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书写与性别缺席——论宋代女性词的性别意识

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性别是与"弱者"的身份认定和"贤妻良母"的角色设置相联系的。宋代女性词却体现出对此现实身份的漠视和突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文人化,即以文人的精神和艺术追求来冲破"弱者"身份对女性的束缚;二是情人化,即女性词人在创作中有意回避作为母亲和妻子的真实身份,代之以"情人"这一非伦理的角色。这说明女性词人对自我的角色期待与社会定位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体现出她们已初步萌发的性别意识。     

论南宋前中期的词坛风尚及尊体进程

宋代是词体发展成熟期,以靖康之变为分水岭,南、北宋词创作从主题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呈现出明显不同。南渡后,金兵南侵、朝廷乐禁以及文人心态的转变,使得传统词坛创作环境发生断裂,词体在主题、功能上产生新变,词集刊刻较为丰富,以陆游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对词体的态度也有所变化。词逐渐摆脱了北宋以来的"小道"地位,明显向诗靠拢。从词体发展史来看,南宋前中期是词风嬗变以及推尊词体的重要阶段。     

白石、梦窗词的异同与晚宋词风的嬗变

出自民间的词经由唐五代两宋的发展,在文人士大夫的一再推动下,至晚宋已确立骚雅精工的普遍倾向。姜白石和吴梦窗作为南宋后期双峰对峙的词坛大家,他们的创作在三个方面表现了晚宋词风的这一嬗变其一,提倡雅正的词学观念和精思的创作方式,代表了晚宋词人求雅求工、精思而作的普遍倾向和发展趋势;其二,在他们的笔下,“词主情”之情,从普泛化抒情转变为自传性抒情,词中充分表现男性自我情爱心理,体现了晚宋词坛注重抒写主观心态、内心情绪的重大转变;其三,作为词之“小类”的咏物词,出现了由感物言志到托物喻志、寄寓家国之感的转折,促成了晚宋咏物词的成熟。而梦窗词对白石词的继承和创新,更清晰地反映了这一词风嬗变的最后完成。     

唐代乐人“善唱某曲”与词之生成

唐代乐人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某个乐人善于演唱某些曲调。当这些乐人从事歌唱表演活动时,往往把文人诗歌配入自己擅长的曲调进行演唱。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当时音乐的创作、传承及接受有关。正是由于这一行为,促进了词体文学的生成与繁荣。具体表现在:形成了词牌及词牌的生存方式,导致了一调多辞与杂言的出现,使越来越多的文人积极参与依调填词的创作活动,从而激发了词体文学的大众化传播。     

《花间集》的编辑传播与新词体的建构

晚唐五代是以口头传唱为主的民间词、伶工词向以书面传播为主的文人士大夫词转变的过渡时期,也是词体发展与演变的关键时期.作为第一部文人词选集,《花间集》的编辑标志着新的词体观念的形成,《花间集》的传播促进了新的创作与评价标准的建立.正是以《花间集》为代表的一批五代宋初词集的出现,为曲子词的演变构建了新的形式规范,使之朝着词而非曲的方向迅速发展.     

论词中用典与唐宋词的发展

用典是诗词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法,词的用典和诗中的用典一样,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用词由演唱的伶工之词演变为书案上供阅读的士大夫之词的过程。本文即以文人词几个发展阶段的“大家”的用典情况,筒略叙述了“用典”与词的演变之间的这种关系。     

休闲文化视野下的唐宋词创作

休闲是人类永恒的精神现象,对人类思想、精神、文化影响巨大而深远.本文将唐宋词创作放入休闲文化的大视野下,从享乐、闲情的维度对唐宋词人的创作实践进行分类与梳理,将词体创作实践和当时文人的休闲娱乐心态联系起来,重新审视、还原休闲文化、娱乐精神在词的创作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为词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柳词与民间词的区别及影响

