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出版发行

由我院中文系李建中博士撰写的《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一书,已在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文艺心理学断代史。作者站在现代心理科学高度阐释了中国古代文论,发掘整理了汉魏六朝文论典籍中的文艺心理学思想,揭示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艺心理学     

文艺管理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

文艺的繁荣发展,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方面。在文艺的繁荣发展中,文艺管理应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毫无疑问,文艺管理应当促进文艺的繁荣发展,文艺管理应当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整个社会走上健康、正常的发展轨道。我们一直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强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     

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夏征农同志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联系文学艺术,我们也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就不可能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从历史上来看,文艺的繁荣总是和民主分不开的.或者当时的统治阶级在一定的范围内实行了民主,从而带来了文艺的繁荣.如象希腊奴隶主民主派执政的时候,以及文艺复兴以后资产阶级的民主潮流,都曾给文艺的繁荣创造了较好的条件.或者呢,统治阶级虽然疯狂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但人民却为争取民主而进行激烈的斗争,这时也会带来文艺的繁荣.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至于完全没有民主的时代,如象欧洲的中世纪,文艺和其他学术思想只能够窒息下去,成为可怕的"黑暗时代".我国历     

简论邓小平的文艺理论

邓小平文艺理论是围绕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这一主题展开.其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正确地把握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其二是正确地把握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其三是改善和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邓小平文艺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     

新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论要--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

进入新时期以来 ,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为了繁荣和发展我国文艺事业 ,在坚持和继承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文艺观点。党和国家据此对文艺工作的方向及各项方针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对文艺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不仅使文艺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在坚持先进文化中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 ,是人民奋进的号角。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做到 :一、贯彻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 ,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 ;二、树立精品意识 ,多出优秀作品 ;三、加强文艺队伍建设 ,多出优秀人才 ;四、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为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建安时期清商乐与曹氏家族的艺术实践

清商乐成为建安时期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集中代表,与曹氏家族的大力提倡及其诸多艺术实践直接相关。曹氏家族核心人物(武帝曹操、陈思王曹植、文帝曹丕、明帝曹睿)不仅喜爱清商乐,而且创作了大量"乐为心声"的清商乐作品。他们建造铜雀台,设置清商署,招募大批音乐歌舞人才,全面致力于清商乐歌的唱酬表演,树立君王参与音乐创作及其和乐表演的良好风尚。在乱世英雄时代,清商乐是曹氏家族及其文人士大夫慰藉心灵、抒发情感的一剂良药,并对中国"文人音乐"以及隋唐歌舞燕乐的繁荣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可贵的实践品格——试论邓小平对新时期文学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文艺思想是多方面的、丰富的.其核心其精髓乃在于一、解放文艺生产力,重组一支社会主义的文艺大军;二、适时对这支文艺大军的前进向度作出调整;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对文艺的领导正确与否将有决定性的意义;四、正确处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则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保障.     

大众传播与文艺产品的商品化

大众传播的出现使绝大多数文艺产品成为大众传播业的产品,从而加深了其商品化的进程.本文认为文艺产品的商品化有正面意义也有负面意义,但大众传播本身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故应因势利导、兴利除弊,使其不断发展和繁荣.     

曹氏家族与汉晋时期谯郡学术文化的繁荣浅探

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地区士人的努力。在某一时期,某些地方士人或者一些世家大族对地方文化的发展甚至还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汉晋时期,曹氏家族在谯郡从地方世家大族崛起为曹魏皇族,不仅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其“龙兴之地”谯郡的文化影响更为直接。大体而言,曹氏家族通过其政策制定、诗文创作不仅促进了谯郡经济的发展,也奠定了谯郡学术文化发展的基调与特质,促成了谯郡学术文化在汉晋时期的繁荣。     

论曹植的赋

在中国文学史上，曹植的赋起到了上承楚汉、下启魏晋南北朝的重要作用。其内容主要关注军国大事，痛伤骨肉相残，叙写人间真情，着墨世间万物，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并推动了骈俪风尚,提高了抒情技巧，给后代的赋以艺术启迪。曹植在古赋向骈赋演变的过程中仗策争驱，功不可没。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     

