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福因果律的“理性”形态与“精神”形态

由于道德与幸福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在西方哲学史上,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理论有着两种典型的哲学形态:康德的"理性"形态,黑格尔的"精神"形态。虽然两者在话语形态、言说构架和体系构造方面表现出"理性"与"精神"的巨大差异,但在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上却是根本一致的。它们以哲学的魅力,建构起德福因果律的"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表现出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乐观主义的深切人文精神,但却缺乏解释和批判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也许正因为如此,幸福论的德福因果律才可能在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哲学发展中长期与之共生共眠。不过,这些并不是"理性"与"精神"的主体,更不是全部。准确地把握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其一,"理性"形态和"精神"形态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形态,具体地说,是在道德哲学的视野下探讨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其二,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的秘密和宏旨,正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宣示的那个著名的哲学信念:"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符合理性的。……哲学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来考察不论是精神世界或是自然世界的。"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在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中不断向前推进所呈现的难以置疑和不可阻挡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一旦诉诸"现实必须符合理论"的哲学信念,便可转换为批判社会和建构文明合理性的深刻动力。     

“伦理”如何超越“道德”——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

长期以来,人们只是短视性地把《精神现象学》的诞生同黑格尔与谢林的绝对同一哲学的决裂关联起来,而没能注意到黑格尔在对康德道德哲学主观与客观严重对立的批判基础上寻求将个别与一般结合起来的新原则的冲动与努力对《精神现象学》之产生所起的内在推进作用。这既导致了对《精神现象学》写作的深厚动因的简单化和片面化理解,也阻隔了对《精神现象学》整个布局结构和行文思路的思想背景及其由来的考察,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或者说遮蔽了我们对《精神现象学》中关于"伦理"与"道德"的顺序与关系的认识。本文从黑格尔伦理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精神现象学》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特殊处置方式出发,探讨了黑格尔以开放的伦理精神超越康德的内在道德原则的学理进路及其实质意蕴。     

"活的形象"与席勒的政治美学

康德的原则是席勒美学的出发点。在康德哲学中,“休谟问题”是重要的思想契机:事实与价值的分裂,在康德哲学中,以“自然”与“自由”,或曰“是”与“应当”的分裂而出现。“判断力批判”则是康德弥合分裂的桥梁。美学问题之中隐含着深刻的哲学问题。对于席勒,康德的“休谟问题”已经成为思想的背景,而康德本身也成为了问题,这就是席勒的“康德危机”[1]。更重要的是,席勒焦虑的问题是现实政治的危机,一方面是法国大革命粗野暴戾的自然暴力,一方面是上层统治阶级腐朽专横的道德法律,一个是“野”,一个是“蛮”,自然的法则与道德的法则所构建…     

论康德的道德信仰学说

康德的道德信仰问题经常遭到研究者的漠视或误解。本文通过对康德道德信仰的必然性、特征及其意义等问题的分析,力图证明,对康德哲学来说,道德信仰绝对不是无用的累赘。作为解决纯粹道德哲学的形式主义缺陷的尝试,它是康德道德学说的本质要求和必然结论。同时,道德信仰作为沟通两个世界的桥梁,对康德的哲学体系的最终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康德道德哲学的主体向度研究

道德哲学是康德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康德视为探究人全部规定的哲学。在康德理论中,道德被理解为自由主体对道德律令的践履,并指向了以人为目的这一终极命题。人在道德领域摆脱了感官世界的束缚,达到了既自由又自律的高度。康德突破了从认知层面把握主体的局限性,让价值主体在道德世界得以确立,在主体观念上实现了重大变革。康德道德理论不仅把对人的启蒙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在现代主体性道德形成发展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值得人们对其展开深入反思与探究。     

“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康德、马克思

所谓道德政治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重大理论主题和思想趋向,其核心诉求是批判霍布斯、洛克式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现代政治的非道德化,主张将现代政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该主题由卢梭开创,经康德和马克思拓展,形成了现代性批判的完整学术谱系,并成为现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内在连接点。卢梭首倡建立道德政治,提出公民社会应该建立在公意和普遍性的基础上。康德以其道德哲学将卢梭的政治主题先验化,为道德政治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先验基础。马克思彻底批判和解构资产阶级财产权,将社会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用穷人的权利取代普遍权利去规定现代人自由的最高意义,以此将道德政治议程推向了顶点。     

