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以幸福为名——基于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中国问卷调查的经验数据,通过构建政府治理与公众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检验政府治理对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治理与公众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政府绩效和监管质量有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而法治水平则降低了公众幸福感;幸福层级和分群样本下政府治理及其子项对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各异;传导途径出现多元化,且各传导变量效果不一,间接传导效果明显优于直接作用效果。这意味着,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有利于改善政府行政办事效率,积极推进法治建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监管质量,以期满足不同层级居民的差异化需求,提升公众幸福感。     

收入水平、养老保险制度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近年来老年群体幸福指数的变化情况,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建立多层线性模型,对比考察2014年、2018年绝对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以及养老保险制度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和领取养老金(离退休金)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收入差距会抑制老年群体幸福感的提升,且这种抑制作用由于收入差...     

亲贫性支出与公众主观幸福感——基于2013年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幸福经济学、公共财政学和计量经济学为基础,通过运用"2013年吉林大学公众主观幸福感调研"数据,探究了亲贫性支出中的各项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财政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通过有序概率模型回归分析发现:在全国截面数据上,出现了国民经济增长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相背离的现象,"幸福悖论"在中国省际层面上成立;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作用;而教育、医疗的财政支出对公众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本文在北京、广州、昆明、沈阳、西安五个省会城市取样的基础上,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情感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最大,其次为资讯支持和工具支持。路径分析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年龄、受教育程度还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完全经由社会支持这一变量来实现。     

智能化城市治理中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技术更新带动城市治理革新,城市治理的变化是否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主观幸福感理论和满意度理论的整合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智能化城市治理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居民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最大;居民对智能化城市治理的积极情绪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消极情绪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抑制作用;居民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质量和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价值通过提高居民满意度间接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此,建议提升智能技术水平,优化体验,增强幸福感,完善引导机制,提升居民技术满意度。     

教育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公共教育扩张政策的经验证据

教育与幸福的关系是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点议题。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最新一轮研究数据,基于公共教育扩张政策提供的自然实验,对教育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的自我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居民自评幸福的比例为72.73%,高于农村居民的72.54%;(2)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发现城乡居民接受学历教育年限提高1年,主观幸福感将提高0.006个单位值,证伪了“教育与幸福悖论”的存在;（3）利用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发现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随学历教育层级变化具有异质性的特征,义务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接受大学教育能将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提高0.265个单位值。最后提出深化教育事业改革、提高人民幸福感的相关政策建议。     

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利用2011年北京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数据,考察当代北京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合大学生群体的重要特征,从个人背景、家庭背景、学校背景和校园生活四个维度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程度较高,平均幸福感自我评分将近80,且有三成以上的人自我评分在90以上。女生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男生;学生家长所追求的重点学校的一流师资、学习氛围等外在条件对学生本人的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高中和大学越是所谓的"重点",学生的幸福感反倒越低;生源地类型也对学生本人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且越是来自大城市,幸福感越低,而来自农村的学生幸福感反而较高。大学生幸福感主要受到性别、健康等自身条件的影响,而受家庭、学校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小;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恋爱经历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地位越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有过恋爱经历的人主观幸福感显著强于没有谈过恋爱的人,且这种差别幅度很大。奖励荣誉、资格证书、实习经历和社团活动等普遍认为能够提升个人素质、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就业质量的因素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作用并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439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较少,主观幸福感也较低,为"相对不满意"。不同性别、婚姻、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性、已婚者、80后、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上者、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者,这类人群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女性、已婚者,这类人群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同时,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性别、婚姻是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有效变量。为此,建议企业应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社区应完善公共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支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应不断学习,提升利用社会支持的综合素质。     

购房能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吗?

文章基于CGSS2008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中低收入居民不管购房还是不购房,其主观幸福感都会显著下降;而对于高收入居民来说,购房其主观幸福感会显著提高,不购房则其主观幸福感会显著下降。因此,政府不仅应引领住房保障向保障居民"有房住"、通过共有产权住房等方式帮助居民"有房产"的方向发展,而且还应健全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机制,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提高服务水平,让人们体会到租房的幸福感。这有助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也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不同学段教师教育幸福感的比较研究

教师教育幸福感是教师对自身的教育生活质量的多维度和多层次的综合体验。通过对陕西省1000名教师的调查发现,不同学段教师的教育幸福感存在差异,其中与高校教师、初中教师和小学教师相比,高中教师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教育幸福感偏低。要提升教师的教育幸福感,需要从外在的客观教育环境的改善和教师内在的主观思想观念和自身修养两个层面努力。     

