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会法律制度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最早的商会立法是1904年《奏定商会简明章程》,1914年和1929年公布实施了新的商会法和施行细则。中国近代商会法律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法制近代化意义深远,不仅为中国近代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且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并为中国近代经济立法和执法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     

高阳历史小说评析

高阳在台湾是享有盛誉的作家,同时又是个红学家和史学家;论其成就,尤以历史小说为最,以至一旦提及历史小说,则无不以高阳为此中翘楚。迄今为止,高阳已有七十多部历史小说问世。他的清宫系列小说尤其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中《乾隆韵事》曾高踞1984年台湾十大畅销书的榜首。“高阳历史小说”在台湾几乎代表了雅俗共赏的一种文化现象。近十年来,高阳的历史小说在大陆也拥有数量可观的读者群,并获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然而,批评界对高阳作品的介绍还未相应跟上。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就高阳历史小说作一评析。     

晋商会馆、公所与近代山西商会

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和公所是近代山西商会的间接前身,近代山西商会的成立,标志着山西近代资产阶级商业团体的出现,对山西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对社会变革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代商会法的演进与影响

清末以降,现代制度改革成为社会发展趋势。商会法作为民间社团组织法,其制定与发展演进在近代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民间立法到国家法律,为实现商会法维护商权之宗旨,全国各级商会与政府展开了权益博弈,最终实现了商会利益最大化。     

近代中国“商人节”述论

1946年11月1日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一致通过决议，确定当日为商人节。贵州商会联合会和厦门市商会对于商人节的创立，都曾作出重要贡献。近代中国的商人节虽设立较晚，但对于商界而言仍称得上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近代商人节的纪念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并成为商界表达其政治经济诉求的良好机遇，产生了值得肯定的多重社会效应。     

“高阳”、“伯庸”、“三后”考辨

屈原的"帝高阳之苗裔兮"表达了他希望楚王心系天下,主张强国变法的政治理想,也为渐为学界认同的楚族族源"北来说"提供了重要佐证;关于"伯庸",从闻一多的"屈瑕"说到段熙仲和赵逵夫的"句亶王"说,与西汉刘向的"伊伯庸之末胄兮"相印证;"三后"亦为熊渠所封之"三王"。     

戏说历史：台湾著名文学家高阳的“宫廷小说”

历史小说的繁盛，在海峡两岸都是一个相当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近年来由于影视媒介的加入，使其影响得以迅速扩展。被台湾诗人痘弦称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小说第一人”的台湾著名作家高阳，他所创作的一系列历史小说，无疑在这方面最受瞩目、影响也最大。     

民国时期商会的抗税斗争——以厦门商会为中心(1927-1937)

在目前商会史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在研究地域方面,主要关注的是上海等地的商会,对其他地域商会的研究较少;在研究领域方面,主要是近代商会的起源、性质、组织结构与功能,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而对商会的捐税抗争则较少关注.通过分析厦门商会在民国时期的抗税斗争,例如商会捐税抗争的形式、过程、内容和效果,不仅可以从这一角度说明商会与政府之互动关系,也可考察商会在捐税抗争中为发展近代民族经济所起的历史作用.     

高阳织布业的历史和现状

高阳土布历史悠久,名扬中外,是中国近现代乡村工业发展的一个典型。了解它的过去和现状,研究它兴衰变化的原因,对充分认识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意义及如何采取正确的措施促其稳步前进等方面,将会得到有益的启示。 解放前高阳织布业发展概况 在解放前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高阳织布业经历了三起三落的曲折变化过程。 1908年以前,高阳同我国其它许多地区的农村一样,农民在自己家里用土纱和老式木机织布。产品只供家庭自用,剩余方才拿到集市出售,停留在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范围以内。 1909年后由于洋纱和足踏机输入高阳,生产效率提高,较之从事农作收入多,大批剩余劳动力投入织布生产,放纱收布的商人雇主应运而生。在纱布庄的控制下,开始形成以高阳为中心的织布生产专业区域。 高阳布业的初次兴盛是在1915——1920年期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外货输入减少。高阳布由于技术改进,质量提高,在市场上供不应求。1920年时高阳县的布机增至4300台,产布达100万匹。     

儒家传统的现代诗意展演——高阳历史小说的主体价值立场

高阳是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创作中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努力以历史学家求"真"的情怀去探寻和张扬在现实中早已被边缘化,甚至是被人遗忘了的古典精神.他以原始的儒家理想彰显传统人文资源,以深刻的忧患意识反思古典价值的现代更新之途,从而积极向内寻觅重建中国文化的再生力量.     

