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的教育行政主体

教育行政主体不仅仅包括各级教育行政机关 ,还包括其他国家行政机关和教育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明确教育的行政主体对依法治教有积极意义     

论自治法规与行政法规的法律位阶

"法律位阶"是指在一国立法体系中,因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所形成的法律规范的等级体系.在我国,自治法规的上位法包括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以及与宪法原则相一致的其他法律,而行政法规能否构成自治法规的上位法则应区分不同的情形,不能一概而论.其中,依据特殊授权制定的符合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实质要求的行政法规是自治法规的上位法;而依据一般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与自治法规之间则不存在位阶关系.     

行政授权的若干争议问题探析

行政权力社会化、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迫切需要加强行政授权的立法和研究。学界对行政授权的概念、性质、依据、法律后果在认识上存在严重分歧。我国应当在行政程序法中明确行政授权的行政行为属性,并明确规定行政授权的法律依据范围、具体程序和授权机关的授权担保责任;应当在行政复议法中明确授权机关在行政授权法律关系中的的复议机关地位;应当在国家赔偿法中明确授权机关对被授权机关行使所授职权行为的连带赔偿责任。     

论行政审批下放的立法完善

行政审批下放是行政机关委托行政许可实施权的内部行政行为。《行政许可法》第二十四条只是它的间接法律授权依据,还需另行制定法律、法规、规章作为直接法律授权依据。立法存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问题,需要以社会实质参与的理念,用行政许可类型化、细化立法等立法措施,设置委托合同和下放期限等正当程序来完善。     

行政授权理论之反思与重构——走出理论与现实困境的一种认知尝试

行政授权是《行政诉讼法》颁布后我国行政法学界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但现有观点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也无法指导实践,相反已经严重影响了立法、执法和司法。行政授权的本质是行政职权的再分配。行政机关授出自身职权的前提是法律规范的规定,但不能认为行政机关在有法律规范规定的情况下,就可以授出职权,行政授权能否成立还取决于授权法律规范必须合法。一个合法的授权法律规范必须具备三项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定义行政授权和界定其内涵。     

行政授权理论之反思与重构——走出理论与现实困境的一种认知尝试

行政授权是《行政诉讼法》颁布后我国行政法学界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但现有观点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也无法指导实践，相反已经严重影响了立法、执法和司法。行政授权的本质是行政职权的再分配。行政机关授出自身职权的前提是法律规范的规定，但不能认为行政机关在有法律规范规定的情况下，就可以授出职权，行政授权能否成立还取决于授权法律规范必须合法。一个合法的授权法律规范必须具备三项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定义行政授权和界定其内涵。     

高校行政法律关系分析及学生救济制度调整

传统理论认为在高等学校行政法律关系中学生是高等学校的内部行政相对人,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纪律处分是内部行政行为;教育法规定学生不服学校纪律处分的救济途径是申诉,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没有将纪律处分行为纳入受案范围;法院在学生不服学校纪律处分而提起诉讼的问题上也做法不一,存在矛盾.事实上,高等学校学生应当是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外部行政相对人,高等学校对学生的行政处分实质应是行政处罚,因此,需要对现行法律、规章规定的学生救济制度作出调整,取消内部申诉制度,明确赋予学生对高等学校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行政职权之行为有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     

论行政悬赏的法律性质——基于典型案例研究的视角

行政悬赏是行政主体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向不特定的人发出要约,对于接受和履行要约的人给予事先承诺物质利益的行为.这一行为目前已成为政府等行政机关越来越多使用的一种新型施政(行政)手段.但行政悬赏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处理和判决结果也不尽相同,理论界也存在几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通过对几则典型的行政悬赏案例的分析和比较,行政悬赏就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奖励.     

论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

学校与学生之间具有双重法律关系,既存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存在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学校对学生给予纪律处分、颁发学业证、学位证等教育管理权,属于教育行政管理权的范畴。把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权界定为教育行政管理权,将学校与学生之间因纪律处分、颁发学历证、学位证等纠纷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有利于在对学校管理权进行有效司法审查的同时,充分尊重学校管理自治权。     

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方式的比较探析

目前,学界对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已基本达成共识,却鲜有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方式的专门探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这一问题上均采用了具体审查方式,同时对抽象审查方式的适用予以限制。我国宪政体制和司法实践现状将行政法规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推行抽象审查行政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时机尚不成熟。未来应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以授权法院在个案中拒绝适用违法规章,宣告违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无效。     

高校行政主体资格分析

高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既具有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资格,又具有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资格.高校是典型的授权组织,其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资格,可以从行政法理、法律法规授权、司法救济、高校与教师学生的关系等方面来分析确定.     

