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与生命权的保护

安乐死的争议包括主动安乐死和生命自主性的关系,以及被动安乐死的理由。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探究宪法生命权的涵义。生命权的本质是自由权,也就是个人自主安排自己生死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授权医生协助其安乐死。对于非自愿的安乐死患者,仍然应该根据生命权的逻辑加以安排,将选择交给患者的家属。宪法学对安乐死问题的回答,解决的是国家的立场,并不排斥公民基于个人的良心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安乐死的人格权解读——亦谈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

关于安乐死问题学者多是从哲学、宗教、伦理、医学等方面进行研究,而较少从民法基本理论角度进行分析.本文拟尝试以法益分析的方法从民法学之生命权和人格尊严权角度对安乐死做一初步考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选择安乐死是自然人的一项天然权利,应给安乐死合法地位.     

安乐死合法化的法益辨析

通过对法益主体、内容、特性的简述,分析了安乐死与家庭伦理观相悖,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相关利害关系人利益等反对观点,讨论了痛苦的性质及绝症患者痛苦的不可消除性,研究了生命权的内容与衡量标准,认定安乐死的申请对象以持续痛苦的晚期绝症患者为限。最后得出,生命权是社会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死亡与生存同等重要,当病痛束缚了人们的行为甚至意识时,有尊严的死亡具有合法性,安乐死应该为人们开辟一条终结的道路。     

对生命权入宪的法律思考

对生命权未予以明确保障是我国现行宪法的一大缺憾。生命权是最基本的宪法权利,没有生命权其他权利皆无从谈起,宪法对生命权保护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生命权问题涉及死刑、正当防．卫、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战争和反战、自杀、安乐死、堕胎、计划生育等多领域,需要刑法、民法、赔偿法、计划生育法、国际法等一系列部门法加以规范和解决。将生命权栽入宪法是其他部门法保护生命权的基础,是形成一套保护生命权的法律体系的前提。     

论食品安全权的权利伦理基质及其价值

在当代权利伦理学和人权伦理学的价值谱系中,食品安全权因其与生命权、发展权以及健康权、怯弱权等的密切关系而有其既基础、本源又核心、根本的价值意义。作为一种集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于一体的基本人权,食品安全权既是一种源自人最内在、最常见和最基本的人权,也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和社会所需要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关怀。生而为人必然具有对生命的珍重、对健康的珍惜,此则构成人最为内在亦最为强烈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而生命本身和健康的脆弱性又使人产生了与生命权和健康权相契合的怯弱权。生命权、健康权、怯弱权内在地要求食品安全权。尊重和保护公民的食品安全权既是生命权的价值诉求,也是怯弱权和健康权的集中表现。食品安全权因其特有的基础性、本原性权利诉求和价值追求必然成为当代权利伦理学和人权伦理学以及人本主义伦理学、人道主义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价值大厦的“拱心石”和“顶梁柱”。     

安乐死的法律特征及立法障碍

安乐死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对传统医学、传统伦理、传统法律的一种挑战。笔者认为,安乐死是医疗服务的一部分;医疗权就是处理人体与生命的权利,其前提条件是必须在有利期望的前提下进行;安乐死法律关系区别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主要在于:通常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即指物、行为和智力成果;安乐死的法律关系的客体却是特指患者的生命或健康权。     

安乐死:生命的尊严

安乐死一直是法学界、医学界、宗教界等备受关注的问题。关于安乐死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赞成安乐死 ;二是反对安乐死。笔者赞同安乐死。本文从安乐死的社会基础、法律实践及安乐死是生命尊严的体现 ,是生命权的重要内容几个方面来谈谈安乐死这一问题。     

契约论视角下的罪犯权利

我们可以从新契约论的角度尝试建构一个罪犯权利理论,从这一理论看,罪犯权利的内容和程度的正当性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罪犯是人或公民,而且更是因为现代理性公民在一种公平的最初状态中的共识。形象地说,就是处于“无知之幕”之后的社会契约制订者根据最大最小值平衡的原则认可罪犯应当具有一些基本权利。其中主要包括:受惩罚权、生命权和思想自由权、不受虐待权、申诉控告权和获得基本教育和培训的权利等。     

论安乐死的合法化

现在每年世界上有很多人希望以安乐死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安乐死的合法性仍然存在很大争议,目前在我国安乐死也处于法律空白状态。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安乐死的合法化体现了对生命尊严的维护和生命权的尊重,实现安乐死合法化,也可以减轻患者痛苦和,家属负担,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安乐死的合法化是一种必然趋势。     