筹措与用度:近代常州商会经费问题考察

饬办商会是近代中国政府改良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作为沟通政府与工商群体的中介,商会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基于公共团体的属性,商会经费问题成为衡量组织整合能力的重要标准,经费筹措从一个侧面反映组织的影响力,经费用度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组织职能的履行。以常州商会为例,探微近代中国商会的经费问题,经费困境主要影响因素为规制与现实的脱节、非强制入会原则,从而影响工商群体的整合。受其影响,商会经费主要来源于商会领袖的捐款、劝募、会员会费、公共事业捐,经费用度主要分为事务费和事业费,体现"联络商情,保护商业,开通商智,维持公益,承上接下"的事业宗旨,然而经费支绌、组织整合能力式微等困局日显,究其原因在于组织规制的不完善。     

澳洲鸟修威雪梨中华商会研究(1902-1943)

澳洲新南威尔士悉尼中华商会,是中国人最早创办的近代商会之一,它在中国近代商会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为保护旅澳华商的利益、推进华商华侨融入澳洲社会,为澳洲的多元文化建设,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它积极参与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在反对外国侵略,捐款赈济国内乡亲,投资创办工商企业,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高阳的历史小说世界

当今华文作家中，其作品能享誉台港、大陆，并传遍海外华人社会．赢得世界华文读者喜爱的文坛巨率可谓屈指可数，而高阳即是当之无愧的一个。高阳原名许晏骄，港名儒鸿，又名雁冰，笔名高阳。1922年生于杭州，1992年病逝于台北。高阳生于一个没落的望族之家，1945年抗战胜利后，曾任《东南日报》（今《浙江月报》前身）记者，后参加杭州空军官校文职人员的招考，被录用。卫949年随军去台湾，先在军校任职，后作秘书，1960年辞卸军职，转入新闻界，曾长年担任《中华日报》主笔、总主笔、《中央日报》特约主笔，后专事创作，成为职业作家。高…     

我国近代手工业中包买制的兴衰探微——以高阳手织布区兴衰历程为例

包买制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直到近代才在我国手工业中广泛存在,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组织形式。高阳手织布区包买制的兴起,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小布生产转入洋布生产过渡期;二是撒机制的兴起。包买制的兴起与机纱和铁轮机的内力推进、商人资本和商会团体等外力的推动密切相关,市场需求状况关乎包买制的兴衰成败,包买制的几起几落与政治局势、国内外需求以及包买制的自身特点都有关。     

浅析中国近现代商会的法律地位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建立,商会等中介组织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创新。通过对近代和当代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商会的法律地位进行分析,阐释政府只有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才能使商会成为真正的法人社团,这将有助于提高商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能力,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代胶东商人与地方公共领域——以商会为主体的考察

近代胶东是山东商业活动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随着商会的纷纷设立,近代胶东商人通过商会组织,积极参与工商管理、市政管理、社会公益等地方公共事务,在地方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商会研究范式的回顾与反思

近年来,随着商会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研究范式也不断的被提出来。研究者不断跨越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惯性思维,分别从社会学、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现代化等角度入手,来诠释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商会的一些具体活动。从而引发了商会研究的新的一轮热潮,也推动着史学研究不断进步与创新。     

清末民初商会的商事仲裁制度建设

商会这一现代性的商人组织在1904年出现以后,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产生于清末民初的现代性商事仲裁制度,是商会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这一制度的形成,经过了无专职机构,到商会自设专职机构,再到依法设立专职机构的三个阶段,不仅使商事仲裁制度从自由化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使商会的商事仲裁效力和权威性逐渐提高,而且反映了商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清末民初中国司法制度的现代性变革。     

民国后期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初探

本文从新疆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内部运作模式、经济社会功能、与商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各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尽管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产生得时间晚，发展也很不完备，但在推动新疆行业近代化和稳定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成为政府和商民间进行沟通的中介平台。     

关于近代中国商会领导群体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近代中国商会在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和保护广大工商业者切身经济利益等许多方面都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其领导层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理应受到充分肯定。但长期以来,较为流行的观点却认为商会领导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具有严重的软弱、保守和妥协特点,一直对商会领导群体评价偏低。本文主要针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新的见解,阐明商会领导群体身兼各种功名虚衔并非落后保守的表现,部分商会领导人兼有买办身份也不是导致商会在反帝爱国运动中软弱妥协的决定性因素,商会领导群体以经济实力较雄厚的商董居多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也是中外商会的共同特征,并非工商界上层人物有意挟其实力控制选举和垄断商会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