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的哲学思想

马一浮的哲学思想滕复马一浮哲学的基本内容主要由他在泰和、宜山两地所讲的＂义理名相论＂构成，以后又在《太极图说赘言》等著作中作了充分发挥。他的哲学主要以宋明心性之学为基础，同时发挥先秦易学精蕴，以三易之说解义理名相，并引佛学做旁证，以观懦佛之会通。其本...     

空灵与禅意画意与诗意──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风格

空灵与禅意画意与诗意─－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风格高人雄王维一生奉佛习禅，佛学理念对他的山水田诗创作不无影响。尤其晚年，那些空灵剔透的山水诗，不同于谢灵运诗的细密繁富，也有别于孟浩然诗之古朴疏淡，陶渊明诗之自然淡远。这与诗人参禅悟道的体物方式或多或少引人...     

章太炎论佛哲学佚书二札

序《致宗仰上人书》二札,是章炳麟讨论哲学认识论和佛学问题的两篇重要文章。原刊于1912年9月出版的《佛学丛报》创刊号,署名“太炎”。经查,此二札未收入《章氏丛书》、《太炎文录》(五卷本)、《太炎最近文录》等章著合集。亦不著录于汤志钧所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同期《佛学丛报》在刊出章氏此两札的同时,并载录了后被收入章集的《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序》。据此又可考知此序当作于1912年,而非《年谱长编·著作系年》所考订的1913年。     

论动机、效果及其在道德评价中的作用

伦理学要研究道德评价,不能不涉及动机与效果问题。人们对别人或被别人进行功过是非道德善恶的评价,也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个问题。那么,怎样正确地认识动机与效果以及道德评价的关系呢?在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评价时,是以他的行为的动机还是以他行为的效果为根据呢?在历史上,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是动机论,即认为应当以动机为道德评价的根据;一种是效果论,认为应当以效果作为道德评价的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艺批评,文艺作品的好坏标准时,提出了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但是,出于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论述的理解不同,运用不当,在理论和实践上仍不免引起一些新的混乱。“作品的好坏”是否等于“作品的     

方东美论道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方东美以学统而不是道统为研究思路,指出佛教从初传入中土时被称为"淫辞"到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主要与中国知识分子以道家哲学来理解佛学分不开。"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最为根本,其开创者道安"完全是拿老子的道家精神去解释",他的"无在万化之前"实是《道德经》里面的根本思想。支道林即色宗之要义与庄子"空虚以不毁万物为实"观念是相通的,其生命精神来源于庄子。僧肇的三大玄旨可见庄子之影响。道生的佛性论达到"佛道融会之巅峰",他的"佛性自然"吸取了道家人性自然论,"佛性即理"吸收了庄子所谓的天理,"体法为佛"吸收了道家中对"自然"的体贴之法。华严宗则透过道家哲学领域的智慧阐释佛教。     

废名佛学思想浅释

废名的佛学著作<阿赖耶识论>,长期以来或被认为"已亡佚"或被视作"有字天书"鲜有学者问津,这便使得废名这位以佛学思想为背景的作家始终未能获得全面深入的解读与评价.从<阿赖耶识论>所提示的思想理路来看,废名所信并非其家乡所传之禅宗,得大乘佛教空宗有宗之精要,得唯识学之精义,悟得阿赖耶识之真谛,才是废名佛学思想的基本理路,而这一思想脉络又是在与唯科学主义和新唯识论的论辩中渐次清晰的.     

