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会话在日本:明治早期的选择

幕末日本在被美国打开国门后,于1862年重启与中国的人员交往活动.但是迟至1879年,日本才有首部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的出版.该书的诞生表明,日本开始重新确立中国语会话的教育方向,即变传统的"南京官话"学习为"北京官话"学习.而上述教科书其实是对在华英国人威妥玛所撰写的<语言自迩集>的改编.<语言自迩集>之所以成为改编对象,除了它所具备的学习北京官话的功能,更重要的它是一本介绍中国社会状况的简易读本.编纂者相信,通过对<语言自迩集>的学习,学生不仅可以学习北京官话,还能初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帮助他们在将来能够顺利开展与中国人的交往.     

从泰西视角看清中后期北京话与官话的关系

从泰西文献所反映的语音特点上看,清中后期北京话和官话在声韵系统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从使用人群看,北京话以北京人和政府官员为主,而官话则以受过教育的人群为主;从使用地域看,北京话的分布较为有限,主要是在北京并随着外派到各地任职的官员扩散到政府机关中,而官话则分布较广,散播于长江南北。清中后期出现了很多由西方学者编写的以北京话为学习对象的泰西文献,这更多的是为了因应外国与北京日渐紧密的关系,而未必是北京话取代官话成为通语的标志。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北京话在清中后期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声望,这也为其在民国时期取得国语地位埋下了伏笔。     

泰西、海东文献所见洪武韵以及明清官话

15至18世纪,朝鲜、日本以及西方的汉语学家在编纂汉语辞书时,对洪武韵都采取了尊而不依,敬而不从的策略,他们除对当时的汉语官话作了文字描述以外,还分别用谚文字母、假名和罗马字标注了他们各自所认知的汉字官话正音,为我们今天研究明清官话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通过梳理这些资料可知,自洪武韵问世至18世纪中叶,官话一直以南京音为则,然而,由于朝廷移都北京,使得官话逐渐受北音影响,分离出两个语音标准.一个仍以南京音为基础,而另一个以北京音为基准.南京音正统,北京音则通行于朝廷.     

琉球官话课本的“官话”性质

琉球官话课本的"官话"性质目前有"北方官话"、"南京官话"、"南方(地区)官话"、"福州官话"四说。将琉球官话课本与同时期北方官话作品"清本老乞大"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在语法上存在一系列的差异;与吴、闽、粤、客的方言材料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在语法上存在一系列的对应。琉球官话课本的"官话"是吴、闽、粤、客四大南方方言在"官话"层面上的投射,即南方官话。     

《语言自迩集》对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的影响

《语言自迩集》是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在担任外交秘书官时编写的汉语教科书,于日本明治9年被日本人发掘出来。在中国语教科书编纂由起步到发展的日本明治时代,《语言自迩集》给日本中国语语言意识和中国语语言教学意识带来了双重影响。如《语言自迩集》的西文字母标记方式,对北京话口语连读变调及轻声、儿化等语音流变现象的归纳,依据语法功能为汉语所做的词类划分以及对有关量词、‘的’字结构、被动句式等语法功能的讨论;《语言自迩集》先进的语言学理论思想和以北京官话为研究对象的会话体系的确立等,都对沿袭"唐话"教学的日本传统汉语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致使日本的中国语教学及教科书编纂开始了一次由传统向西学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走入与国际化接轨的科学发展进程。     

孙中山与南京建都

辛亥年间的南京建都,是时代激荡的产物和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也是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主观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各种历史机缘的促合和南京历史的合理发展。尽管南京的都城地位很快为北京所取代,但南京作为民国的肇基之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在近代史上具有开创之功。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以“漂流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因为披难而经中国遣返的日本漂流民对清朝的热心救助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他们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见闻更是"锁国"时期日本的重要海外情报,甚至影响了日本幕府的外交政策;根据日本当地儒者与漂到日本的中国漂流民笔谈的记录,这些儒者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怀有一种既尊崇又鄙夷的矛盾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对江户时代日本自身身份界定和本国意识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官话”的性质

文章利用明清时期域内外文献及20年来近代汉语官话的研究成果对“官话”一词进行研究，提出“官话”具有“超地域性”、“地域性”、“模糊性”三种性质，得出“官话”的实质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官话”的标准问题。     

