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北霍尔人的来源及历史演变蠡测

作为藏族的一个支系,康区北部的霍尔人与周围其他的藏族人群相比,在语言、体质、文化面貌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他们被普遍认为与蒙古族存在一定的族源关系。本文认为,康北的霍尔人的来源更有可能与元代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黄头回鹘即撒里畏兀人有一定的关系。公元1331年,一批撒里畏兀军队迁徙至康区北部,经过与周围其他民族不断融合,逐渐发展成为藏族的一部分,但依然保留了一些撒里畏兀人的文化传统和体质特征,被其他藏族人群称为“霍尔人”。     

入附明朝的撒马儿罕回回

本文以亦剌思、阿都儿火者等人为例,探讨明朝对入附的撒马儿罕回回的安置及这些入附人员在明政府中的作用。入附明朝的撒马儿罕回回人有十多批,明廷多将他们安置在南京、北京、甘州等地。这些入附的回回人大体上享有与故元归附人员同等的待遇。他们与西域其他各地入附的回回人一道成为明代回回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撒尼人的自我认同与他者"叙事"现象研究——以石林"大糯黑村"为个案

认同(ethnic-identity)存在着将社会世界划分为"自我"与"他者"类别的一种强烈的心理或情感成分;石林撒尼人在展现自我认同的同时,因外界人的介入和村民不断走出去,逐渐模糊了自己的认同界限,并随场景的改变而改变认同要素.因此,撒尼人的认同是由自我认同与他者叙事的双重标准构成,在共存中有一些流变.     

明初撒里畏兀儿设卫考

明洪武初,撒里畏兀儿降明。明朝将其分为四部,设为安定卫等几个羁縻卫。目前,学界正根据各卫与各部的对应关系,判断撒里畏兀儿内部的族群划分状况,而对究竟为撒里畏兀儿设立了哪几个卫,各卫如何对应各部,认识仍存疑点。本文重新解读《明实录》对卫所设置的记载,结合明初俞本《纪事录》中的重要记载,提出了新的看法:明初撒里畏兀儿既非《明实录》记载的设安定、阿端两卫,也非现代学界认为的设安定、阿端、曲先三卫,而是设为安定斡端、曲先答林两卫,分别对应阿真、阿端两部和苦先、帖里两部。这个结论说明,现代裕固族的祖先撒里畏兀儿,在明初分为源自于阗和库车的两大系统。     

民族地区的地方性水知识与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以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撒尼人为例

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的撒尼人,居住的地方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解决生活与灌溉用水,一直是撒尼人与大自然不断抗争与磨合的主题。2009至2010年中国西南地区干旱,使这一矛盾更加突出和明显。笔者对此研究的内容将包括三个方面:挖掘整理撒尼人祖辈积累的地方性水知识;分析当前撒尼人面临的与水资源保护利用相关的问题;力图在传统地方性水知识与现代技术之间找到一条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最终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元代“撒尔特兀勒”与“回回”关系考

元代是西北各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形成时期。从不同民族语言可以窥知“撒尔特兀勒”一词与“回回”民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     

互动与共享:巴东“撒尔嗬”变迁的民族志阐释

"撒尔嗬"是鄂西南清江流域土家人为亡人举行的一种以歌舞为载体的丧葬仪式,这种"哀而不伤"的丧葬仪礼在当地社会中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本文深入调查研究了巴东"撒尔嗬"现代变迁的表现形式,并从文化互动的视角进行分析阐释。随着基层社会的变迁、民间丧鼓队的出现等因素使得"撒尔嗬"在地域分布、人员结构、表现形式、文化信仰及社会功能方面发生了较大变迁。族际通婚及汉族融入当地社会的实际需要等使巴东局部地区的汉族采用土家"撒尔嗬"丧葬习俗,巴东"撒尔嗬"已从土家族文化发展成为当地土家族、汉族共有的区域性文化。     

撒拉族人口现状及特点分析

撒拉族人口现状及特点分析朱浙青一族源及人口演变根据有关史料和史学家的考证，撤拉族来自中亚撒马尔罕地区西突厥（黄姓突厥）乌古斯部落的一支──撒鲁尔部。撒拉族亦自称“撒拉尔”。元、明、清汉文史书中对撒拉族的称谓有十多种，如撒刺、撒刺儿、沙利、沙利族、萨拉...     

明代中后期的撒里畏兀儿

从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年）明朝兵部尚书王琼总制三边、安辑东迁后的 撒里畏兀儿诸部,至明、清之交。这一时期,撒里畏兀儿失去了自"黄头田纥"以 来的左右一方的相对独立局面,因受制于人而动荡不安、艰难求生,对今日裕固 族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试论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

阿诗玛故事在撒尼人中非常流行。自从 50年代初这个故事被整理为汉文出版以来 ,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人们从不同的理解出发 ,或认为阿黑与阿诗玛是兄妹 ,或认为阿黑与阿诗玛是情侣。本文考察了阿诗玛故事的多种文本和撒尼人的部分祭祀词 ,追寻了阿诗玛与阿黑关系的原型。     

