有关“中国威胁论”和“日本产业空心化论”纷纷出笼。从一般分析看 ,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各自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需要 ,从两国贸易关系看 ,中国并未对日本构成威胁 ,增加日本对华投资也是有利于两国的举措 ,因而可以认为 ,当前中日贸易关系完全是建立在互补和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     

日本"ODA毕业论"提出的国内原因简析

日本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始于1979年,作为对华关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曾经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国际 环境的演变和中日战略态势的变化,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来日本国内局势的变化,日本于 2004年提出了对华“ODA毕业论”。本文试图就日本在中日关系不断冷却的背景下提出 对华“ODA毕业论”的国内原因作一简单剖析,从而为我们如何应对对华“ODA毕业论” 提供思路。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发展态势

文化外交是日本对华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基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久的一个时期,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处于萌芽期,发展历程中遇到很多阻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全方位发展。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深化发展和不断探索的同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     

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

日本外务省官方文件《外交蓝皮书》涉华部分内容的变化,既能反映出日本对华外交政策及两国间关系的变化情况,也能客观反映中日两国外交互动行为中日本对华认识的变化情况。在国家形象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视角下,以Nvivo12软件作为文本分析工具,对1991—2020年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涉及中国部分的内容进行质性编码分析,编码结果从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结构性认知视角全方位呈现了在此期间日本外交界对华认知的内容和随之建构起的中国“身份标签”。在地缘结构层面,《外交蓝皮书》认识和观察了中国国内的发展情况、中日互动过程和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行为,关注重点集中在中国的实力基础、中日互动机制以及中国的国际意图三个方面。在身份建构方面,《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形象有空间、时间和道义三个维度,空间维度上,中国的身份既是“矛盾对象”,又是“联手管控矛盾者”;时间维度上,中国作为“合作者”的身份定位随着日本自身的发展阶段不断调整;道义维度上,日本的对华认知呈现不稳定的趋势,存在“知觉不一致”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