黑龙江方言清入字的归派及其与北京话的比较研究

入声的变化是中古汉语到现代汉语声调演变的重要表现之一,入声字的归调也是汉语方言分区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入声字的归派是各地方言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在东北官话研究中尤为重要。东北官话入声字尤其是清入字的归调问题至今还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东北官话清入字的归派与北京话清入字归派的异同,也是学界长期关注而一直悬而未解的问题。以黑龙江方言为个案,系统考察清入字在黑龙江方言中的具体归派情况结果显示,东北官话清入字归派与北京话清入字归派的差别不能以派入字数多少为比较标准,而应该以两种方言各调类差别字的数量与总数量之比作为比较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两种方言清入字归派差别最大的是阳平,其次才是上声。黑龙江方言与北京话上声、去声两调归派的差别,主要因为明代江淮官话的迁入扰乱了北京话派入上声的进程而产生了二次归派,在二次归派中,部分北京话受江淮官话影响派入去声,而在黑龙江方言中仍然保留上声;阴平、阳平两调的差别,一部分也与此事件有关,表现为北京话中一些读阴平、阳平的字,黑龙江方言中读上声或去声,保留更早的层次。另外,阴平、阳平的差别也与两种方言与河北等方言的不同接触有关。两种方言清入字归派比较的结果支持...     

朝鲜时期汉语官话教科书体例和内容的嬗变研究

韩国朝鲜时期的汉语官话教科书体系比较成熟和系统,其体例和内容也出现了显著的动态变化特征。朝鲜时期的汉语官话教科书主要分为会话和教化两大类。初期的官话会话教科书《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一直贯穿朝鲜王朝始终,且有汉语本和谚解本两种体例,内容主要为商务和综合会话。中后期刊印的《华音启蒙谚解》和《你呢贵姓》,体例与前期并无太大差异,但内容却是对初期的补充和丰富;教化类官话教科书初期为《训世评话》,中后期则更替为《五伦全备谚解》。《训世评话》只有汉语本,而《五伦全备》则汉语本和谚解本兼备。朝鲜时期官话教科书体例和内容的变化与朝鲜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和中朝关系密切相关,体现了朝鲜时期汉语官话教科书实用性、针对性的编写原则,这样的原则对当今国别化教科书编写具有重要启示。     

日本明治后期《支那语学》月刊传播北京官话的历史意义

《支那语学》创刊于1907年6月,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推广北京官话、传播中国文化最为重要的学术月刊之一。该杂志栏目设置很有创意:从教学角度安排北京官话语言基本知识学习内容;从培养语言学习能力角度安排汉日译解、翻译、写作、阅读基本能力训练内容;强调中国文化导入,加深读者对北京官话的整体性理解;以月刊为手段,迅捷传播中国信息,引发读者兴趣;内容选择强调趣味性、生动性、口语性、通俗性、学术性;版式设计新颖灵活,不拘一格,在对日北京官话教育史、汉语史、清末中日两国关系、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较高研究价值。《支那语学》应用现代传媒手段,拓展了北京官话的教学空间,标志着实体学校之外期刊杂志取得了传播北京官话的话语权;学校教学和杂志教学有机结合,直接把北京官话教学延伸到了社会,开放性强;实现了日本"国家语言政策"的目标;对后来北京官话教学期刊发展影响至深,对今天中国"国别"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和期刊结合教学、国家推广汉语战略政策的制订都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     

南京与鲁迅信仰之建构

鲁迅在日本时期对"尼采主义"的接受、进化观的形成,以及上海时期"共产主义"信仰的成熟,都与他南京时期的感性生活和理性反思密不可分。南京为鲁迅提供了政治生活、科学思潮、文化模式等多元的生态场域,尤其是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时代主题与个人理想的碰撞,信仰建构所涉及到的知识构成、精神诉求、价值观念等多个层面都获得了巨大的参照资源。     

日本“江户锁国论”质疑

“江户锁国论”在日本史学界流传已久 ,然而这种表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江户幕府“锁国”的目标仅仅在于铲除危害其统治的天主教信仰。关于德川幕府的禁书政策是“锁国体制”下全面抵制西洋文化的重要一环的说法也是一种误解。历史事实是 ,在江户时代 ,除与天主教有关的汉译西书 4 8种之外 ,有关西方的书籍大量流入日本 ,从而促发了日本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和社会思想的兰学运动。江户时代 ,除抵制天主教之外 ,不但没有割断与世界的联系 ,而且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近代文化。“江户锁国论”的传统认识影响了人们对江户时代整体评价的客观性     

