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中法战争期间双方对国际法的不同态度及运用

中法战争时期,中法双方对国际法的态度与运用,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初识公法的清政府在战前频频引用"公法"评论中法关系,表现出高昂的国际法意识;在战争中通过公开宣战、保护外侨、要求他国中立等公战程序,首次集中地运用国际法处理国际关系,努力维护国家利益。与之相反,深谙公法的法国却屡违国际法,其背约肇衅、武装踞港、残暴害敌、虚力封港等一系列强权行径,对国际法权威和中国主权造成了严重挑衅。总之,近代国际法对于交战双方而言有着泾渭分明的意义和作用,体现了中外关系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与矛盾。     

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问题研究

在百年前因争夺东北而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不予深究,简单否定。然而,清政府局外中立的表象掩盖着形形色色的真相和矛盾。事实上,出于维护东北主权、联日拒俄的考虑,在战争中,清军和奉天当局暗中为日军提供了帮助或便利,全国舆论更是袒日拒俄不加掩饰。同时,日俄两国也并未尊重清政府的中立,破坏中立的举动屡见不鲜。可见,对于中日俄这三国来说,所谓对中立的“恪守”和“尊重”主要是一种煞有介事的姿态,以避免战争的扩大化,这也折射出当时英美等列强的意图和复杂的国际关系。     

论苏联时期中亚与中国新疆的关系

苏联时期中亚与中国新疆的关系直接受到苏联外交政策和两国关系的影响。苏联成立之初实行力保新疆稳定的政策,当时新疆地方长官也采取"保境安民"和"严守局外中立"政策,双方开始了有利于苏维埃政权巩固和新疆稳定的政治、商贸交往。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时期中亚与中国新疆保持了3000多千米长的共同边界和十几个跨界民族。20世纪60年代,中苏友好关系破裂,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发生变化,其中亚和中国新疆发生了众多的边境、外交纠纷。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中亚诸国与中国新疆的划界工作解决顺利。     

甲午战前中日外交话语权之争

英、美等国对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持“中立”态度,实即对日本废除中国在朝宗主权的支持,背后则是必欲破除中朝宗藩关系的心态,各国的底线亦仅止于此。在战前争取欧美支持及国际舆论的外交活动中,中国的宗主权话语体系完败于日本的国际法话语体系。以朝鲜独立和改革为幌子,日本瓦解了英、俄均曾有意进行的调停活动。美国则采取作壁上观的心态,乐见日本扫除中朝间的宗藩关系。日本的利益许诺和外交欺骗背后是以近代国际法为理念支撑的外交体系。甲午的战败,虽然标志着清政府调适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但对宗藩关系本身的评价不应以此次战争的结果为唯一前提。     

庚子事变后“惩凶”问题的国际法分析

在庚子事变后的“惩凶”问题处理中,为了规避近代国际法中的“邦国惩罪由其自身”原则,联军积极援引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确立了“依靠中国当局”和“尊重当地法律”的两大原则,或直接设置法庭,或通过与地方当局合作,以惩办其占领区内的涉事中国官民;在未占领地区,他们利用“反人道”、“反文明”等自然法罪名定罪,通过清政府之国内法来加强其合法性,并假由清政府之手来实现对涉事官民的惩处。实质上,列强之行为只是以国际法原则之名行压制清廷之实,其对中国法律的“尊重”和“援引”不过是一种技术性的利用。相比之下,清政府所能引用的国际法词汇非常泛化,对公使团的抗议也绵若无力,坠入“势不如人理亦亏”的双输境地。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治思维的革新与中国共产党之历史使命

现行国际法体系本质上由霸权国主导构建.中国的国际法治思维停留在"第三世界"层次.美国国际法治思维的堕落,动摇了其霸主地位和构建新时代国际法体系的主导权,这对于中国这位国际法体系后来者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促进新时代中国国际法治思维之革新,乃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中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新国际法治思维,明确不旨在称霸世界,也不走霸权国称霸前国际法治思维层次高、称霸后则逐渐堕落的老路,而是旨在将国际法治思维从"第三世界"提升到"领袖型国家"的高度并予以保持;要借鉴罗马法的范例,以法律因素争取国际认同,倡导适应于新时代的、先进而合理的国际法并以诚信的态度遵守、维护和发展国际法,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逐渐掌握国际法律体系构建的主导权;要在国际法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以身作则、大度公允、兼顾公私,保有担当构建国际法体系责任之使命感与魄力,最终主导构建出适应于新时代新型国际关系发展需要的国际法体系.     