论康德道德哲学的两种义务体系

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中,义务是其讨论的核心内容。康德晚年的《道德形而上学》一书集中讨论了两种义务论体系,即法律(权利)义务体系和伦理(德性)义务体系。对这两种义务论体系的探讨展示了康德道德哲学的实践哲学品格。     

康德主体性道德哲学及其教育学意义

18世纪的康德哲学在道德哲学中实现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革命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树立了主体性在道德生活中的地位。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从作为人本性的理性和自由出发去寻求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康德强调,人的理性是道德原则的基础,人是道德活动的目的,人的意志自由应体现为对客观的道德法则的遵循,对绝对命令的服从。康德的主体性道德哲学在教育学方面仍给我们以富有意义的启发。     

“道”之空乏与“上帝”之谬——老子、康德道德哲学比较研究

老子与康德的道德哲学思想均具有较强的先验和形上特征,二者在哲学进路上呈现多处分合之处。在本体论、实践论和目的论上二者均指向先验理性,在具体的逻辑依据和道德理想上又分别指向了"自然律"与"道德律"。无论是老子之"道"还是康德之"上帝",在最终道德实践上都是不可到达的,"自然律"与"道德律"的二分法带来了"道"之空乏与"上帝"之谬。黑格尔从"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角度提出了"道德律"与"自然律"之间"被设定的和谐",实现了从道德形而上学到道德辩证法的转换,也为我们指明了"和谐伦理"之路。     

马克思思想的近康德式与近黑格尔式解读:冲突与融合——以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为视角

近康德式与近黑格尔式解读的冲突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在于两种解读遵循了从马克思思想出发寻找与康德或黑格尔思想关联的"平行进路",把德国古典哲学的进程"默认"为"直线型"或者"跨越型"。对此,我们选取"康德和黑格尔思想关系问题"为视角这一"颠倒式解题进路",扬弃国际学界关于二者关系的"衰落说""完成说"和"变革说",以黑格尔对康德批判的文本为依据,论证出康德与黑格尔关系的"断裂说"。以此观之,马克思思想实现了对于"断裂"的承认、弥合和超越,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得到重新理解,近康德式和近黑格尔式解读的冲突也得到合理融合。更为深远的思虑是,整合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为未来研究带来宽广空间。     

休谟"是"与"应当"问题的重新解读

"是"与"应当"问题是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自伦理学产生以来,它就一直影响着伦理学的发展。这一问题关系到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联系与区别。英国哲学家休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其后康德等人对该问题作出了直接回应。20世纪元伦理学家摩尔、艾耶尔等人重提该问题,并引发黑尔、麦金太尔、弗兰克纳、哈贝马斯等现代道德哲学家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解读,以揭示这一理论问题与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并通过引进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实践生活的思想对该问题作出新的解答。     

规范与德性的统一:康德规范伦理的构建与反思

康德将道德规范纳入理论批判视野,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伦理体系。确定行为的"应该"与道德行为的法则是康德道德哲学研究的主题。康德也因此被视为规范伦理的典型代表。然而,无论是道德法则的产生,还是道德法则的运用都需要人的品格为基础。在此意义上,康德道德理论实现了关注人内在品德的德性伦理与关注人外在行为的规范伦理的结合,为人的道德信念与道德能力留下了生成空间。从规范与德性角度,对康德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对伦理道德的理解及道德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没有绝对的道德行为规范——对康德道德命令的反思

道德哲学涉及的不是小事,而是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康德的"绝对命令"明确地揭示了意志自由在道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行为,这就抓住了伦理学的根本--人的自由.然而,康德的"绝对命令"思想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一是把理性人的复杂的道德行为简单化了,当理性人的行为规范发生冲突时,他应该如何行动?二是康德对此虽然也有论证,但他的论证既不舍情理,也难以令人信服,究其原因是没有绝对的道德行为规范.     

