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关注中国的社会分层问题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转型所导致的中国社会分层问题，引起了美国社会学界的瞩目，并且在90年代还引发了一场学术论争。由边燕杰主编的《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版)一书主要选译了这方面的成果。1975年怀默霆率先发表的《中国的不平等与社会分层》一文认为，当时的中国，上层阶级确实享有一定的特权，但特权阶级的圈子同苏联、东欧相比较小，因而他认为，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标准——与李强讨论两种社会分层标准

本文在李强教授对我国社会分层进行政治分层和经济分层划分的基础上，探讨了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中两种分层的功能联系，并把两种分层标准的变迁放到我国目前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经济分层标准取代政治分层标准是转型期社会价值取向转变的重要标志     

关于从业人员收入差距的中英对比研究

本文从群体、单位、地区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和英国从业人员的收入差距做了比较。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从客观上刺激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但这种拉大只是表现在群体外的收入差距方面,而群体内的收入差距却存在着缩小的趋势。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将对社会大众的劳动积极性产生不利影响,并导致高收入群体的惰性和低收入群体的不满。这一问题必须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回应:再谈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

回应：再谈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李强米加宁副教授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标准》一文（以下简称米文），与笔者讨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问题。笔者以为，学术上能讨论和争论是件好事情。归纳米文的观点，该文在同意笔者关于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区分的基础上，主要提出了两点不...     

职业视野下的农村社会分层——苏南H镇的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促进了农民的分化,其直接表现是农民从事职业的多样性和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差距的拉大。对苏南H镇的实地调查表明,农民阶层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融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密切相连。消解农民阶层化障碍的基本条件是：坚持改革开放,深化相应的政治社会体制改革;改变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状,扎实发展第三产业,有效汇聚人口,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彻底改革现存的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逐步实现城乡居民权利义务平等。     

论社会分层研究

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现象，因而成为社会学理论的重要的传统领域之一。在社会分层理论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提供了不同的、但是最基本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分别对社会分层的本质、决定要素、形式等做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代表了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理论取向，今天的理论及相关研究基本上还是在这两个理论框架内发展。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主题丰富，但深化、拓展不够。在理论层面上，缺乏“问题意识”，理论逻辑较混乱；尚待探索、构建独立的中国社会分层的理论模型。在研究和分析方法上，亟需改进、加强统计分析技术手段     

城市“人口病”与人口管理“倒挂“释疑

戴维斯的‘J曲线理论’认为，贫穷本身并不足以引发革命，革命发生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对未来更好生活的憧憬。当期望值增长快予客观状况改善时，两者差距就会拉大，从而导致更高程度的被剥夺感，反而有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

本文针对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表现出的独特之处，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过程中的精英循环与再生的一种新的解释：“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即政权的稳定导致干部权力的连续性；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干部权力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旧的传统体制下它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在市场经济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它又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市场中的经济利益。干部权力的这种连续性决定了改革中的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主流是精英再生。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是像有些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是减少由再分配体制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的过程，恰恰相反，市场改革提供了这样一种干部权力转换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在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下有限的、受到特定意识形态严格限制的社会不平等，转化为自由市场条件下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绝对的不平等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过分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

对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这个关系大局的问题,要提高到战略思想和社会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和看待。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或哪一个角度看,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这是事实,为多数人所知晓,所以引起了社会的特别关注,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十分重视。因为这是一个牵动政治、社会、经济、民族等多方面的重大问题,不能不使人关心和忧虑。进入80年代以来,技术梯度理论的提出,被政府接受和采纳,逐步上升为经济理论,用于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三个地带即东中西部区域划分,确定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分区域的发展重点。对东…     

渐进转型与激进转型在初职进入和代内流动上的不同模式——市场转型分析模型应用于中国转型研究的修订

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引发的争论均关注同一理论问题:即市场发育程度与社会分层秩序之间的关系;因之亦导致了通用的讨论和验证模型。正是基于这个通用的讨论和验证模型,韦尔霍文在2005年试图对市场转型理论进行综合分析。然而,本研究发现:转型理论的通用讨论模型在应用于中国的转型分析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缺少对不同所有制劳动力部门的控制,缺少对年龄与不同所有制劳动力部门的交互作用的控制。由于这两类重要变量的缺失,导致了在转型讨论中核心问题的实证研究结果出现了偏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渐进转型的变迁”与苏联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转型”的差异,使得中国渐进转型下的初职获得与职业流动的分层秩序有别于激进转型下的分层秩序。本文的理论观点,得到了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所采集的数据的支持。     

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士遭遇吃饭问题

吃饭是个大问题，战乱时期尤然。同时经历战争的人，食物结构未必相同，在其分属不同群体时，差别更为明显。食物的不平等，乃背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然而，这种不平等未必会引起各群体之间冲突。比如，“东家吃肉我喝汤”在中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其原因是处于各种食物结构层次中的人，已经在社会分层结构中被定位了。     