国际法观念与中国法的近代转型

清末立法改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为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有意识的向西法靠近，并与西方的国际法接轨，无疑是中国法近代转型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是之故，阐述这段历史，对于认识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关系，探寻中国国际法的理念和整个法文化走向，肯定是有些益助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品格以及中国所处的世界秩序都无法从我们自己的传统里产生出近代国际法观念。［１］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朝。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确立起了一种帝国体制。帝国首先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它是“无所不包、不可分割的，在世界上无…     

1931—1937年苏联的远东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采取"不干涉"的中立立场,这是由于苏联当时国内外条件所限,也是为了达到避战自保的目的.德日防共协定的订立使苏有两线作战之忧,继续保持中立已不可能.<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抗战是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对日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苏联也开始走上援华道路.     

我们可以期待怎样的国际法治?

构建国际法治的现实基础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成员的"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国际法治只能是"国际法之治"。国际法治的基本目标应该是建设一个更有秩序、更有效率和更加公平的国际社会。鉴于缺少中央权威的立法将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而秩序、效率和公平的内涵也都是发展变化的,因此,国际法治的构建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与国际法:继承、批判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中,不仅包括批判和否定非正义的国际法制度、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国家平等地位的伟大斗争,继承和维护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以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推进中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的光辉实践;也包括促进和发展适合新型国际关系需要的国际法原则规则,推进中国最先提出、长期倡导和一贯遵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一带一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遵行和发展国际法的光辉事业.这些努力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对人类进步事业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蒋介石与抗战时期"联美制日"目标的实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美国及国联,公开声言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然而事与愿违,国联敷衍,美国保持"中立",置蒋之寄望于不顾.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奋起抗日,以此正告美国不可忽视中国抗战,要求改变其袒日立场转而制日援华.蒋最终抓住历史时机促成中美两国结盟,实现"联美制日"目标,也因此开辟了中国战时外交中难得一见的"平等共存"局面.其意义重大,但亦不乏过程中的种种艰辛.     

从瑞士加入联合国看永久中立制度及其发展趋势

本文认为,永久中立具有法律性与政治性的双重属性。二战后,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下的永久中立国的中立必定要受到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规范的限制,必须是有差别的中立,而不是传统的绝对中立。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永久中立作为一种中立法上的制度,将会长期存在,但由于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其已经开始了逐步走向衰落的过程,并可能向纯粹政治术语转变。     

国际法的辩证法

国际法的辩证法意味着在国际法的规范确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对立统一、质变量变、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从国际法建构与运行的方式以及在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的各个环节,都体现着对立和统一,由对立统一的矛盾发展衍生了国际法从量变到质变、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强调国际法的辩证法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它可以弥补传统国际法理论的欠缺,满足新兴国际法理论在哲学层面探讨的需求.国际法的辩证法意味着正视国家立场、国家观念、国家利益在国际法的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之间:晚清中朝秩序的重新建构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朝关系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双重秩序下演进。清政府开始在中朝宗藩关系中策略性地引入国际法:既以条约不可违犯的国际法规范遏制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又利用某些自然天成的自然法学说来强化宗藩秩序的天然理性。尽管宗藩观念与国际公法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清政府却对国际法有意误读与取舍,实现宗藩关系的自适性调整,主要体现于:运用国际法的均势理论建构朝鲜半岛国际均势;通过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塑造朝鲜二元国际身份;按属国体制建立朝鲜近代驻外使臣制度。总体而言,宗藩体制引入国际法,以维护中国宗主国身份和朝鲜附属国地位为依归;宗藩关系对国际法的利用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屡屡在国际法的支援下实现因应调适。宗藩体制与国际法的繁杂关系,展现了晚清中国面对西方国际关系冲击的本土立场和向近代外交转型的内在动力。     

