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元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

论朱元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陈梧桐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后，制定了“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他的这个政策，在具体施行中，是视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而有所侧重的。对南方的少数民族，则侧重于“以德怀之”，实行的是以德怀为主的政策。“威德兼施”，招抚为主早...     

试论太平天国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朱元璋与洪秀全民族政策之比较研究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指导制定不同民族政策的基本思想观念主要有二：一曰夷夏之防、华夷之辨;二曰四海一家、华夷同体。由这两种不同观念指导制定的不同的民族政策,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明初的朱元璋虽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而起兵,但他执行华夷同体、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赢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和新生政权的巩固。而太平天国政权及其领袖洪秀全以夏尊夷卑、华夷之辨观念为指导,制定了狭隘的名为种族革命而实为种族复仇的民族政策,将打击清王朝与排斥、仇杀满人相混淆,把反封建与反满人相等同,在实践中导致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至多次发生屠杀旗兵满人事件。太平天国政权的最终失败,其原因固非止一端,但错误的民族政策应是这诸多原因中的一个,这恐怕是没有疑问的     

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

在唐宋士大夫的夷夏思想里 ,文化、民族、政权是合为一体的 ,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元朝郝经则异之 ,他将“夷夏之辨”视为文化之辨 ,而非民族、政权之辨 ,并主张“用夏变夷”。这种夷夏观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突破了汉族文化霸权 ,为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 ,也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 ,起到积极作用     

“不立文字,不离文字”——试论汉语的超逻辑功能

东方文化洋溢着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中国文化尤以为然。在中国,世界自来被分成两极:一是具体的现象界,它可感可触,可解可说,可谓是“有言之界”。一是语言所不能表现的世界,它神秘微妙,又无处不在,近之则若失,离之则若存,此乃“无言之界”。老子说的可道之道,可名之名就是“有言之界”;而不可道之道,不可名之名则是“无言之界”。“无言之界”虽难以言表,不可言说,却被视为真实的世界,对这一世界的追求一直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精神目标。     

《论语》“子欲居九夷”确解

<正> 《论语》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罕》)又云:“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治长》)此二节似应合并综合考察,因为所说的内容均为孔子“干者七十二君,……一君无所钩用”(《庄子·夭运》)后的牢骚语。虽不必真的就立刻启程,但所言去向必非泛语,则是显然的。九夷,一般释以“东方的夷有九种,是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四书白话注解》上册八九页),此说源于汉朝马融。马融释《论语》“九夷”,即云:“九夷,东方之夷,有九种。”九种夷的名称,则据《后汉书·东夷列传》。《后汉书》在列举九夷之名后,亦言:“故孔子欲居九夷也。”究其实际,此说大可商榷。第一,九夷分布范围极广。古华夏族团视四周的少数部族,均称之为“夷”,并不限于东方各族。如畎夷显即西方的犬戎。《汉书·匈奴列传》:“周     

明太祖与儒佛道三教

明太祖朱元璋对儒、佛、道三教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不同政策,是构成他思想体系的重要一环。本文试图通过勾勒明太祖与儒佛道三教之关系,对他的思想体系作一深入的研究。元末至正十八年(1358),还是战争频仍时期,明太祖就开始对儒家学说悉心注意。就在这一年,他征辟著名儒士范祖斡、叶仪到自己的幕下。当时范祖斡持《大学》一书向他进见。太祖就问他“治道何先”,范答道:“不出乎此书。”明太祖就让祖斡剖析《大学》治     

东夷与东夷文化

<正> 近年来,治东夷与东夷文化的专著及论文时有问世者,虽撰述时所取角度不同,但认为东夷族非炎黄族、东夷文化与炎帝黄帝所从属的华夏文化亦非同源,而为一独立的文化体系之观点则比较一致。本文拟从纵的方面,即从东夷族活动的史的方面作些论述,指归在于探讨东夷文化在文献中泯灭之原因。才疏学浅,谬误之处望专家正之。一、释名与地望夷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泛指古代东方之人,但又别于古代的炎黄族。周时,立此称呼以马戎、狄、蛮比类,含有贬义。《周礼·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大戴礼·千乘》:“东辟之民曰夷。”《说文》:“夷,东方之人也。”然周之前,夷字已在甲骨文中     

齐鲁文化与汉民族的形成

齐鲁文化对汉民族的形成和壮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首先,齐鲁文化提供了一个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理念:无论夷夏,“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一理念着重强调了民族观念中的文化因素而非血缘和地缘的因素。后来,齐鲁文化由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又进一步强化了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理念,使得汉民族不断吸收新的民族成分,不断壮大。由于继承并发扬光大了齐鲁文化的优良传统,山东人比较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     

跋二首

跋次园书曹植《洛神赋》人有壮时好之而至老弥笃者,我与曹子建之《洛神赋》,盖如是焉。尝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非魏武之雄才大略不能道;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则非陈王之铄心绣口不能咏。尤以《洛神》此赋,实为屈子《九歌》之     

《管锥编·老子王弼注》读解

“道可逆,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管锥篇·老子王弼注》(下称《管》)论云云,基本属“名可名,非常名”,未属“道可道,非常道”.按如以《道德经》而论,则道与德对;道客观,德主观.如以本章而论,则道与名对;道为实,名为虚.全书论道文字,除本章而外,宜重视二五章与一四章. 二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云云描述“道”,一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云云描述“道纪”,皆可解“道可道,非常道”,非仅解“名可名,非常名”也.二五章“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马王堆帛书本无”周行”一句,似有重视圆心更胜于圆周之象.如以四章“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参之,则“独立而不改”甚是,周天法非究竟也.一四章之“执今之道”,马王堆帛书甲乙本皆作“今”,河上公、王弼诸本作“古”,当以“执今”为是,执今御今而能知古始,是即“道纪”.知“道纪”则古今时空,皆可变化,“迎之不见其首,随之而不见其后”,首尾皆消解,通古今也、严复评首章曰:“常道、常名,无对待故,无有文字言说故,不可思议故.”《管》谓“道”为言辞,名为文字云云,且悬搁象数格物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