社会分层理论对性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对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属于当今社会学的主流研究视角，算得上强势话语；而性社会学，则堪称社会学中最弱势者之一，在学术殿堂中艰难地挤得一席容身之地。性社会学的弱者地位，主要是因为其关注的问题相对于社会结构、社会运行而言确实太细小了，但是，笔者认为这也同它未能与社会学的主流理论充分     

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

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及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最详细的职业信息,本文研究了职业的性别隔离对当前中国城镇在职人员收入性别差异的影响及其在不同部门的差异。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职业的性别隔离确实是当前中国城镇职工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其作用仅限于国有部门;在非国有部门,职业性别隔离的作用并不显著。我们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层机制在体制内外的重要区别:在国有部门,男女收入差异来源于结构性的因素——职业的性别隔离,它以职业的性别构成为依据拉开职业间的收入差距,从而导致了收入的性别不平等;而在非国有部门,决定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男女个体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基于这些发现,我们认为非国有部门的性别歧视程度高于国有部门的观点以及市场化会增加性别歧视的观点均值得商榷。     

女性分层：以阶层观察性别

在以往的性别研究中，一般强调性别是一个重要的分层指标，以突显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这固然有其重要的意义；但过于强调性别之间的差异却也有可能忽视了性别内部的差异，而这种内部差异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其影响并不亚于性别所造成的不平等。虽然女性主义勃兴以来，人们始终渴望以“姐妹情谊”来凝聚、号召所有的女性站在一起，去争取与男性同样的权利，但总是有底层、边缘妇女提出质疑：“我们除了没有男人的权利以外，你们（主流、上层妇女）有的权利，我们都有了吗？”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到——女人除了性别的存在以外，还阶级地存在着。     

浅析校园分层现象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正在向多元化、复杂化方向发展。大学生作为社会的特殊的敏感群体,生存发展状况必然随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这样的形态演变过程中,大学校园社会化愈加明显,校园分层的出现,社会分层在校园的延续,正在被社会广泛关注。     

社会分层对大学生的影响及教育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分层状况愈加突出．这对来自不同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消费支出、择业标准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一定的挑战。本文在着重探讨社会分层对大学生带来不良影响的同时,也探讨了如何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减少社会分层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从而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思路。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

社会大众对于当前中国不平等的状况和趋势的不满程度如何?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和一些中国政府官员都提出,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市场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普通民众对资源分配的不公非常不满、甚至愤懑。通常认为,那些从改革中获益甚微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应该对当前的不平等心存怨怒。为了考察这些看法是否属实,我们对一项于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首先,尽管中国受访者对当前不平等的一些方面确有微词,但是他们总体上仍倾向于认为,目前产生各种社会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模式是比较公平的,尤其是在社区内部。其次,与其他一些国家的类似调查结果的比较发现,中国受访者相对而言对社会不平等批评较少,同时更容易对个人通过教育、天分和勤奋努力来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持乐观态度。再次,总体而言,农村居民受访者,尤其是从事农业的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和职业地位较高的受访群体,反而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反应要来得和缓,他们不太认为当前的情况是过分和不公平的。由此可见,民众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并不一定能代表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主观态度,而仅仅知道基尼系数或其他一些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也未必就能预测社会大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基于这些发现,本文在结论部分讨论了中国今后在社会稳定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兼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

本文认为目前存在的三种社会资源配置关系—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分别反映了两种形态的地位获得机制,即制度安排机制(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和非制度安排机制(社会关系网络);非制度因素在中国社会群体成员地位获得中具有独特功能,并导致成员地位评价上的二元标准一身份标志上被动的“就范”与地位获得上主动的“自我实现”。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静态分层不再具有重要意义,而应从社会结构诸要素的相互关系和社会文化特性中揭示社会地位分配机制及其根源。     

职业体系中的分化与不平等——对涂尔干命题的一个实证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中职业体系的分化对当前社会的分层秩序起到了怎样的影响？涂尔干的经典命题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渐进转型中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本文通过把初职获得与收入决定的过程统一起来，对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是如何通过所在的劳动力部门作为中介，进而影响到个体收入的路径加以分析，提出中国的渐进转型过程中，不同的劳动力部门中已经产生了经济地位上的分化，在初职进入劳动力部门的过程中，个体的先赋因素比自致因素作用大；而在收入决定过程中，自致因素的作用更显著。     

当代女性社会地位进步不一致与性别政策反思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第一、二、三期数据显示,女性社会地位的进步程度不一致,教育地位和政治地位与男性的差距逐渐缩小,家庭地位上升也较为明显,但是经济地位与男性差距扩大了。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显示,性别因素不是影响女性经济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社会阶层结构的日益分化使得社会中、下层女性的社会地位更加弱势化,从而造成了她们经济地位的下降,甚至政治地位和教育地位也难有提高。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价和使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和方法,从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理解当前女性社会地位不一致以及推进我国妇女解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