美国网络中立原则的兴废

网络中立原则是互联网数据传输方面的一项重要原则。关于网络中立的定义目前尚未统一,但其内涵主要包括内容中立、价格中立、发送者中立和信息诚信四个方面。网络中立原则的规制对象主要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运营商与宽带接入服务商。美国是最早对网络中立原则尝试立法的国家,经历反复最终被废除。在这背后体现的是宽带运营商与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民主党与共和党、美国联邦与各州之间势力的较量。美国网络中立原则的立法中存在着违反法律稳定性的要求、法律位阶较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过大、立法和执法环节有待改善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废除网络中立原则实际上为美国遏制中国等国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中国出口退税的合规性问题研究

出口退税的基本规则在于通过退还出口商品的间接税以避免双重征税,中国出口退税除此功能外,还通过不彻底退税在事实上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从国际法层面而言,中国出口退税的不彻底退税率并未违背WTO规则,但在具体制度形式上与WTO的要求存在差距。从国内法层面而言,中国出口退税未能符合税收法定原则,同时在授权立法方面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基于出口退税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意义,中国出口退税的完善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充分发挥出口退税的调节功能,并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与此同时,中国出口退税应当加强立法规范化建设,提高立法层次并规范授权立法。     

辛亥革命时期海关“中立”之表现及其原因

武昌起义爆发后,以总税务司安格联为首的中国海关,为了攫取税款的保管权、确保中国照旧偿付外债及赔款,采取了在清政府和革命党人之间保持“中立”的策略。西方驻华使节对海关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支持,使海关的“中立”得以维持。海关的“中立”,以当时的局势有着重要影响。清政府和革命党人之所以肯坐到谈判桌前,因海关“中立”而带来的财源枯竭及军火匮乏当是重要因素之一。     

援华抑日：抗战期间英国工会对华态度及其行动

抗日战争期间,英国工会发起的大规模支援中国和对抗日本的行动是国际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英国工会对中国抗战的态度经历了从精神支持和军事中立到积极援华的转变过程。随着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英国工会逐渐扭转了对中国抗战的中立态度并确立了“援华抑日”的行动策略。英国工会通过持续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积极发起物资援华和抵制日货运动,并推动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支援中国抗战。英国工会“援华抑日”策略的推行,彰显了工会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中国抗战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工会对中国局势的关注尤其是对中国抗战的国际宣传,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促使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正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与提高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支持。     

中法马江战役及其历史教训

1884年,法国发动了侵越战争,并把战火燃烧到中国的福建,爆发了中法马江之战.在马江战役中,我国军民,面对强敌,英勇奋战,不怕牺牲,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谱写了新的篇章.一、法国侵略者阴谋占领福州摧毁船厂1884年6月,越南"北黎事件"发生后,法国侵略者以清政府破坏中法《简明条约》为借口,无理要求清政府赔款二亿五千万法郎,并宣称法国将采取直接行动来获取实施中法《简明条约》的担保品.海军少将利士比、付官日格密在给法海军殖民部长裴龙的电报里声称:"我看海军分舰队的一个强力行动及占取一地以为质,对于强制中     

试论日俄战争对清末政治的影响

就中国而言，日俄战争决不是一场局外战争。它的引发、战场及其最终解决，都与中国满洲休戚相关。日俄战争对清未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日俄议和“将满洲交还中国”，清政府趁机废将军，建行省，加强了对满洲的行政控制。其次，日胜俄败的结局，使“专制不如立宪”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清政府开始了“预备立宪”，意味着中国政治制度向民主化迈出了新的一步。再次，为避免战后日俄垄断控制东北，清政府在外交上开始引欧美势力入东北，以遏制日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