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研究(1978—2008)——基于可变参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总体而言,我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引致效应,并且,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引致效应要大于农村居民.居民收入和消费习惯会对消费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居民收入水平较高时.政府支出中的经济建设支出在大多数年份对居民消费产生引致效应,行政管理支出则一直存在挤出效应,社会文教和福利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基于东部地区的经验研究

地方政府投资作为地方财政支出的主要构成部分,其对居民消费影响更为直接,而由于政府投资分配倾向于城镇地区,因此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或挤入效应更加明显.文章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利用东部地区城镇居民1996-2009年的人均消费、地方政府投资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投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投资对城镇居民消费表现出挤出效应,而这与地方政府投资决策倾向有重要联系.     

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机理与中国经验

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主要是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在居民部门分配的比例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可支配收入水平）,通过影响社会的消费倾向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样的,主要通过影响居民消费规模和GDP（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率。由于居民消费和GDP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会有不同。若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规模表现出正向影响,且劳动收入占比对GDP的影响不显著,则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一定表现出正向的影响。中国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是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提升的一大重要因素。劳动收入占比上升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不是因为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推动,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关系显著是由劳动收入占比对GDP表现出负向影响引致的。在推进功能性分配结构优化的同时应有效地发挥劳动收入占比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率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3-2010年全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和时点双因素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分析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于城镇居民消费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房地产财富效应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不对称性

本文基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选择模型,兼顾房地产的抵押信贷效应,综合房屋价格、房屋面积等要素,建立房地产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不对称性影响的分析框架.利用1999-2011年的季度数据,实证检验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作用程度,以及房地产财富效应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不对称性.实证表明,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显著,且房地产财富升值阶段的消费变化程度大于房地产财富紧缩阶段的消费变化程度,即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具有显著的不对称性;同时,对我国房地产财富升值阶段和紧缩阶段构成的系统VECM估计结果显示,升值和紧缩阶段均具有较好的短期修正机制,对暂时偏离均衡状态的波动也具有较强的调整力度.     

家庭资产、人力资本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CFPS),将居民的家庭资产和人力资本进行详细划分并整合到同一分析框架,分别检验各项家庭资产和附着于家庭成员身上的人力资本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按照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将城镇居民家庭分为一套住房家庭和多套住房家庭两类,实证结果表明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没有显著影响,而非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水平也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生产性固定资产在城镇家庭中的占有率较低,但是其对于家庭消费的财富效应却是非常明显的。人力资本对家庭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倾向于消费更多,且健康资本相对于教育资本对消费的影响更加稳定。另外,家中有未婚子女能够显著提高家庭的消费水平,这部分消费主要来自于家庭收入而不是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     

房价上升促进还是抑制了居民消费——基于我国172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房产价格可以通过"财富效应"、"抵押信贷效应"以及"购房支出压力效应"三大机制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促进或者抑制的作用.本文利用我国172个地级城市2002年到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房产价格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房价上升抑制了居民消费.我们还发现,造成这一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潜在购房者群体比重较高、房地产金融发展滞后.文章最后提出了控制房价和促进消费的政策建议.     

城镇化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的比较研究

利用我国2011年31个省份的截面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方法和分位数回归方法比较分析了包含城镇化在内的相关因素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化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村居民尤其是低消费水平的农村居民消费受城镇化影响更大;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远低于城镇居民,且农村居民消费深受城镇居民消费示范效应的影响。因此,在推行城镇化战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时,必须考虑城乡居民在消费影响因素上的差异,辅以其他针对性的配套措施。     

边际消费倾向与超额货币

运用协整和脉冲响应方法对我国1978—2012年间的货币过剩与居民消费倾向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1991年以后货币过剩程度对居民消费倾向产生明显正向作用,因此,在高度关注超额货币发行可能带来的消费刺激同时,应当更加注重相关制度性的建设工作,为启动内需打好基础。     