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经济结构转型——来自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经济结构转型,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自由流动受制于劳动力质量水平,而城乡收入差距透过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全社会的劳动力质量。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和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传导机制是：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抑制经济中工业产出份额、提升服务业产出份额推动经济结构的“服务型”变迁,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工业部门流向服务业部门,进而通过服务业部门产出份额的上升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城乡收入差距也会导致贫困农村居民丧失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从而制约全社会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使劳动力的“服务型”流动和经济结构转型受阻。但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非一致性。实现中国经济结构顺利转型需要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有效提升全社会的劳动力质量,创新经济转型的制度供给。     

高中生自我概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采用《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和《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主要运用T检验、F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评定352名高中生的幸福感与自我概念,有助于探讨高中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概念的状况及其相关程度。结果证明：自我概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均明显;不同自我概念水平学生幸福感水平差异明显;自我概念各分量表与负性情感呈负相关,自我批评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由此可见,高中生自我概念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领导干部的幸福感与工作绩效

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和工作幸福感水平较高,对工作绩效的自我评价较高;领导干部的幸福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领导干部的工作幸福感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工作中的自我接受和福利待遇幸福感影响其生活的满意度,自我接受和人际关系幸福感影响其情绪体验;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对工作绩效的预测效应不显著,工作幸福感的不同方面对不同的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研究建议:重视领导干部幸福感的人口统计学差异,有针对性地提升不同的幸福感;重视领导干部不同的工作幸福感对工作绩效不同方面的影响。     

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中国验证——基于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的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的数据,引入了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变量,运用有序概率估计法,实证地研究了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不管是否考虑相对收入,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都很大,考虑相对收入后,绝对收入的这种影响作用有所减弱。相比较而言,以平均收入衡量的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要强于绝对收入。收入的相对变化情况以及对未来收入情况的预期会显著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水平。     

民生财政支出的幸福评价——基于CGSS(2012)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构建民生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考察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民生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是政府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有效手段;居民的收入越高,民生财政支出对提高其幸福感的作用越强;民生财政支出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较于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稍强;民生财政支出对于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教育支出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医疗卫生支出对提高城乡居民幸福感的作用不显著。     

基于系统观视角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

本文从系统观视角出发,探讨了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个体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提升的自助策略与外界支持策略。期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促进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整体认识,并对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践有所启迪。     

中等收入群体的测算与现状研究——基于CHNS与CHIP数据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区间范围在扩大,但整体规模小、比重低、稳定性较差,尚未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且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加深的趋势。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分布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性,受教育水平城镇以大专以上为主,农村以初中为主;工作类型城镇以国有单位、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农村以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职业类型城镇呈现协调发展格局,农村以技术运用和服务为主。扩大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下中等收入群体,而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上中等收入群体,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同富裕,最终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也需要居民个人不断提升自己获得高收入的能力。     

地方师范院校免费师范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本研究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免费师范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苗元江编制的《综合幸福量表》,研究地方师范院校免费师范生总体主观幸福感水平、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差异并探讨提升免费师范生主观幸福感的策略。调查结果表明：（1）主观幸福感总体状况良好;（2）幸福感各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是友好关系、健康关注、自我价值、利他行为、人格成长、生命活力、正性情感、生活满意、负性情感;（3）幸福感部分维度在人口学统计指标上面存在显著差异（p＜0.05）。建议从引导免费师范生及早进行人生规划、重视和谐班集体的构建、引导学生关注积极生活事件提高愉快体验等方面去提升免费师范生幸福感各维度水平,更好地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地方师范院校免费师范生的培养质量。     

人际关系、活动参与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养老机构调查实例的分析

基于陕西省西安、榆林、汉中三市养老机构老年人问卷调查,探索人际关系、活动参与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相对较高,能够满足居家社区难以实现的养老需求,人际关系质量良好,拥有较强的亲缘关系;但受到生活区域范围的约束,交往对象数量有限,活动参与意愿不足、参与行为欠缺。人际关系、活动参与显著影响养老机构老年人幸福感,且活动参与是人际关系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中介变量。从家庭、机构、政府、社会等多主体出发,通过发挥家庭基础支持作用、丰富养老机构适老活动、加大政府多渠道扶持力度、弘扬中华慈孝文化等多措并举,有助于促进养老机构老年人幸福感的显著提升。     

普通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太原科技大学为例

该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旨在考察普通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现状。研究结果显示：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男女教师主观幸福感间没有差异;平均数结果显示,高学历教师主观幸福感偏低,单纯从事教学工作的高职称人员主观幸福感最高;职级上表现为处级干部主观幸福感低于副处级和科级;房产、婚姻、工作性质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维持并提升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需要从社会、学校、教师自身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