从“格义”方法看印度佛学与中国哲学的早期结合

佛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关键所在。“格义”是两者初期结合时使用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两汉时期佛教初传时就开始运用,而不是一般学术界认为的始于两晋。随着佛学思想的大量传入和中国学者对其了解的不断加深,格义的方法也有了层次上的深入,由简单的以中国哲学概念比附佛理到仍带玄学化色彩的“六家七宗”对佛学真义的争鸣,再到更接近于佛学原意的以中观论为代表的著说,使佛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和交互影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随着格义方法历史使命的完成,中国佛教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章太炎文学批评观述略

章太炎的文学批评观虽在一些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著中有所论及,然因太炎视文学乃其学术之余事,故专论不多。而考察相关的评述,太炎的文学思想或被划入所谓资产阶级革命派范畴,受到关注和赞扬;或又因其信而好古,反对委心向西及白话文,又被视为古文学的殿军,甚至遭贬斥为历史退化论的代表。其实,文学进化论只是缘生于生物进化论的一个先设前提,它在肯定文学发展的同时又造成文学批评的单一化与非历史化倾向,而从文学的多元性及批评的个性化来看待章太炎文学观之循名责实的批评法、原始返本的认识论、取法汉晋的历史观与雅正闳硕的修辞说,颇具丰富内涵与个性色彩。而太炎以复古为蜕变之文学通变观的传统性,以"拨乱反正"为主旨之文学致用说的现代性,和以经学语境、名学规范与小学基础为内涵之文学批评观的特殊性,其成绩与失败、经验与教训,都是具有历史意义且值得深入探讨的。     

论政策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论政策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夏立忠李宏雨一、政策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内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党和政府是人民的“代言人”，政策决策主要应该是党和政府的事情，党和政府及各级行政首长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政策决策的主体。客观上，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决策...     

散论佛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一、关于佛学对《文心雕龙》影响传统认识的质疑关于佛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传统认识有二:一是认为刘勰是佛教徒,笼统地认为《文心雕龙》中有佛教思想。二是从个别例证或个别词汇出发寻找到佛学在《文心雕龙》中留下的蛛丝马迹(详见卢兴基主编《建国以来古典文学研究举要》一书)。归究起来,这些又都是从《文心雕龙》的精义角度来探讨佛学对《文心雕龙》影响的。然而从这种角度思考是颇可质疑的。首先,从心理学上看,人的认知过程有局限性。人脑在特定的时间里只能处理一定数量的信息。如果同时做两件事,这两件事就必然在运用某种共同的信息处理系统,而这个系统却无法对它们同时进行处理。刘勰在创作《文心雕龙》和以前一段时期,他的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这已是不刊之论。王元化同志说:刘勰“始终以‘白衣’身份寄居定林寺,不仅没有出家,而且一旦得到进身机会,就马上离开寺庙登仕去了,足证他在定林寺时期对佛教的信仰并不十分虔诚。再就刘氏家世来看,亦非世代奉佛,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他自称感梦撰《文心雕龙》,梦见的是孔子,而不是释迦。《文心雕龙》书中所表现的基本观点是儒家思想。”张少康同志也说:“刘勰不管在入梁以前还是入梁以后,他的基本政治态度都是以儒家的经世致用作为自已人生处世的原则的,这在他的思想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因此,刘勰虽然帮助整理过佛经,但他不可能同时接受佛学思想。     

谭嗣同学术思想探微

谭嗣同学术思想的轨迹为:学习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重心在汉学考据,兼习诗文,既而学习西方文化,即西方近代的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深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甲午战争之后,转而接受孔子之仁学,融汇中西为一炉,后又在扬文会处吸纳佛教革新思想,从"不知有佛"而知佛学之精微,以补孔学之不足。梁启超说谭氏习佛之后,"其学又变",我看未必,他只不过是在中学与西学的融合中,中学中的儒学之外又增加了佛学成分,把西、孔、佛贯通而已。     

历史价值的错位——吴宓的道德理念探讨

在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猛烈批判的呼声中，吴宓却把道德作为救国救世的落脚点，由此，吴宓的道德理念在当时不仅不受重视，甚至被视为迂腐守旧而备受批判，其根本原因是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是一种历史价值的错位。吴宓的道德理念是他延续传统、会通东西文化的一部分，其思想不仅是对当时激进时代主流思想的一种反思和补充，对我们强调道德普世性的今天，亦有重要的意义。     