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居民消费升级——基于"改革门槛"与"消费黏性"的视角

基于"改革门槛"与"消费黏性"的视角,本文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绩效进行测评,并采用2006—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考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消费升级产生的门槛效应与动态效应.研究发现:(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供给管理"的核心,对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对于第一类与第二类消费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均存在门槛效应.当实现门槛跨越时,改革能够显著推动居民消费提量扩容.(3)消费升级存在时间上的"黏性",当期消费升级水平受到往期水平的正向影响,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打破这种"黏性",进一步助推消费增长.(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居民家庭负担、受教育水平等因素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变量.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可变参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可变参数模型对我国1985—2006年间政府支出在不同时点上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政府支出会对居民消费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年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在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年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政府支出中的经济建设支出基本上对居民消费具有正的影响,即具有挤入效应,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期,这种挤入效应更为明显;政府支出中的行政管理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的影响,但总体来看,行政管理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逐渐弱化;政府支出中的社会文教以及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

考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衡量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重要部分。从理论上分析,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可支配收入、居民预期来影响居民消费。考虑到我国城乡的差异,本文将居民区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利用1978—2010年数据考察财政政策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平均水平、政府财政支出、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和未来支出不确定性是制约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根据各回归系数可知,影响居民消费最主要的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关键因素是税收和政府的财政政策;国家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效应仍有限。     

城镇居民消费基尼系数变动及其分解——对不平等的一种解释

居民消费不平等既是结果的不平等,也是起点不平等的部分影响因素。利用广东城镇居民1986～2009年的住户调查数据集,首次对较长时间段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进行基尼系数测算,并对各大类消费构成进行分解,结果发现:消费基尼系数一直攀升并长期高于收入基尼系数。各类别消费差距随消费热点的变化而变化。公共或半公共产品领域的消费不平等显著加大。服务性消费差距也在急速拉大,并对居民的全部消费不平等产生了促进扩大的作用。     

我国股票价格的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分析

本文以实证数据为基础,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状态空间模型方法,对我国股价变动的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存在显著的股价变动的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但是,股价变动借助财富效应对消费产生影响时,以及股价变动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时,其影响机制与国外成熟市场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城镇居民分项收入的消费促进效应研究——基于2002-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城镇居民分项收入与总消费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考虑恩格尔定律可能对消费结构造成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了分项收入与食品消费支出、非食品消费支出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工资性收入具有较强的边际消费促进作用;经营性收入具有较强的边际食品消费促进效应;财产性收入由于统计数据可能存在的问题,其与消费之间呈现负向关系,且不显著;转移性收入的边际消费促进效应较弱。     

国债运行与货币供应量的实证研究——兼论转型经济时期国债政策的取向选择

国债运行内在的会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其不同影响必然导致不同的国债管理政策选择。一般地,国债运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是通过基础货币来实现的,而且其影响往往具有确定性,这样,国债政策有向公开市场业务调整的趋势。但在我国特殊的转型经济时期,国债运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具有特殊性,“流动性效应”与“财富效应”决定了我国国债运行对狭义货币存在扩张不足而对广义货币存在扩张过度。结合我国目前消费需要不足的现状,国债管理政策选择必然有一定的特殊性。     

生产风险、资金约束与农户的新品种采用行为——基于陕西三县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农业新品种的采用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但农户常常因为新品种采用所可能引致的生产风险而谨慎采用新品种。文章运用来自陕西的专题微观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户新品种采用行为与生产风险、风险态度、资金约束之间的关系。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农业新品种采用引致的生产风险与农户风险厌恶程度对农户的新品种采用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资产持有量和借贷可得性对新品种采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资产持有量和借贷可得性的确通过影响消费平滑能力而影响了农户的新品种采用行为。     

传统文化、制度变迁双重影响下的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特点使得中国居民形成了新的微观基础,铸就了异于"生命周期"式的"锯齿周期"式消费路径;转轨时期体制变迁引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阶段性的消费行为.本文根据跨时最优选择理论建立居民消费函数的一般结构,获得在不确定性、流动性双重约束下的居民消费函数,根据时间序列分析得出结论:转轨时期的不确定对居民消费影响明显,不确定性每提高1%,当期消费将降低0.569%,借贷约束对消费影响不显著.     

城镇居民分项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基于2002-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使用2002-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心理账户的视角,考察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分项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对文化消费具有显著为正的"乘数效应";财产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经营净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转移性收入对文化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基于面板数据的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政府将刺激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消费结构是研究居民消费的基础,本文在分别分析我国城镇居民以及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各自特点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消费支出选择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我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结构有着较大的不同,并且发现我国近年来的医疗、住房等改革对不同收入阶层消费结构的影响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