乾隆朝八旗汉军身份变化述论

八旗汉军是清朝社会中游移于旗与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主要探讨八旗汉军建制完成至乾隆皇帝令汉军出旗为民这一历史时期汉军的遭遇命运。汉军建制完成使得辽东汉人由明王朝统治下的边民变成为八旗体系中的旗人,乾隆时期允许汉军出旗为民又使得汉军获得了选择身份的自由。在清朝统治与八旗汉军身份变化的调控与制衡中,汉军来源于汉人以及清朝统治者始终与汉军保持着的疏离感使他们最终被政府所抛弃。汉军的出旗不仅有利于八旗制度和清代社会继续有序地发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对汉军旗人身份认同中既依靠、利用,但又疑虑、排斥的趋向也得到了真实体现。     

宋代蕃法及其向汉法的过渡论略

北宋前期,以“蕃法”处理周边民族地区的矛盾和纠纷,同时间用“汉法”,形成“蕃汉各为一法”的法律基本格局,但在真宗天圣时期,由于蕃汉民族间交往的日益增加,宋廷“汉法”治蕃部的法律意向已随之产生并日益明朗化,此后“蕃法”逐渐开始向“汉法”过渡。北宋后期,由于政府积极边疆战略的实施和对边区部族治理的深入,这种过渡或转变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并首先在西北和西南部分地区成功实现了转变,客观地反映了宋代民族法律文化的历史性发展和进步。     

清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的考察

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进行考察,清代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清朝建立后,不仅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也继承了明朝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重点对宗族、保甲、乡约以及会馆等民间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予以支持,并让渡部分公权力,使其统治触角向下延伸,“皇权”也由此渗入县以下的城乡基层社会。满族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而非域外之人,因此,他们一旦取得政权之后,除了保留满族的部分政治文化和风俗传统外,更多的是在大中华文化体系中寻找生存智慧与治国理政之道。在清代,不仅汉族、满族,也包括蒙古族、藏族或回族以及其他中国境内各民族,都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因为如此,民族融会才升华为“中华民族”这一新概念。     

论思州田氏与元明思州宣慰司

自唐至明,田氏一直是黔东思州望族大姓,在黔、湘、鄂、渝边区举足轻重。本文对思州田氏的渊源进行了考辨,认为其族属应为土家族,元明思州宣慰司当为土家族土司。文章对思州田氏在元明两代的主要活动、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中央王朝对它的管理以及明初改流、田氏覆灭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基本梳理出思州田氏及思州宣慰司的历史发展轨迹。文章对诸籍记载各异、甚至矛盾的史料作了许多考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如认为思州一分为二（即南、北思州）应在元初,而非传统认为的元末;明初曾在思州直辖境内设置卫所等等。     

明代对西北地区实行的僧纲制度

明代对西北藏区实行的僧纲制度是其管理藏区事务的一部分,也是明代对汉传佛教采取的僧官制度在西北地区的扩延,明把西北地区看作是经营整个藏区的示范区,不少政策首先是在这里推行后才向藏地纵深地带延伸的,因此,研究它在安多地区实行的僧纲制度对研究明代藏族史有一定特殊作用。     

清代中央政府对藏政策述略

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大政方针 ,主要确立于清高宗乾隆以前 ,其中既有对前朝的继承和发展 ,也不乏自身的创新与尝试。本文以史实为基础 ,着重从清朝中央政府设立的具体管理机构及其职能 ,以及清朝统治者在西藏推行的政策和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以着力展现清朝中央政府对藏政策的全貌     

简述儒学对蒙古族上层社会的影响

在元朝文化开放政策下形成的儒学被蒙古族上层统治者广泛吸取、利用 ,使得元蒙多民族国家进一步稳定和发展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与蒙古族地区政治互动异同之比较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与蒙古地区的政治互动从内容到效果虽大异其趣,但治蒙方略却异中有同,相同点是:都极其重视蒙古问题、推行恩威兼施方针、注意吸纳历代治蒙经验、施行分治之策。不同点是:清代突破了明之华夷观,形成了新的中国观;发展了明朝以神道设教的理念,形成了以黄教安众蒙古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满蒙联姻、满蒙联盟等互动形式,发展并巩固了与蒙古的政治统合关系,使漠北蒙古成为清朝的边疆屏藩,困扰中国历史若干世纪的蒙古问题就此迎刃而解。明清解决蒙古问题的政策体系与政治体制的成败得失,值得深入总结,以为解决至今犹存的民族问题,提供重要的历史启示与鉴借。     

大通境内的明长城考释

本文考述了大通境内的“明边墙就是明代修筑在青海的明长城”,并对其修筑和维修时间等进行了考辨。     

地域经济与羁縻制度——宋代广西左右江地区羁縻制度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元代以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源于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从政治控制的角度讨论土司制度的起源.本文以广西左右江地区为例,探讨两宋时期该地区羁縻制度的建立、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元以后的土司制度.本文认为,该制度过程与当地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市场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羁縻制度到土司制度,是地方洞酋与王朝政治在两宋期间围绕着市场展开互动的结果.这一结果,又对元明以后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区域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