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一统志》的初修与方志学的兴起

清朝初修《大清一统志》是当时最为牵动全国的官方文化活动。其间三次敕令各地纂修方志，促成了蓬勃发展局面，修志数量超过后来的乾嘉时期。而培育起地方官、士绅对修志的责任感、主动精神及学者的注重，则成为整个清代修志活动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与此同时，对方志性质、义例、撰修方法等等的探讨也广泛兴起，为方志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大清一统志》的初修，是清代文化史、史学史上的大事，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康、乾两朝清殿版

封建王朝之刻书,均不及清王朝,清代又以康熙、乾隆两朝为最盛。康熙朝,于武英殿设修书处,由大学士总领其事。对于需要较长时间编纂的书,则下设专馆,专任其事。如康熙二十三年设会典馆,纂修《大清会典》。二十四年设一统志馆,纂修《大清一统志》,四十八年设文颖馆,编修了《皇清文颖》等等。校对人员,写刻工匠等等,也均隶属于武英殿。故凡     

清代广西的土地问题

清代广西的土地问题,有流官统治区的土地问题,有土官统治区的土地问题,因后者已有专文作探讨(见《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2期),因此,本文着重探讨流官统治区的土地问题。清代广西的土地,综合各种历史资料的记载,有官田、民田、壮田、瑶田、俍田、学田、兵田、堡田、屯田、屯馀田等名目。改土归流后的泗城府,据(清会典》卷一七《户部》载,除官田、民田外,尚有膳田,另据《大清一统志》卷三六○载,还有官族     

漂榆邑地望辨析

《水经》漂榆邑地望,胡渭《禹贡锥指》以为在静海县北,《大清一统志》以为在天津县北,近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亦以为在天津。近期《天津社会科学》刊载常征《漂榆邑并非天津古邑落》一文,以为在黄骅县歧口西50里的乾符村。此文涉及天津古地理颇多,然多有可商榷之处,兹试辨之。     

清代前期贵州各府人口资料辨析

关于清代前期的贵州各府人口,史籍记载较多。但比较系统的只有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和《嘉庆重修一统志》,分别记载了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贵州各府人口数。     

论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编纂特色

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是在方志全盛时期的清代编纂完成。它有着与前志不同的鲜明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编纂过程的不同,突破了在当地志局编修完成的前例;二、编修体例不同,前志采用平目体,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采用更为符合需要的纲目体;三、编纂理论和编纂思想的不同,确立了成熟的视志如史的编纂思想。提出了对各级地方政府所修方志范围的界定。从诸特色中体现了清代方志编纂的成熟。     

e-考据与历史陈说——《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新考

《大明一统志》是现存最早且完整的一统志,其对于明史、史学史、历史地理等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学界一直流传着"《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为一统志馆"的说法,亦即"明一统志馆"说。借诸"e-考据"的研究方法,却无法找到这一历史陈说的史料论据;易言之,"明一统志馆"说缺乏史料支撑。继之,考证出《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为翰林院下属的史馆。对《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的重新厘定,是"e-考据"的又一次运用,它不仅再次揭橥了e-考据在弥补传统考据方法不足、提高考据效率等方面的作用,而且也体现出大数据对于历史研究的特别意义。     

李白诗中之“龙山”考

《李太白全集》卷二十有《九日龙山饮》诗一首,乃五言绝句: 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 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 诗中的龙山究竟在何处?注家大都认为乃今安徽当涂与青山对峙的龙山,即李白死后埋葬之地。主此说者,大都以《通典》、《太平寰宇记》、《宁国府志》、《太平府志》、《九城志》、《大清一统志》为据,而这些地理总志丛书之本,又源于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该书卷二八云:     

论方志的性质

在我国的方志史上,对于方志的性质,长期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专家学者们在各自的方志学论著中都在探讨、阐述方志的性质问题,但至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从历史上看,这种意见分歧曾表现为“史地之争”。一种意见认为方志属于地理。现存的唐代至清代多种方志的修纂者及研究者,在他们所写的《序》、《跋》和评述中,多把方志认作地理,唐人刘知几、李吉甫,宋人程大昌、王象之,清代的著名学者兼方志修纂者和辑佚者钱大昕、洪亮吉、孙星衍、李兆洛等人都是这种主张。这一派以戴震为代表,明确地阐述:“志以考地理,但悉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直接了当的以为越出地理的范围,已不是方志的事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方志是史。后汉郑玄就认为方志若“国史”,宋人郑兴裔也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这一派以章学诚为代表,他更为明确地指出:“志属史体”。清代章学诚与戴震之间曾发生过争论。后来的梁启超、李泰棻、瞿宣颖等人也都承认方志即“地方之史”。     

金元威宁县城考

威宁县设于金代,元仍之,隶兴和路,但金元两史阙载城址,致使后世众说纷纭,未有定论。 《大明一统志》称威宁县“在怀安卫东北二百一十里”。怀安卫即今河北省怀安县南约二十余公里处之旧怀安,其东北二百一十里当在今张北、崇礼一带。考元代兴和路治高原县,即今张北,以东则属上都路辖境,威宁县在此是不可能的。 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称:“威宁城在大同府北,……今之威宁海子是其地也”。《嘉庆重修一统志》。(以下简称一统志)载:威宁旧县在察哈尔正黄旗西南八十余里,威宁海子西南。考威宁海子即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前旗黄旗海。明代史籍中多有关于威宁海子的记载,所指亦今黄旗海。倘记载无误,显然海子以城得名,反过来又可证明城即在海子附近今察哈尔右翼前旗境。但是,元代集宁路遗址的确定不仅纠正了《一统志》将宣化边外的     

