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与“文学自觉”的理论始源

“文学自觉”的时代归属问题引起学界的广泛争论。文中从文学自觉的时代归属论争现状开始,分析这些论争的因果逻辑模式,提出在“文学自觉”理论先导方面,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抓住了文学的本质性特征,因而可谓“文学自觉”的理论始源。     

“五四”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简论——从“文学本体论”谈起

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都是文论工作者经常关注的一个重点。尤其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学与政治往往相互交织,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梳理带来难度。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总是渗透着政治的影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往往就成为各种学说产生的思想背景。因此,文学的本质或本体的相关理论作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种理论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二者关系的亲疏变化。文章以"文学本体论"为切入点,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探讨。     

言语行为理论与建构主义文学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论争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概念的分歧。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建构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在这场论争中却几乎没有被提及。文学是一种言语行为,文学事实是一种制度性事实。从言语行为理论来看,建构主义不是笼统地反本质主义,而是反柏拉图式的本质主义。文学建构只能是语言的建构,而且只能是一种规约性建构。作为一种资源、一个视角,言语行为理论使文学研究走向了开放性、语境性和主体间性。     

文学本质的人文阐释

本文给文学以人文学科定位，旨在说明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随人类社会实践能不断得以阐释的人文意义。文学所具有的人文价值亦即文学本质之所在。     

构建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与实践

通过对"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理论家的争论的剖析,概括出了关于建构"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并由此形成两种实践、两条发展线索:一方面,是对工人、农民出身作家的着意培养,对工、农、兵出身创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则是用无产阶级意识的自觉形态--党的意识与意志来改造知识分子,创造为工农兵服务、为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服务的党的文学的持续努力.     

从本质到共相——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的视角演变

特里·伊格尔顿一直关注着文学的本质问题,在2012 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中,他借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一个常见的术语“共相”深入探讨了“文学的本质”这个宏大问题,并由此对文学进行了一种“反本质主义”式的“本质主义”界定.在他看来,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界说和反本质主义界说之所以同时存在,是因为人们各自站在实在论和唯名论的立场上去理解文学：非要为文学找本质、下定义,是一种极端实在论的观点;而非要认为文学没有本质,则是一种极端唯名论的观点.     

文学本质多元论

文学本质问题是文学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仅仅是人们思考问题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它们并没有终结或取消人们对于本质问题的追问。我们认为,文学本质的生成是多向度的。某一时期、某一民族仅仅在某一向度或某些向度上生成、开拓,但这些生成、开拓从不同的方向上拓展了文学本质的存在空间。这种开拓与生成是没有终结的。建构文学本质多元存在论有以下价值:能够有效克服本质主义文论对于文学其他属性的遮蔽,能够促进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能够有效吸纳历史上及他民族的文论成果、文学成果,形成开放、多元的学术视野;能够有效促进文学理论研究回归"文学现场",从而促进文学理论的"文学化";能够有效看护人类的精神家园,保存人类的人文成果。     

重新理解延安文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文学研究界应该重返延安文学场域,力求对延安文学有所全新的理解。对“延安文学”的命名、延安文学的性质以及延安文学的复杂性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延安文学”的命名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党的文学”构成了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它既是一种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文学形态;新的延安文学研究应该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的复杂性。     

文学研究、反本质主义与日常生活

围绕着文学是否存在着一个“固有本质”或一些“普遍规律”等问题,当代文论产生了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反本质主义认为,当代文学研究中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已经严重阻碍了文艺学的发展,文艺学不应该再将精力集中在寻找一个虚幻的本质上,而应该根据文学在当代和历史中的功能进行阐释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反本质主义强调回到历史语境,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得到重视.日常生活如何进入文学、文学如何取舍日常生活,又包含了技巧、形式、意识与无意识、审美与意识形态等诸种因素的合力,这就对文学研究提出了双重要求:既要聚焦文本批评,也要将阐释本身历史化.     