论我国家庭暴力法的定位与宗旨——基于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的思考

家庭暴力法是保障生活在婚姻家庭等亲密关系中的人们免遭暴力侵害,平等相处,充分享有人格尊严权、健康权、生命权、性自主权等基本权利的"诸法合体式"立法。家庭暴力法属于社会保护法范畴,它并不是一般性地保障所有家庭成员的权利,而是对受害人权利给予倾斜性保护与救济。作为保障受害人权利的特别法,家庭暴力法与其他法律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规定并不冲突,在法律适用上,它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救助功能是家庭暴力法的基本功能。家庭暴力法平等保护所有受害人(无论性别、年龄、健康等因素)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对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给予特殊保护或优先保护。     

关于中国死刑制度的反思

根据"保留死刑,但是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严格限制死刑是有中国特色的废除死刑之路。中国的死刑制度应当以正义性报应为基础的理论作为合理性根据,以故意杀人罪为规定死刑的基本标准。定期公布死刑案件的数字和情况,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综合治理的落实和法制的进步有积极意义。废除死刑以保护行为人的人权的说法,不符合人们的一般认识和公认的专业理论,也不符合一般的国际标准。严格规定死刑的适用条件和保障被判处死刑的行为人的诉讼权利,符合中国"保留死刑,但是严格限制死刑"政策和国际保护人权一般标准的要求。     

废除死刑是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必由之路

死刑是剥夺人的最基本的权力—人格权、生命权的法律制度。“死刑存废之争”由来已久。废除死刑是文明社会的共识和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目前,中国废除死刑的要求非常迫切,从法律的角度看,中国只有废除死刑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     

从生命权平等看死亡赔偿金——兼评《侵权责任法》第16、17条等规定

人的生命是人体维持生存的基本的活动能力。生命权平等早已是深入人心的经验法则。没有人能找出生命权不平等的理由。生命权和生命价值都没有质与量的差别,因生命权被非法侵害应得到平等的物质赔偿。狭义的死亡赔偿金是对生命利益本身的赔偿。     

再论死刑犯的生育权

生育行为作为人类繁衍子孙后代所特有的社会行为,是每个人类个体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我国刑法并未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但由于其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故应通过相关立法完善来保障其生育权的实现.     

生命权的宪法价值及其赔偿的公平原则——以《侵权责任法》第17条“同命同价”条款为视角

生命权的不可估价、不可代偿性决定了死亡赔偿金并非对死者生命权自身价值的赔偿,而意味着对公民生命权的尊重、对死者家属的抚恤及对侵权者的惩戒。生命权的平等性决定了死亡赔偿金的赔付应当＂同命同价＂。而《侵权责任法》第17条的规定虽是立法上的进步,但仍未充分体现公民生命权平等保护的宪法原则。由此折射出我国在生命权及其平等保护方面的立法缺失,需要建构公民生命权的平等保护的宪法规范体系。     

从堕胎权之争看美国宪政及美国社会——以“罗伊诉韦德案”为例

"罗伊案"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罗伊案"引发的堕胎权之争,在美国的政界、司法界和社会各个层面掀起了轩然大波."罗伊案"和此前的"布朗案"推动了美国司法复审制度的建设进程;围绕堕胎权的问题,衍生了选择权利派和生命权利派的对抗:由对选择权和生命权的认可,加剧了美国上个世纪末的政治分野;通过"罗伊案"的推动,美国妇女运动超越了对"性自由"、男女平等等权利的诉求,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延展.     

情与法的撞击:安乐死在中国的应然性与实然性研究

安乐死并不违背现代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具有社会伦理上的合理性;同时,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在法律上具有非犯罪性。因此,安乐死合法化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但是,安乐死并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具有极强社会实践性的问题。讨论安乐死不能脱离现实社会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及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所以,安乐死立法宜循序渐进。     

法律文化与中国死刑之存废

在全世界一百余个国家已经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在世界刑罚逐步走向轻刑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死刑何去何从?文章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出发,尤其是从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的角度,谈了对于中国民众来说,阻碍中国死刑废除的因素。加强法律文化建设,转变国人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努力消除普通民众中存在的复仇意识,提高公民尊重权利,特别是尊重生命权的法律意识,才能够为中国由逐步限制死刑到最终废除死刑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