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倡懂”写作的合法性建构

"倡懂"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陆诗坛引领潮流的诗歌写作风尚。"懂"的诗歌主流地位的合法性建构、确立与巩固,经历了一个复杂与艰难的过程。"当代"媒介构筑的巨型"意识形态"压力场,有力地摧毁了"反懂"诗歌的生存根基,消解了"懂"的诗歌合法性认同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当代"期刊开辟"工农兵"诗歌专栏和官方隆重推出"工农兵"诗人诗集,有效地修正了"懂"的诗歌的"负面"形象,拓宽了人们对"懂"的诗歌合法化认同空间。自主培育"工农兵"诗人和掀起朗诵诗运动,极大地提升和巩固了"懂"的诗歌写作的合法地位。     

从"传承"到"裂变"--论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林幸谦的诗歌创作

作为马华新生代诗人,林幸谦的诗歌传承了海外华人"文化怀乡"传统中的某些因素;作为新一代学者,林幸谦试图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海外华人暖昧复杂的身份认同与身份意识.这种"传承"与"理性"的矛盾,以及由此而激发的"思想"的"火花",一一呈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华人对自己"根性"的找寻,正在继承传统中走出传统,其找寻的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自我"裂变和成长的过程.     

如何变化,怎样提升——论新世纪十年先锋诗坛的精神流变

新世纪十年,先锋诗歌从九十年代相对沉寂的氛围中重新焕发出风采,从"下半身写作"到网络写作,从"中间代"和70后诗人的崛起,到80后乃至90后诗人的出场,这中间经历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的衍化,诗歌刊物的兴盛,思想性写作的回归,这些现象,昭示的正是新世纪先锋诗坛精神流变的过程,而且对下一个十年先锋诗歌的发展,也有借鉴价值和参照作用。     

"以天下为己任"诗风之开启——北宋景祐三年朋党事件中的诗歌写作及其诗歌史意义

景祐三年(1036年)是北宋诗风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围绕这一年朋党事件的诗歌写作,第一次使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在诗歌中得到了集体性的呈现."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一方面从整体上复苏了诗歌中的政治讽喻精神,形成了以诗讽喻、以诗议政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促使诗人以超脱的姿态面对仕途起伏,为贬谪诗歌带来了积极达观的面貌,从而将诗歌正式引上了庆历诗风的轨道,并深刻影响着后来诗人的写作.     

浅论藏族当代作家贡卜扎西诗歌的抒情艺术

本文探讨了藏族当代诗人贡卜扎西诗歌写作的抒情艺术。认为它以抒情为生命,具有抒情的主观性,并艺术地化物为情,化理为情,使之成为诗人感情燃烧的、特有的、精美的产物。     

从“用典”到“复杂互文性”：第三代诗人互文式诗歌的写作策略

朦胧诗退潮之后,第三代诗人创作的诗歌呈现出愈加复杂的互文性景观,这种互文性景观具有独有的写作策略,主要表现在：基于整体性“重写”的反向互文写作,基于语境的“文本节略”书写,以及复杂互文式诗歌基本遵循的“同向互文”原则。这些诗歌写作的策略不仅是一种写法,也可以是一种读法,是中国当代诗学的重要探索实践。     

当代新诗创作的“无用”之“用”——以当代彝族诗人的创作为例

吉狄马加、阿库乌雾以及吉木狼格三位当代彝族诗人的写作成熟而颇具代表性,在三位表现殊异的作品里,各不相同的“思考”隐约形成一个谱系,这一谱系不仅是诗人对创作方向的理解,同时也体现了彝族诗人新诗创作的进入角度。在今天的诗歌写作里如何处理现代生活,如何在毫无着落的、繁复无趣的日常经验中找到坚实与归属感,是所有诗人共同面对的问题。     

生命的世俗沦陷--"第三代"诗人生命哲学析疑

在20世纪末中国,"第三代"诗歌意味着一场世俗化的诗歌革命.它们集体地认同于后现代的写作策略,结束了神圣诗歌的时期.的确,"第三代"诗歌使诗回到了大众生活.而且,诗歌比以往更自由了.但是,它们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第三代"诗人生命哲学的弱力与苍白.因此,以血、以心的诗歌写作是中国人在新世纪对于他们的期待.     