晚清同光政局论析

晚清同治、光绪年间 ,主持朝政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讠斤既是合作者 ,又各有心思 ,互相猜忌 ,不能同心同德。最后 ,慈禧终于施展手腕罢黜了奕讠斤 ,实现了她独霸朝政的欲望。这一切 ,对晚清政局、对中国社会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义和团时期的清流派

徐桐、载漪等人深受儒家经典影响,忧国忧民,廉洁奉公,堪称良吏。但是,对已经发生巨变的国际局势并不了解,认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思想,就是离经叛道,将导致亡国灭种。他们的思想,落后于不断前进的时代潮流,终于被时代所淘汰。     

清代学田个案研究:广东学田

大量资料表明,传统的关于广东学田数量的记载是错误的。清代广东学田来源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以官府拨置和捐献为主。关于学田的经营管理,政府没有统一的规定,其管理方式灵活多样。但无论采取那种方式,政府都要利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以确保学田的租税收入。     

清初扈尔汉家族浅析

扈尔汉家族是清初著名的军功世家,为清朝的崛起和统一全国做出了贡献。本文利用《鄂谋豁索哩地方佟佳氏佟氏世系谱牒》、《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及清代人物传记资料对扈尔汉家族的发源、迁徙、世系、重要人物及其军事功绩进行梳理和论证,进而展现出扈尔汉家族对清初政治、军事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蠡测——以《诸子略》为中心

《汉书.艺文志》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有关研究著作甚多,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后出转精。该著强调《汉志》是一部汉代学者校雠东汉以前文献后的学术编目,只有从社会政教的角度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能对《汉志》的著录体例有透彻理解。如《汉志.诸子略》各家的书目著录便反映着各家的学术发展史,而小说家书目之著录突出了小说家与黄老道家和汉代方士的关系,符合汉代小说家特点和作品实际。因此,《通释》对于学习和研读《汉志》,考察东汉以前文献和学术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清人词学视野中的宋词经典

宋词经典作为历史性的审美存在,是一代代读者选择的结果.根据清代词选、点评及唱和等传播接受宋词的有关资料数据,对清人选择和认同的宋词经典名篇进行定量分析,可以更客观、科学地揭示文学作品影响力的嬗变轨迹.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李清照<声声慢>、姜夔<暗香>、<疏影>等,是清人最喜爱的经典名篇.清人既传承了部分前代的宋词经典,也建构了一些新的宋词经典.清人对宋词经典的择汰,彰显出经典的两大特征:经典名篇的影响力是起伏不定的,变异性大于恒定性;经典既有鲜明的时代性,也具有突破时代文化环境局限的超越性.     

卢仝之死疑案探真

唐代著名诗人卢仝究竟是死于“甘露之变” ,还是因病自然死亡 ,学术界一直分歧较大 ,遂成为历史疑案。本文通过对有关卢仝事迹的资料分析 ,认为宋元笔记小说中所谓卢仝“罹甘露之祸”说荒诞无稽 ,应该推翻。     

应当充分肯定《青琐高议》的价值——兼及一种顽固的认识偏颇

宋人刘斧的《青琐高议》是一本极有价值的书：首先是它的辑佚补遗价值;二是作家作品研究之资料价值;三是弥补诗话（词话）或阙的价值;四是史料价值;五是为许多小说、戏曲提供原始材料的价值。但由于孔子以来所提倡之“不语怪、力、乱、神”偏颇认识的影响,从宋而降,《青琐高议》一直被斥为“荒怪”和“低俗”。其实,《青琐高议》中那些描写...     

略述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释放出“民间有史书”的信息

清朝人编修族谱常有"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之说,将家谱与国史类比,用众人皆认可的国史地位来凸显家谱身价,以张扬族谱.族谱同国史类比,体现在:国家修史有制度,宗族修谱有习惯和规约;国史、族谱均笃信"信今传后"的理念,不过国史善恶并书,族谱隐恶扬善,迥然有别;国史、族谱的功用有共同点,即叙彝伦,维人道,均是教化工具,不过国史侧重"鉴治乱、示惩劝",族谱研讨人生经验,寻觅光耀门庭的路.族谱犹国史的见解,释放出民间有史书,民众有历史的信息.民间修家谱是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应当珍视,值得大书一笔.     

清儒会通传统与现代化思想的“义利合一”观

把儒学"义利之辨"的核心概念,置放在传统与现代化的比较视野中观察,可以看到儒学思想早在清末因西力入侵而融入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之前,在明清之际到清代前中叶,尤其是戴震所领军并集大成的乾嘉新义理学,就已经先行迈向现代化转型了。以义利观为例,已历经了从义利对立的"贵义贱利"、到认同义利可以同趋的"兼重义利"转变过程,故清代思想可以被视为传统与现代的会通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