文学正餐亦或文学零食——短信文学的文学合法性论争探析

短信文学脱胎于被称为“第五媒介”的手机短信。它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学界对“短信文学”这一概念及其“文学性”的思考与论争。短信文学的“文学”名分是否合法,应综合以下两方面加以判定:首先看它是否应用了文学修辞技法;其次看它否具有文学审美功效。在确认文学合法性的前提下,方可进一步探讨短信文学的独特新质。     

文学的民间化创作

从本质上来说 ,文学创作是一种民间化的行为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创作主体的民间定位 ,创作意识的民间流露 ,以及审美情趣的民间认同。这是文学的突出表征 ,既主导着文学的发展 ,也主导着文学的走向。认清这一点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文学作品 ,分析文学现象。     

文化的文学表达与文学的文化呈现

文化的文学表达与文学的文化呈现是文学与文化在当下历史语境中构成的一种新的表意镜像关系.作为泛审美主义的一种表征,文化的文学表达意味着文化在技术层面显现为一种审美形式,在精神层面日益生成为一种以非功利性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感性存在.文学的文化呈现则指涉着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的重新历史化特征,它意味着文学实现了从纯粹审美自律存在向社会性与文化性存在的转型,重构了文学的文化身份与历史之维.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它们共同地表达着文本语境理论的意义诉求.     

从话语理论角度重新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论争

着重从话语理论的角度重新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论争,论述话语维护和颠覆文化霸权的两面性,力图揭示历次文学论争的实质——谁能说话?说什么?怎样说话?明确新的文化霸权和真理意志是如何在一次次文学论争中得以形成和确立,及其对上述争议性问题给出怎样的“正确”答案,进而为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次又一次文学论争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资源和思维角度。     

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

一种文学有一种思想根基。鲁迅文学以他的“立人”思想为根基。鲁迅的“立人”思想有三块基石:一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二是19世纪末“非物质,重个人”的思潮;鲁迅步入左翼文学阵营,没有改变他的“立人”思想,而是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这是他的“立人”思想的第三块基石。在此前后,与文艺界进行了两次原则性的论争,存在三大分歧。鲁迅的抗争,使他“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在近于和“文坛皇帝”、“元帅”、“工头”、“奴隶总管”的决裂中溘然辞世。历史表明,鲁迅文学比左翼文学的思想根基更深厚,美学品位更丰富,更具开放性,更有可供后人借鉴的资源。     

翻译的政治视角下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翻译论争一直以来都被简单地归类为“为人生”和“为艺术”盼分歧。本文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全新视角入手,分析了当时文坛及社会的复杂关系,考察论争根由。     

论文学是严肃的游戏

文学的本质是严肃的"游戏".以游戏为特征的艺术,正是人类获得自由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这包括三个方面:(1)游戏是人生命本能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意识的一种体现;(2)游戏是怡情悦性的心灵享受,是自由和谐的审美境界;(3)游戏本身是手段也是目的.文学的游戏中包含着更高的旨趣.     

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

过去的几年里,“文学性”这个概念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其考察大致形成了两个派别的观点,一派被视为本质主义的,例如“纯文学”的概念就是本质主义观点的派生物;一派被视为非本质主义的,认为所谓的本质仅仅是一种幻觉。前者处理的问题较为简单,后者却是将自己置于不尽的问题之流中。与此相关,文学研究的成果是一种知识。知识具有多种形态,科学知识仅仅是一种形态,文学研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显示的是另一些知识形态的意义。文学研究时常出现从概念定义出发来衡量具体的文学现象,而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具体的分析抵制形而上学的理论趣味。联系后殖民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援引西方的术语范畴可以阐释民族文化的特征,甚至成为反击文化殖民的手段。如果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无法企及现今的理论高度,或者远远地游离于现今的历史语境,那么,这种理论就无法承担“现代转换”的使命。     

梁实秋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他在20世纪的上半期,曾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生了一场决定了他在中国文坛上几十年的命运的论争,他以一位文学批评家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今天我们试图撩开各种外部的纷扰,走进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世界,从学理层面上去把握论争的内在特质.     

马克思主义生态本体论与生态的文学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生态本体论是建构生态的文学本体论的思想基础."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本体论研究的理论基础,而"生态本原"、"生态存在"和"生态本质"及其辩证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本体的理论内涵.在此理论基础上,文章批判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本体论,阐明了生态文学本体论是指建立在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生态文学实践上的,研究生态的"文学本原"、"文学存在"和"文学本质"及其生态关系的文学本体论.     

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从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关于翻译的争论谈起

上世纪20年代,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与茅盾和郑振铎为首的文学研究会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问题,发生了一场论争。论争涉及了文学翻译选材的问题,即以经济性为主还是以艺术性、欣赏性为主,实际上隐含的却是翻译目的、意识形态、创作风格和话语权力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