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及其局限

韦伯把社会行动纳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开创了解释社会学的先河,打破了孔德、涂尔干为代表对社会现象只能进行实证研究的论断,开拓了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为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开创了巨大的空间.文章在试图分析韦伯行动的内涵、类型划分的基础上指出韦伯社会行动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意义,并在时代的发展脉络中探析韦伯社会行动理论体现出的不足与局限.     

舒茨的社会行动理论及其局限

舒茨的社会行动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对韦伯理论进行批评的基础上的,通过对"行动"与"行为"、"主观意义"与"客观意义"等问题的澄清,舒茨补充和发展了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但是,舒茨社会行动理论还存在一些内在的矛盾和困境,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行动理论受到了高曼的严厉批评。但批评意见不足以掩盖舒茨对于社会学理论的贡献。     

“理解”及其运用:韦伯个体主义方法论解析

韦伯把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作为社会学的两大任务.通过对这两大任务的论述和对经典案例的分析,说明韦伯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在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意义和独特地位.     

狭义社会学的两个基础学理

从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理论”和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中提取“社会的”共有要素,即“社会的”是对个人、群体、社会3个层次社会现象的“惯例”“指向他人的行为动机”侧面的抽象,构成社会学概念体系的内核;将“社会的”作为投影视角,建构对社会现象的“投影世界”,构成一个认识上的整体,形成社会学学科体系。研究认为,以“社会的”为理论对象的社会学必然有专业性且平等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可称为狭义社会学。     

从劳动理解社会——阿兰·图海纳的贡献

社会学需要探寻理解社会的多种理论逻辑。阿兰·图海纳在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之外,创造了一种行动主义社会学。他研究社会行动,却不是从行动概念出发,而是从劳动出发,研究劳动怎样规定主体、形成历史质和社会运动,从而通过劳动理解社会。这一理论贡献,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学理论,理解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经济社会学微观基础——经济行动的界定、演进与反思

经济行动构成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也是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重心,但是经济社会学对于经济行动的研究既缺乏认识论上的区分,也缺乏动态性的考察,致使其自身与经济学的批判和对话停留在肤浅表面。所以对于经济行动在认识论背景和动态演进上的考察,不仅有助于经济社会学对于这种困境的摆脱,而且还会通过学科反思促进其进一步的发展。     

理性行动与自我理论--从微观／宏观问题视角重读科尔曼

理性选择理论试图将经济学范式引入社会理论建构,在借鉴经济学对于个体行动的基本假设基础上,集中讨论微观层面的个体行动如何过渡到宏观层面的系统行为。针对基于经济学假设的理性行动模型的缺陷,科尔曼提出自我理论,通过讨论个体的社会行动决策过程,为解决社会学理论中经典的结构与能动关系,即微观／宏观问题中的宏观到微观过渡问题奠定了基础。科尔曼的自我理论是对社会研究的本体———个体进行理论建构的尝试,这正是当前社会学理论的全新趋势。     

发现行动者:社会学观念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

以"社会行动"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学观念,构成了《经略幽燕》《叫魂》《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这些中国史研究的案例的分析模式。通过"社会行动"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学观念,可以清楚地体现这种社会学观念所蕴含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即社会行动者在社会实践与历史演进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历史-社会结构对社会行动的选择构成的制约作用。历史研究者更加自觉、灵活地选择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可以更好地构建具体历史现象的解释模式,甚至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提出创新性的、基础性的理论构建,从而克服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饥渴症"与"理论恐惧症"。     

意向、行动与情境——阿弗莱德·舒茨的社会现象世界

基于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有许多不满意,阿弗莱德·舒茨开始用现象学的方法进行社会学的研究.但他不是从事具体的微观社会现象分析,而是建立了一种现象学的社会学本体论.在他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一书中,舒茨细致人微地从韦伯的"行动"概念出发,对行动与行为、意向与意义、动机与理解、情境与自我等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所提出的目的动机与原因动机、面对面关系、同时代人世界、汝取向、他人取向、隐匿化等概念都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发.     

从“生活世界”到“社会世界”——《社会实在问题》述评

《社会实在问题》是许茨后期的学术论文集，具体阐述了个体在采取韦伯意义上的“社会行动”过程中，其主观意图的产生以及形成机制，人们之间能够相互理解、相互配合正是有赖于这种机制。由此他还提出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应如何研究社会行动中的行为者之间的共享意义问题。引介和评析的目的是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许茨在这个文集中的思想与观点。     

关于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之思考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这只是一个粗浅的论断。那么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其核心命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自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以来一直被人们探讨和思考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侧重以社会为对象，重在研究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社会的秩序和进步等命题，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侧重以个人及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重在研究人的社会化，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等的命题。本文主要探讨经典时期三位主要的社会学大师：埃米尔·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以及格奥尔格·齐关尔对社会学核心命题的论述，从而折射出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从结构、心灵到体系:社会行动的逻辑演进

以"科层悖论"为讨论对象,以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话语为讨论背景,通过梳理社会学研究中"唯名论"和"唯实论"理论传统关于社会行动动因的不同研判,运用法兰西学派组织理论所建基的方法论和主要命题体系,不仅批判了传统社会学关于社会行动研究的二元论断,并且将其融入到行动者及其行动体系的分析范式之中.这种向度的研究为讨论依据"管理(规则)是如何可能的"提供了一种更富有实践意义的方法和范畴上的支持.     