曹魏儒学之传播与分布格局

儒学在经历了汉代的发展以后,至东汉末,由于社会的动乱,出现了短暂的衰落,然而,同样因动乱而引起的中原士民的迁徙,却带动了儒学由中原核心区向四周的传播,从而扩大了儒学影响的地域范围。曹魏立国以后,亦力图儒学的恢复与发展,在政府的倡导下,儒学化的地方官员多劝学兴儒,在地方行政中最大限度地推广儒家的文化价值,又加强了儒学的传播力度,重新巩固了东汉以来形成的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儒学核心区的地位,奠定了西晋儒学的分布格局。儒学在曹魏时期进行地域扩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塑造底层民众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价值观。     

经学章句与佛经科判及汉魏六朝文学理论

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和宗教学与文艺学理论,探讨经学章句与佛经科判及汉魏六朝文学理论的关系,得出结论:章句直接影响了汉魏六朝的文学理论,并且在解经体制上启发了科判,而成熟的科判则反过来在义解和术语两方面影响了六朝隋唐的经学义疏,章句和科判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     

曹魏及西晋歌诗艺术考论

曹魏及西晋前期,在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全面复苏的前提下,朝廷礼乐建设的客观需求与君主、贵族们的精神消费需求,有力地推动着文人和艺人们歌诗创作和表演的艺术活动,民间歌诗则为他们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源头活水,这一切使歌诗艺术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并为南北朝歌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宋古文运动复古实质初探

一、唐宋古文运动是复古而不是革新。其领袖不仅大张复古的旗帜 ,而且十分忌讳“新变” ,不可能为革新。唐宋古文运动伴随当时复兴儒学的思想运动 ,摧毁了魏晋以后新生的尊重人的个性的玄学 ,独尊了复古的儒学 ,不能为革新。古文对骈文的胜利乃文言战胜口语 ,古代句法、词汇战胜时下流行的语汇 ,只能为复古。二、唐宋古文运动是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的反动和倒退。 1 终止了魏晋以来未能完成的“文笔之辨” ,使文学观念趋向模糊 ;2 贬低文学 ,使魏晋时几乎独立的文学 ,又成儒道的附庸和工具 ;3 从“化成天下”角度论文 ,有意模糊文学观念     

汉魏六朝哀辞研究

哀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哀悼夭亡者的文体,形成于东汉至魏晋六朝时期,与当时浓郁的感伤文化、感伤文学氛围有关。汉代哀辞无存。现存魏晋六朝时期曹植至梁简文帝等人的哀辞18篇。其中3篇有短序,序用散语,辞用韵语,或骚体,或骈体,或诔体,篇幅在数十字至二百字之内,内容以抒发丧失亲人的悲伤哀痛之情为主,极少叙事因素。与哀辞相近的文体有诔、哀策、吊文、祭文等,这些文体互有异同。此时期的挽歌和悼亡诗也很特殊,但与哀辞有诗、文之别。     

论魏晋名士的形成

东汉以来 ,田庄经济的发展是魏晋名士孕育生成的经济条件 ;汉魏之际险恶的政治环境是形成魏晋名士的政治原因 ;与这种经济、政治形势相呼应 ,在学术思想界出现了儒道合流的趋势 ,广大知识分子在行为方式上既追求人性自由 ,又恪守封建礼教 ,形成所谓双重人格。至曹魏 ,一批人的这种双重人格特征已十分明显 ,它标志着魏晋名士的正式形成。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

针对“魏晋风度”迅速式微的事实,从“魏晋人物”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个体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汉末、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严苛的社会政治生态,“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门阀体制下“魏晋名士”独特的家世、形容、才情、少年风范等因素的综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必要条件。     

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之汉文化特征及其现代启示——以汉武帝以降“崇儒兴学”的汉文化传统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其间正当两晋南朝玄风弥漫之际,十六国北朝却儒风雄劲。从十六国中后期开始,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胡族统治者大力吸取汉、魏、晋以降汉族统治者的治国之道,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前秦、后秦政治、经济、文化诸项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比较探究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有助于从文化层面进一步了解十六国中后期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规律,而且对当前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均具有较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