学术界在批评柳词与民间词时,都以"俗"字来概括。这一概括是不确切的。柳词与民间词在铺叙手法、写景状物、警策语创作上有所区别。雅与俗的评判是相对的,柳词相对于民间俗词,属于雅词的范畴。柳词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市民阶层提高了对文人词的认同度,促使文人的小部分词作开始符合市民审美观,也很可能使部分民间词的风格趋同于文人词。柳词的广泛传播,打破了词原有的传播秩序,柳词成为了连接市民俗文化圈与士大夫雅文化圈的一座桥梁,为两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宋人櫽括词创作心态蠡测——兼谈櫽括词现于宋之合理性

櫽括是文学创作法之一种,创作途径是将已有作品加以斟酌剪裁,使为新作。櫽括词创作始见于苏轼。有宋一代,许多文人承东坡余绪制櫽括词,虽各家制词时带有不同的创作动机,却有着文人逞才竞芳、游戏娱乐的基本创作心态。櫽括创作对于丰富词的创制手法、扩大词的表现范围、提升词体文学地位有着一定的意义。两宋以后,随着辞乐的分离与词体文学的文人化、案头化,櫽括词创作渐为戏谑性更强的散曲取代,随着词乐的消失退出了文学史舞台。     

香农、施拉姆传播系统模式和词的传播活动

从传播媒介使用情况看,词可划分为两大传播阶段:示现媒介系统时期即"歌者之词"(以歌者的口头演唱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时期和再现媒介系统时期即"文人之词"(以书信、印刷品等纸质媒介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时期。在歌者之词的时代,歌者—文人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传播系统,歌者和文人都同时兼具信源和信宿两重身分,歌者在传播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词在这一时期的审美倾向;在文人之词的阶段,文人—文人之间即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传播系统,这一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文人创作与传播无需再考虑歌者的审美情趣与文艺修养的问题,因此创作更趋典雅和精致,用典更加生僻,意象更加繁复,寓意更加深远,其审美接受也要求读者具备更加深厚的学养,词于是日益成为文学家案头的精致文学产品,成为词学理论家孜孜不倦寻求"微言大义"的经典文体。     

论宋初体

宋初体是由刘熙载首先提出的与瘦硬体相区别的一个词体概念,它主要指宋初时由词人群体写作集团所构成的词体范畴。从其词人构成来说,宋初体词人属于松散的士大夫词人集团,却有着近似的时代特征,一是承传着早期文人词的某些特点,书写士大夫的怀抱;二是效仿花间,词写艳科,从而具有了花间和早期文人词的双重品格。宋初体体现了北宋士大夫群体觉醒前夕的词体状态,为晏欧体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另外,就应体特征而言,花间体主要是为宫廷贵族的应制应歌,宋初体呈现应制应歌向应社的转型,瘦硬体则实现应社之特征。宋初体与瘦硬体无论在词人的创作动机、词体特征、词史地位等方面都存在种种差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生年晚于瘦硬体代表人物张先的宋祁被归入宋初体词人阵营。     

作为"外文本"的词本事——兼论"比兴寄托"说的生成

词体的短小篇幅与抒情特质让人们在对它诠释时不得不向文本外求助,从而形成"外文本".外文本的形成途径略有两种:其一为作者本人陈述,包括词题、词序以及其他讲明创作缘由、作品意义的书信、诗歌等;其二为他人叙述,这种外文本又可分为在场叙述与不在场叙述两种,大量的词本事即属于不在场他人叙述.在文本阅读过程中,读者在心里推导出一个作者形象即"隐合作者",此形象又通过对词文本的演绎被具象化为本事.在阅读中会有更多符合这一隐含作者形象的本事产生,并加入隐含作者形象的具象化编织中,影响读者阅读时的基本态度与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本事所逐渐勾勒出的作者形象代替了作者本身,使"作者"作为符号文本脱离真实主体,参与到二次叙述的"外文本"中发声.词文体在阐释过程中的"外文本"传统是"比兴寄托"形成的重要内因.     