论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科尔曼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并用来分析社会结构,试图整合社会学理论中长期存在的微观主义与宏观主义、私人行动与法人行动之间的二元对立,因而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科尔曼把资本理解为包含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统一,他的社会资本概念包括义务与期望、存在于社会关系内部的信息网络、规范与惩罚、权威关系以及多功能社会组织等五种形式.社会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助于增强社会团结,促进社会整合.     

关于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概念的比较

两位西方社会学大师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以合理性概念为中心发展了各自的社会理论。但在他们的社会理论中 ,合理性概念的意义和性质各不相同。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只是分析近代社会的叙述工具 ,即价值中立的理想型工具。而哈贝马斯要从合理性概念中寻觅克服现代危机的线索或钥匙 ,即交往合理性。这也说明了他们对社会研究的不同看法和态度     

宗教社会学视野中的“韦伯命题”——兼论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

长久以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所生成的“韦伯命题”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理论聚焦点,命题的生成是马克斯·韦伯与家庭、同时代学者及所处社会等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一复杂交错的影响背后尤为体现了马克斯·韦伯长期以来有关“宗教-社会”的思考。在宗教社会学视野下,“韦伯命题”的生成亦使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得以有迹可循,同时该命题促成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也为我国现阶段宗教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启示。     

涂尔干与韦伯：社会学研究方法比较

本文在对涂尔干和韦伯的相关著作的阅读基础上,梳理了涂尔干和韦伯有关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严肃科学"的研究方法.涂尔干的学术,致力于使社会学从传统的思辨性体系中独立出来,涂尔干的研究,为社会学成为一门严肃科学提供了经验的对象、实证的方法和规范的研究;相对于涂尔干将"社会事实"作为"物"来研究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韦伯则更关注对社会行动之"意义"的把握,韦伯认为,对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而言,只有将"意义"考虑在内,其解释才可能是妥当的,社会学诠释性的解释,相对于自然科学观察性的解释,不啻是一项额外的成就.     

“结构”内外的“行动”——试比较韦伯与吉登斯关于“行动”的论述

"行动"问题是社会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许多著名社会学家对"行动"问题,特别是在"行动"与"结构"关系中做出经典的阐述.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关于"行动"论述具有一定代表性意义.韦伯明确地界定了"行动"概念,而且认为社会行动优先发生转变并作用于整个社会结构,社会行动外在于社会结构.吉登斯只是在论述结构化理论时,含糊地提到了"行动",并认为行动既受到结构的制约--在结构之内,又作用于结构的再生--在结构之外.两者论述的差异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变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分析视角由二元对立向多元融合的转变.     

太湖污染中居民的环境感知与行动分析

按照韦伯的社会行动理想类型,根据行动者动机的不同把社会行动分为传统行动、情感行动、目的理性行动和价值理性行动４ 种类型。通过考察居民对太湖环境及水质变化的认识、太湖污染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的影响以及居民的环境保护参与度等３ 个方面的感知,具体分析了在太湖污染形成与治理过程中居民的社会行动：日常生活中居民的传统行动和追求农业“高产”的目的理性行动,集体无意识地造成了太湖内生污染;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居民态度由初期迎合到后期抵制,体现了居民“赚钱”目的理性和“健康”目的理性相互交织的行动逻辑;在政府太湖环境治理过程中居民表现为集体沉默与被动服从,这是居民对政府依赖、无奈等情感行动的体现。     

见证中国社会学重建30年 ———苏国勋研究员访谈录

1979—1980年之交,费孝通先生受命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停滞近30年后破土重生。苏国勋于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成为社科院的第一期硕士生,攻读期间选取社会学理论为学术方向,因此见证、参与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全过程。苏先生在这30年间,从硕博期间开始梳理苏俄社会学发展、开创大陆韦伯研究,完成哲学到社会学理论的学术转型;继而参加社会学第一、二期讲习班,正式调入社会学所工作;长期担任社会学所理论室主任,主持《国外社会学》20余载;承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系＂社会学理论＂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培养社会学理论方向博士生;任《文化：中国与世界》副主编,《社会理论》主编,《社会理论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编,《社会学名著译丛》（商务印书馆）主编,《三联.燕京学术丛书》学术委员会成员,等等;近年来主张从文化进路（尤其是儒释道合流的角度）重新检视韦伯研究在中国语境的相关问题,以此推进中国社会理论的发展。苏国勋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社会学者,他受过西学教育,但始终密切关注中国问题,心仪中国文化,关注中国经验,学问出入于中西学之间。     

韦伯对合理性悖论的反思——现代性问题研究的起点

韦伯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创始者，他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和批判是从对社会的合理化、文化的合理性入手的。他以合理性概念来说明和分析现代社会，使作为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或历史、社会的具体现实领域，成为人行动或社会所具有的特性，韦伯对合理性悖论的分析，在许多方面预见了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论争。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已成为探讨现代性的重要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