试析行政垄断主体

行政垄断主体是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阻碍市场竞争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获得行政授权的组织；行政垄断主体具有组织性、行政性和违法性等特征；其范围包括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经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构、公务组织、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特殊企业和特定的普通企业等。     

我国行政法规范解释司法审查的反思与重构

对行政与司法职能特性的理论分析表明,在现代行政国家时代,要想既维护行政法治又保障行政效率,法院对待行政机关作出的法律解释就应当保持一种"既审查、又尊重"的态度。据此,未来在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时,应当明确法院在法律解释问题上的权威并确立一整套关于行政法规范解释的司法审查标准。     

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当改变原有的排除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规定,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中。法院应当享有对部分行政法规及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原告和第三人既可以在起诉时也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请求;法院在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应当奉行合法性审查原则、附带性审查原则和拒绝适用原则。     

《行政诉讼法》条文中的若干逻辑问题探析

从逻辑上讲，《行政诉讼法》有些条文值得商榷。由于法律、法规不是授权的主体，因此该法有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提法，应改为“法律。法规规定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对象不应仅限于组织，而可以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该法有关当事人补充证据的规定并不科学，有关直接起诉案件与复议前置案件诉讼时效的规定也不一致，而有关诉讼不停止执行的规定则自相矛盾，这些都应作相应修订。     

论授权立法中的行政立法不作为及其控制——以《公路法》第36条为切入点的初步考察

法律的授权条款既赋予被授权机关权力,同时也课予其行政立法的义务;被授权机关在是否进行授权立法方面没有裁量权,只是在何时立法方面有一定的裁量余地。当裁量权收缩乃至于没有裁量情形出现时,被授权机关怠于立法的行为即会构成行政立法不作为。授权机关应加强对自身授权行为的控制,同时应加强对被授权机关的监督,必要时可以收回授权以解决行政立法不作为问题。     

论行政审判“参照”地方性法规——基于优化行政审判功能的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审判"依据"地方性法规。在实践中,法院适用地方性法规存在忽视实质内容合法性、难以处理具体规定违法等问题,从而引起行政审判活动缺陷,导致行政诉讼制度瓶颈。法院适用地方性法规必须考虑到优化行政审判的功能,有利于监督行政权、强化权利救济以及发展法律。本文认为,有必要借鉴"参照"规章,法院适用地方性法规应当引入"参照"机制,按照"抵触"标准认定地方法规性违法情形,有权拒绝援用违法的规定判案。     

论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法律性质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之法律性质一直争议不断,主要有证据说、行政行为说与折中说三种,其各有不足。事故认定书不仅存在着司法解释规定的行政不可诉与司法实践中行政可诉性的矛盾,而且在有关法律性质的争议中有三方面疑问一直未得解决。事故认定书是行政调查、认定事故的最终环节,其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事实行为。目前对其救济的法定形式单一,现行的复核制度无法满足对其救济的需要。     

授权立法的授权明确性比较研究——以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实践为视角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作为人民意志的表现，是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与规范。在司法实践中，授权立法具有补充、细化法律的作用。从授权明确性的作用及符合权力分立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和法明确性原则，论述了授权明确性的正当性、必要性，并对德国、我国台湾地区“授权明确性”的嬗变进行了研究，可知已经扬弃一号明确性公式，而采用二号明确性公式，发展出可预见性公式、自行决定公式与方针公式等审查标准。最后提出我国立法机关亦应遵守授权明确性，对授权立法进行规制的建议。     

民事与行政争议交叉案件的识别与处理机制探析

民事争议交织着行政争议的案件大量存在,界分诉讼性质,择选法律适用,进而付诸不同的诉讼救济途径.该问题之与当事人而言是十分棘手的;即便对审判机关法院来说,识别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也是诉讼程序启动的前提.诉讼实践中,往往存在一个案件无数个判决,既浪费了我国有限的司法资源,又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究其原因在于相关法律规范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