自由——康德哲学判断人的行为善恶的前提

本文主要是讨论康德道德哲学的第二个环节,即实践理性对象的概念,以确立自由概念是判断人的行为道德善恶的前提。 一 实践理性对象的概念 康德的道德哲学正如他的理论哲学一样,处处充满矛盾。他认为,道德规律只是纯粹的形式,不能涉及内容和质料,却又不得不落实到人是目的这一客观的内容上来;他     

康德道德原则的有效性

道德原则的有效性是康德道德哲学必须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因为道德原则在其道德哲学中居于中心地位,如果没有有效性,其实在性将遭到质疑。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实践理性批判》中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他通过分析道德法则对人具有普遍必然的约束性论证了这个问题。道德法则是实践法则,人类有理性自律能力,就必然且能够接受道德法则的命令,从而使准则具有法则的形式,做到自律,这也是道德原则对人产生有效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事实上还是一种形而上的设想,现实生活中,绝对命令能否被人遵守依然是个难题。     

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育思想的批判与超越——基于历史哲学逻辑下的考察

德国古典美育思想是马克思美育思想的重要来源。马克思对康德、席勒、黑格尔的观念论历史哲学模式及其美育观进行了深刻批判,实现了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对德国古典美学、美育思想的革命性超越。这表现在：第一,马克思关于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作为共产主义最终目的的学说是对康德“人是目的”思想的超越;第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由观是对席勒自由观的审美乌托邦主义的超越;第三,马克思自由劳动时间论是对席勒“审美无时间规定”论的超越;第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异化劳动造成的社会和人性的分裂的批判,超越了席勒对人性分裂的揭露和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第五,马克思关于个体和人类共同自由发展的理想是对康德、席勒偏重于“族类”发展思想的超越。马克思以人的现实解放为根本目标的历史哲学,实际上也设定了审美教育的根本目的,那就是通过审美和艺术鉴赏,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和素养,塑造和改善人的美好心灵,全面提升人自身的精神文明素质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能力。这对于我们今天在立德树人、铸根塑魂总目标下开展全社会的美育工作有极大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论萨特他人哲学的逻辑起点

他人是法国现象学存在主义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其实质是探讨他人如何存在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具体关系问题。萨特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当代法国学界最早谈论他人问题的思想先驱,在批判继承康德、胡塞尔、黑格尔及海德格尔的他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建构了独具特色的他人哲学。萨特的"他人"不同于康德、胡塞尔及黑格尔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他人",也区别于海德格尔的与自我"共在"的"他人",而是真正从存在论出发的与自我相"冲突"的"他人"。     

论康德的道德应当

道德应当在道德哲学中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康德更是认为:"自然哲学针对的是一切存有之物;道德哲学则只针对应当存有之物。"伦理学是应当之学,康德的道德应当体现其先验主义伦理的特色。其道德应当体现了一种基于理性理念的秩序,它源自作为可能世界的智性世界并对现实世界施加影响。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地把握应当与善的关系,并对"应当意味着能够"命题作出正确的理解。     

论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区别及其不同影响

下述定义长期以来一直是勿庸置疑的:康德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开创人;他引发了一场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辩证方法为终结的哲学革命;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的、必然的思想联系。笔者无意否认康德对黑格尔的影响,但是把这种影响强调得过多,却无助于真正了解这两位伟大哲学家各自的哲学特点。事实上,康德对黑格尔的影响主要是反面的启发,即他提出了一些黑格尔不能容忍却又必须作为某种理论出发点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对康德哲学更多地是进行批判和改造,而非继承和发扬。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在一些最主要的方面都有原则的区别,并且造成了迥然不同的哲学影响。     

一桩三重公案:牟宗三良知呈现是康德式的还是黑格尔式的?

1933年"良知是个假设,还是个呈现?"的公案,经1981年"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公案,最后演化为1995年"牟宗三是理性主义,还是反理性主义?"的公案。这桩三重公案,对理解牟宗三哲学"先验论"与"经验论"的交融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牟宗三同黑格尔一样"否定"了康德的物自身界线,"呈现"了良知,让国家成为文化物和神圣作品,从而超越了康德主观唯心论,建立了彻底唯心论。另一方面,牟宗三又"稳定"了康德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要求只能在长串经验的"坎陷"工夫中证实自由这一范导原则。就前一方面看,牟宗三由内而外、自上而下,是黑格尔式的,李泽厚对于牟宗三的批评也就是康德主义对于黑格尔的反批评。据后一方面,牟宗三由外而内、自下而上,是康德式的,李泽厚对牟宗三的批评不过是借故立论。牟宗三的矛盾,就是李泽厚"从道德到伦理"与"从伦理到道德"的矛盾,及其"双本体""两德论""统合孟荀"等的"二"的矛盾。牟宗三同样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了起来,是"经由Hegel、Marx理论过程之后回到Kant",是"孔夫子加K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