韩非政治哲学的内在矛盾

韩非构建了以君主为本位的法、术、势严密结合的政治哲学，然而这一学说在根本上内含着一些无法克服的深层矛盾：他崇尚法治，但他的法是凭势而立、依势推行的，由此形成法与势的终极冲突；他的术是护法保势的手段，但术的隐秘性和非道德性，既破坏了法治精神，又使权势丧失了应有的道德基石，由此造成术治实施中的“二律背反”；他以人性自利为学说的立论前提，但却坚守君性至公的立法理念，由此出现人性设定中的悖论。这些理论深层的矛盾，实质上是一种反人类的思维面临人类社会必然性所表现出的必有冲突。     

论儒学作为道德载体之局限性──兼论宗教与道德的关系

儒学以讲人伦、倡道德著称于世，其为道德之载体乃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也应看到，与宗教相比，儒学这种道德载体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使得道德的阐发和推行受到极为不利的影响。宗教也充满着道德，与道德不可分离。印度伟人圣雄甘地甚至说：“宗教的本质就是道德。”“宗教和道德是二而一的东西。”①与宗教相比，儒学作为道德载体，存在着如下局限性。一、别离性由于宗教把所有的人都视为神灵的子女或仆人，所以无论是享受被神灵庇护的权利，还是履行捍卫神灵、遵守神灵的道德的义务，天下人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例外。世界三大宗教均是如此。…     

李二曲儒佛辨研究

李二曲之学屡屡被认为“近禅”，但其本人却又是清初关学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二曲儒佛辨主要通过对“心”“理”、“体”“用”、“内”“外”、“静”“动”等哲学问题的诠释，展现其对儒佛差异的思考，其中虽然存在某些对佛教的误解，但恰恰反映了二曲对清初三教合流、王学冷落、儒学晦暗的学术现实及世风愈衰的社会实况的关注与忧虑。     

论稼轩词的风格──格式塔的启示

论稼轩词的风格──格式塔的启示蔡起福辛弃疾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词人，他的词风豪放沉郁，苍劲悲凉，历来被人赞颂。对于他的豪放词风人们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或称之为“词论”，或评之为“以文为词”，或贬之为“别调”、“变格，”或责之为用事过多，等等。我认为要正确认...     

《世说新语》中的名僧及其与名士的交游

《世说新语》中记录了一些名僧的言行事迹,这些名僧是以名士的身份被记述的,他们与当时的名士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游。这一现象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魏晋时期玄、佛合流的集中体现,也是魏晋名士风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僧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魏晋玄学方面的良好修养以及玄、佛在思想上的一致性是名僧与名士交游的重要基础。而博大精深、长于思辨的佛理也为玄学的发展补充了新鲜的血液。名僧受名士风流的影响而名士化,并有多方面的表现。玄、佛合流促进了佛学在士人中的普及和佛学的独立发展,从而推动了作为宗教信仰的佛教在上层的传播,进而对当时乃至后世的历史和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社会学新进化论

30、40年代进化论的复兴是人类学特有的现象。这只是说，它是由那些自认为专业上属于这一领域的学者促成的。而实际上，社会学在大约20年后也经历着自己的进化论复兴，只不过这一复兴产生了一种与唯物主义论显著不同的理论，社会学中的进化论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帕森斯的影响下发生的。我把在帕氏影响下产生的这种理化理论称为“社会学新进化论”。不过，可能将其冠以“功能主义进化论”也是便于理解的，因为它是一种直接建立在功能主义理论前提之上的进化理论。     

中国佛学与近代哲学

近代以来,佛教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汉藏佛学和中外佛学的沟通和交流,唯识思想的广泛流行,都对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发生一定影响。佛学思想,在近代曾被一些思想家、革命家用来作为思想武器,并受到一些哲学家、学者们的重视。一些重要的文科大学都曾开讲佛学,佛学还被写进了一些哲学史著作。佛家因明的逻辑思想和佛学精致的名相分析,对整理中国传统思想有极大的帮助。近代学者在佛学研究中取得的可喜成就:有的糅合儒佛思想,用儒学改造佛学,从而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有的则把佛学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用新的方法对佛学进行整理、研究,攀登了近代佛学研究的高峰。这一切,都丰富了中国近代哲学的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