论文人词对近体诗声律的模仿、突破与回归

文人词体有其独特的声律规范,这种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文人对词体艺术性要求的提高,文人词声律也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最初,词律从模仿近体诗律开始发展,形成了一批音节平仄递用、小句平仄相对的声律固定词调,以规范词人的创作。随后,文人词体又因付诸演唱、配合音乐旋律的要求,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的近体诗律。最后,由于一些通晓乐理之文人试图改变文字的从属地位,而采取"率意为长短句"后"协以律"的创作方法,令一些自度曲在声律上重新回归了传统近体诗律。     

论舒亶词

舒亶是北宋词坛重要词人,然其词长期以来却被文学史"遗忘".他的词在内容与题材上深化了苏轼开创的"士大夫化"抒情道路,形式上亦显出打破诗词界域,扩大词之表现功能的努力.而他参与制造的北宋"乌台诗案",也间接影响了宋词演进的轨迹.     

中唐文人词的艺术成就与词史地位

中唐文人词的作品数量与初盛唐相比 ,已有所增长 ,表明文人词的作用正在摆脱那种偶尔染指、零章单篇的偶发状态 ,逐步走向自觉与熟练。“依调填词”已经成为中唐文人的一种较自觉的创作实践。表明这个时期文人在音乐文学形式及创作方式等理论观念上已趋向明确和成熟。在内容题材方面 ,中唐文人词的创作正逐步突破宫廷娱乐的狭小范围 ,有所扩展。在艺术风貌方面 ,中唐文人词既表现出受近体诗和民间词双重影响痕迹 ,又体现出文人词特有的艺术风采和审美特征。     

关于俗词概念的界定

确定俗词的内涵与外延,是开展俗词研究的前提。传统词学多从雅俗之辨的角度论述俗词,认为俗词即语言俚俗的艳情词,当代学者对俗词的定义异见迭出,尚无定论。通过总结历代学者有关词之雅俗的诸多评论,依据唐宋民间俗词特别是敦煌曲子词的文本内容,结合唐宋文人俗词的创作实际,可以从语言特征、表达方式及题材取向等方面,为俗词确立一个比较恰当中肯的定义。所谓俗词,其内涵包括题材的适俗性、表达的直露性、语言的浅俗性和审美功能的消遣性,其外延则包括民间俗词和文人俗词两类。     

李煜与词的抒情性特征

南唐后主李煜存词仅30多首,但他在唐宋词发展史上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李煜将原来用于遣宾娱兴的词变为抒写自己悲欢之情的工具,扩大了词的题材和意境,丰富了词的艺术手法,提高了词的表现力。李煜将叙述主体由第三人称变为第一人称,将表达方式由客观描写变为主观抒情,将语言由绮丽变为白描,从而推动了词的抒情性特征的发展。     

论唐代“诗客曲子词”的体式特征及其对词体演进的贡献

在词体滥觞的中晚唐时期,词所倚之"声"是俗乐"曲子"[1](P117)。其文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必得与"曲子"相辅相成,且深受曲体结构的约束。最初的"诗客"作"曲子",并非要将歌词当作一种单独的文体从曲子里剥离出来,相反却力求兼顾,以使文乐谐美。唐代文人既注重"倚声"谐唱以制词,又出于创作惯性引近体诗律为句,迈出了词体"律化"的第一步。"诗客曲子词"的出现,从文学和音乐两个方面提升了曲子辞的艺术成就,使文与乐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宋词中的佛因禅缘

宋代帝王大都推崇佛教,因此士大夫文人也习佛成风;而佛教(主要是南禅宗)的世俗化转向及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更为宋代士大夫文人在佛禅义理的沉潜中获得精神的超越大开了方便之门。佛教对宋代文学的影响至深至广,特别是在诗歌和散文领域。相对而言,宋词受佛教的影响较小,但词是有宋"一代文学"的标志性"产品",虽然"词为艳科",专主情致,侑酒佐欢、遣兴娱宾是其主要功能,然而填词既然是当时士大夫文人文学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就不免渗透着他们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也就不难从中看到或感受到词人与佛禅的不解因缘。     

论民国女性词的创作

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女性词人,在民国词史上颇为炫目。通过对民国女词人的生平、词集、词学活动、创作经历等问题逐一考索,可以发现民国女词人的词学创作具有以下特征:词人主体身份多样化,创作状态"传统"与"现代"并存,创作主张的"失声"与"高调"同在,创作主旨新变与故常、词境的开拓与守旧、词艺精工与平庸共生,词风个性张扬与流于平常。民国女词人的词学创作在民国词史、女性词史以及女性文化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