T.S.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与《荒原》写作

T.S.艾略特认为,"非个人化"是诗歌艺术取得成功、达至完美境界的保证,因而在诗歌写作中极力加以实践.但是,诗人个人的情感、观点等"个人化"因素要想完全排除在诗歌之外又绝非易事,也绝不可能.所以,在艾略特的诗歌写作中,尤其是在<荒原>的写作中,明显存在着"非个人化"理论贯彻与背离的张力.     

被湮没的辉煌--论"‘文革’地下诗歌"

老一代诗人与青年一代诗人在"文革"时期的秘密写作构筑了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一段被湮没的辉煌,他们的创作不仅是"‘文革'地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酝酿了新时期诗歌潮流的两条主要流向--即"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本文全面论述了"‘文革'地下诗歌"的生成境遇、文本特征、文学(文化)渊源及其诗学意义和历史价值.     

90年代中国诗歌关键词

90年代诗歌是诗人在新的环境下对诗歌、现实和历史重新思索的产物。它既有对此前某些偏激幼稚的写作风气的纠偏,又继承了文革地下诗歌批判锋芒和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多元化的心灵表达。在诗歌观念和技巧成熟的同时,不同立场的诗人在观点上的分歧和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诗歌的区别可概括为:断裂、延续、深入、分化。     

穿越历史的诗性之光——论"文革"时期青年"地下诗歌"

"潜在写作文丛"的出版使"文革"地下诗歌尤其是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有空白之感的"上海诗人群"和"贵州诗人群"获得了整体性"亮相".这些文本现实表明:对诗人身分的内在自我认同,是"文革"地下诗歌的主要生成心理机制;对中外文学传统的自觉借鉴,使"地下诗歌"和以往文本呈现曼性的"互文"关系;"地下诗歌"包孕的现代质素彰曼出对"文革"时代语境的超越.     

“童话诗人”对顾城诗歌全貌的遮蔽

从舒婷称顾城为"童话诗人"之后,新时期文学界一致将顾城看作是当代唯一的一位"童话诗人"。但考察顾城一生所创作的2000余首诗歌,远不是一个"童话"可以概括的,其中存在大量的"非童话"因素。从创作历程上看,顾城的"童话诗"主要是在其创作早期完成的。这部分诗歌作品在顾城2000多首诗歌中只占有很小的比例。从创作内质上看,代表着顾城诗歌艺术水准的并不是其"童话诗",而是他以反思文革为背景的、带有强烈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朦胧诗"。即使是顾城早期的"童话诗",从写作目的来看,也大都与"童话"精神有所背离,其中有太多的与恐惧和死亡相关的"反童话"因素。这些"童话诗歌"从批判社会的意义上来解读更符合其诗之本意。因此,从整体上看,以"童话诗人"给顾城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诗歌全貌的一种遮蔽,甚至是一种深刻的误读。这种定位既不利于我们全面认识顾城,也大大矮化了顾城的诗歌成就。     

90年代中国诗歌关键词

90年代诗歌是诗人在新的环境下对诗歌、现实和历史重新思索的产物.它既有对此前某些偏激幼稚的写作风气的纠偏,又继承了文革地下诗歌批判锋芒和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多元化的心灵表达.在诗歌观念和技巧成熟的同时,不同立场的诗人在观点上的分歧和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诗歌的区别可概括为断裂、延续、深入、分化.     

从"汶川地震诗歌"谈文学的社会救赎和审美限制

近年来,"底层写作"、"打工文学"、"草根写作"、"地震诗歌"、"灾难文学"这样的文学名词逐渐从社会现实(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关注层面引渡至文学表现的层面而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学话题和批评热点.这些话题及其所引起的争论,确实强化了近十几年来在政治情结淡出、商业大潮渗透之下文学的社会功用和作家的时代使命,使"文章合为时/为事而著"的经典命题被重新加载进当代文学的写作中,其中,尤以"汶川地震诗歌"最为典型,在这场诗人集体"以笔为旗"进行文学的抗震救灾中,地震诗歌写作在激活诗人对社会关注的现实感、道义感之时,其社会救赎和审美限制之间的复杂性也再一次引起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深思.     