南京王朝(政权)短命、偏安辨析

千百年来,南京一直被世人看作是短命王朝和偏安王朝的都城。本文通过七大古都各个王朝(政权)的对比,以及同一时代各个的王朝(政权)的对比后认为,无论是从定都时间上,还是从占有空间上来看,将南京看作是短命王朝和偏安王朝的都城都是欠妥的。本文认为产生这种看法的根源既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有时空对比的错位,更有世人对南京历史地位认知上的误判。     

北京话“儿化韵”的来历问题

要证明北京话里哪一种语音现象是外来影响的产物,不能孤立地看待它,应该关注这种现象在系统中的地位,关注北京话和汉语其他方言的联系。在某个方言的整个语音系统没有表现出北京话明显影响的情况下,说它的儿化韵来自北京话的影响就缺乏牢靠依据。儿化韵在汉语方言中分布的广泛性、形式的多样性、功能的能产性,表明这种语音现象不是北京话中孤立产生出来的。满语没有儿化音,不会促使汉语产生儿化韵,古代典籍反映出明代汉语就有了儿化音。因此,儿化韵不是"满式汉语"的证据。     

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

公元5世纪,中国的儒学就传到了日本。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儒家的影响在日本越来越深化,日本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用"忠"来代替。在奈良、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儒学在日本古代教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儒学成为日本青年的知识教养和身份地位的重要来源。江户时代,儒学被推为官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儒教的主题不但与近世日本社会的演进息息相关,直到明治维新前后,它更影响到日本的近代化。当代日本,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儒学已不复存在,但也有许多日本人在研究儒学,并且儒学的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积淀为日本人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     

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揭秘:1937年秋冬的“泛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4日,美国驻德大使陶德在给总统罗斯福的密电中披露,日本驻德大使东乡茂德承认,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前就已杀死了50万中国平民。1938年1月25日,美国国务院接到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就日军暴行的专题报告。这一报告与"广田电报"中记录的英国记者田伯烈关于日军屠杀30万平民的报道的内容完全吻合。美国外交关系档案中记录的来自加害方和第三方的消息相互印证了同一事实: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日军在以占领南京为目标的侵略行动中曾经大肆屠杀中国平民和俘虏。若将第三方档案与其他证据(电报、日记、书)连贯起来就能明晰地看到,日军从侵略中国开始就伴随着一系列的屠杀、奸淫、抢劫等残暴的反人类罪行。不仅"南京大屠杀"真实可信,而且在南京沦陷之前、之后,以及在南京周边地区,日军曾施以大量屠杀中国平民的暴行。也就是说,1937年秋冬,不但存在"南京大屠杀",而且还发生更令人震惊的"泛南京大屠杀"。档案及相关记录揭示并证明,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军国主义教育就意味着与犯罪相伴,也注定了日本军人成为罪恶的战争与屠杀机器的必然。"南京大屠杀"并非孤立事件,它既不是日军犯罪的开始,也不是其暴行的结束。     

试论日本江户时期的洋学塾教育

日本江户时期随着"兰学"和"洋学"的兴起,洋学塾作为民间教育机构也随之发展起来。"洋学塾"以学习西方科学为主,具有士庶共学、教学自由和教学水平较高等特征。它不仅为日本社会培养了大批社会精英,提高了日本的国民素质,而且在日本学习西方学术和近代思想的传播上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催生了日本近代教育思想的勃发,对于日本社会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江户时代留给明治时期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论《文学书官话》的影响

《文学书官话》问世于1869年,比《马氏文通》早出30年,是我国最早一部用白话文编写的现代汉语官话研究著作,对我国白话文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创立了现代汉语教材编写的范式,提出了拟人、比喻、借代、夸张、反语等修辞格理论,根据汉语特点将现代官话词类划分为十五种,开展了句法、语义和语用研究,奠定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甚至影响到了国外的语法研究。     

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及其东亚汉语教育史价值——兼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

在我国,关注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者还不多,从类别、体例、结构形式入手,考述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来源,可以有效说明其语体性质,特别是其在东亚汉语教育史上的价值.以东亚汉语课本编撰史研究价值、东亚汉语教学史研究价值,以及东亚汉语言文字史研究价值发掘为基本目标,对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术价值进行探讨,就汉语言文字史研究来说,意义重大,比如包括汉语语音史、汉语文字史、汉语词汇史等学术领域的意义.而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则凸显了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在东亚地域汉语史视野内所具有的较高学术地位,并说明研究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语言非常具有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