“幻美之旅”与“潜在宣泄”——唐湜及其《划手周鹿之歌》的浪漫主义解读

"九叶派"诗人唐湜是诗学修养比较宽厚的诗人。他广泛继承、吸取了中国文人诗歌传统、民间文学营养和现代派诗歌资源,形成了卓有特色的个性浪漫主义追求。即使在困厄之境,他仍执着地追求纯净的诗美,坚持"幻美之旅"。《划手周鹿之歌》是其一生中最精彩的写作,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沉郁的牧歌情调、鲜明的奇幻色彩和神秘性,多方面地显示了诗人个性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和特色。     

守望文明——论吉狄马加的诗

理解和领悟自身的文明处境,并在诗歌中对这一处境做出创造性的回应,是每一个成熟的诗人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对于中国当代诗人,由于华夏文明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复杂处境,这一课题显得尤为艰巨和复杂,由此导致多数诗人无论与传统文明还是现代文明,都处于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造成当代诗人以痛苦、孤独、焦虑以至仇恨等消极情绪为写作动力的原因,也是其主体分裂、主题和形式趋于破碎的内在原因。而吉狄马加的诗为当代诗歌提供了一个以主体的完整、主题和形式的和谐为特征的相反例证。吉狄马加所置身的彝族文化圈,一方面具有悠久深厚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与人们当下的生活仍然保持了有机的联系。他的诗从这一文化状态出发,在当代诗歌中呈现了独特的面目:既与自身的文化传统保持高度的和谐,同时出色地表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一个自洽于其固有文明的诗人对人的世界和自然万物的深邃理解以及由这理解所生发的深沉的爱。诗人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关切、倾听和领悟为起点,走向了对他者的理解,走向了对其他弱小民族命运的关注和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关怀。幸福、理解、爱、和谐,这些伟大艺术的基本主题在吉狄马加的诗中无不得到有力回应。吉狄马加的诗不仅成为当代诗歌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也为当代诗歌的重新出发提供了丰富而有力的启示。     

从"望乡"到"望城"--香港城市诗歌的一个侧面

作者认为中国新诗脱离传统的轨道,本身便是由于"城市之光"的激活,但长期以来,城市并没有支配中国诗人的想像力.当代香港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点不足.从"望乡"到"望城",从抒写"乡愁"到表现"城愁",香港的城市诗歌走过了一段从浪漫诗歌到现实诗歌再到诗歌现实的探索道路.     

身份认知和吉狄马加的诗

本文将吉狄马加在身份认知问题上的高度自觉作为当代诗歌重建个体/主体性的一个独特案例,基于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蕴含着自我挑战风险的诗学原理,一方面探讨了其"代言"抱负的历史和美学内涵,包括这一抱负给他的写作风格带来的影响,他长期持守的"元风格"的特征、意义和指向,以及发散的扩张和向心的深入作为其身份认知的两翼如何在他的写作实践中互为辩证,如何使其作品的自我定义和自我叙述成为既返身寻根又蓬勃生长的双向行为;另一方面,则由其处理自我分裂和悖谬的方式入手,探讨了在与身份认知有关的问题情境中,某种结构性的意识缺陷是怎样由于未能得到及时纠正,慢慢发育成他写作中的"短板",并怎样与他的"身份执着"互为作用,极大地妨碍了他从当代汉语诗歌的加速度发展及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汲取更多的活力,以至陷入广义的"政治正确"的困顿。经由对"母语"的诗学辩证,并验之于对吉狄马加新作的分析,本文试图确认"立元神"之于诗人身份认知问题的第一义: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真正的"代言者诗人"都首先是并且始终只能是诗的"代言者"。     

当代诗歌：走向反讽中心主义

反讽在古今中外的诗歌中一直是一种重要的修辞策略。反叛意识形态立场、颠覆社会既有价值体系,"反讽"同样也成为朦胧诗以来的当下诗歌写作中较重要的话语策略,但是第三代诗中的"口语写作"到了伊沙,反讽发展到话语转义的阶段,这时候的诗歌在诗学形式上是一种重大突破,但是,"反讽"成为一种转义也意味着成为某种中心,潜在着某种危险。反讽话语一方面积极推动当代诗学建构,一方面也呈现了某种写作上的误区,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产生了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