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奸立法研究

八年抗战制造了中国历史上为数较多的汉奸①,战后对其如何处置成为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惩奸不仅直接关系政府威信与政权维系,亦涉及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保持。复杂政治环境下,汉奸处置得当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由是之故,战后国民政府制定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并依法处置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头目。政府当局惩治汉奸的立法与研究,奠定了汉奸惩治的法律基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使用问题。然囿于仓促行事、政治法律纠结不清等因素,决定战后立法缺陷重重,以至影响惩奸效果。     

国共两党对战后惩奸活动的舆论引导（1944—1946年）——基于《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的分析

抗战后期以来,如何对即将到来的惩奸活动进行舆论引导,成为国共两党共同面临的问题。概言之,《新华日报》等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强调人民性,《中央日报》代表的国民党强调法治性。两党作此选择,取决于各自的政党属性和现实条件。内容上,共产党强调的人民性在实践层面并不排斥法治因素,而国民党强调的法治性在实践层面亦有含纳人民因素,双方均提及肃清汉奸思想等共同点,但不能否定两党在舆论引导上的根本性差异。社会效果上,共产党注重对各民主势力和人民群众意见的吸收,与公众互动频繁,效果历历可见;而国民党较为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着意宣导与战后惩奸有关的司法改革等主张,反而让不满当局惩奸表现的思想倾向得以显现出来,效果明显不佳。造成这种社会评价低的根源,在于国民党舆论引导中的法治性追求与其惩奸实效的背离。     

完善没收财产刑执行制度的若干建议

没收财产刑执行难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刑事司法的严重问题,非进行立法修改不足以解决之。因此,应在刑法总则中专门规定对于刑法分则规定必须判处没收财产而本人确无财产的犯罪分子不判处没收财产,但须在刑满释放后提供若干时间的公益劳动;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侦查机关应当调查可能被判处财产刑的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以及采取保全措施的规定,同时设置比较完备的有关没收财产刑的执行机构、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规定。     

战后审奸中的派系之争与司法混乱:以青岛丁敬臣案为例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奸运动。青岛市政府利用伪职人员接收后大肆收取贿赂,使得"经济汉奸"丁敬臣逍遥法外。而国民党内部另一利益集团却以报刊为重要工具,操纵舆论给予司法部门极大压力,与市长李先良为首的保丁派展开政治博弈。而后丁敬臣被上诉到山东高等法院审判,在司法党化且法制体系日益混乱的大背景下,检察官纵情轻判,肆意解释惩奸条文。"丁敬臣汉奸案"折射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争夺与重建国家秩序的无力,而司法漏洞恰好给政治操控提供了便利。     

抗日战争与国民党惩肃汉奸运动

抗日战争使“汉奸”作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反例而大量涌现。国民党在战时和战后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对汉奸进行严惩，并借肃奸，辅助战勤，排除异己，组织社会，增加收入。惩办措施也经历了由战时行政军事机关的特别制裁，向战后司法检察机关审判刑罚过渡的过程。然而，在惩办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政策的合法性尚需做细致分析；其次，政府往往忽略政策涉及对象可能合法的权利，从而有失公正。国民党的一系列惩肃汉奸运动，不仅远未实现整合战后社会的初衷，反而更加速了社会的分崩离析。     

论我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

没收财产刑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附加刑,与其他刑罚相比有其特征：以剥夺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为内容;适用于严重犯罪;附加重刑适用;实行以必并制为主、得并制为辅的制度。在具体适用时应当确定没收财产的范围、数额;正确处理与罚金刑的选择适用;在危害国家安全罪中正确适用没收财产刑以及清偿正当债务。     

没收财产刑改良论

没收财产是财产刑中的一种,我国现行刑法在没收财产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量刑依据缺乏、量刑标准抽象、适用方式欠妥,应当进一步完善。     

辛亥时期的惩办汉奸与南北统一

辛亥南北和议期间,对汉奸的口诛笔伐成为稳固新生政权和鼓吹北伐的重要方面。针对汉奸的宣传和行动,造成通过北伐将清朝统治地区的汉奸绳之以法的强大声势,对于那些仍然希望保留君主体制的政治势力产生了强烈冲击。包括强迫剪辫和追凶在内的惩奸行事引发北方一些报刊的非议,而从和议到统一,政坛波谲云诡,昔日的汉奸不断转身成为共和的元勋。时势变化引起汉奸判断尺度的差异,不但造成各地光复政权之间的裂痕,而且使得领袖与基层出现严重分歧。随着五族共和的实现,满奴汉奸的指称总体上趋于减少,"汉奸"一词逐渐回到卖国求荣的原意。     

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且在日台缔结和约后,使之全部开释.总之,战后国民政府的战犯处置工作,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论古代东方的财产刑

古代东方刑法中有财产刑,主要包括有单一、复合和替代等一些类型.这一刑罚主要适用的犯罪有:侵犯财产权和人身权的犯罪、渎职犯罪和其他一些犯罪.在有关古代东方的财产刑中,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是:财产刑与等级身份相联系的问题;适用中顾及故意与过失、危害程度等因素的问题;财产刑的差异问题;财产刑被限制适用的问题;财产刑在近代刑法中的改革问题等.     

1946年制宪国大与国民政府对西藏的政策

战后国民政府促成西藏派代表团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噶厦政府提出关于自治的九项要求.此要求与国民政府对藏政策设想不尽相同.为使西藏问题朝着其期望的方向发展,国民政府苦心经营,成功挽留西藏代表团参加了国大,终在宪法中规定了西藏地方自治的政治地位,并据此对呈文作出答复.     

关于境外追赃法律适用问题的思考——以薄熙来案为切入点

薄熙来使用受贿赃款购买的位于法国的别墅虽然尚未追回,但是其已经被薄熙来个人合法财产予以抵缴并上缴国库。在此前提下,该别墅就演变为薄熙来的合法财产,对其追缴和没收实质上就不再是对违法所得的没收,而是对于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罚的执行。由于法国已经废除了没收财产刑而且对于外国没收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也只限于违法所得,所以对于该别墅的追缴将是我国面临的难题。以薄熙来案件反思我国境外追赃,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刑法》第64条规定的各项涉案财产处理措施的关系模糊不清;没有建立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裁决制度;薄熙来案件中没收别墅的裁决,难以通过承认和执行没收裁决制度予以执行;没收资产分享机制的缺位。对此,可以考虑从以下途径解决:明确涉案财产处理措施之间的逻辑关系;尽快建立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裁决制度;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妥善处理违法所得的抵缴问题;建立合理务实的资产分享制度。     

目的解释之再提倡——基于刑事诉讼法目的与刑法目的的比较分析

鉴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上的悬殊以及进入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事实上可能无罪,因此,刑事诉讼法目的主要在于保障人权,而非打击犯罪。但在刑法解释中,疑罪从无与有利于被告应只适用于对证据与事实存有疑问时,而不应成为刑法解释的方向。刑法条文是正义的文字表述,亦是刑法解释的对象。"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因此,刑法解释应以刑法条文背后的法益保护目的为解释目标。当对刑法解释存有疑问时,应在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框架内,根据刑法条文背后的目的,尽可能实现规范内的处罚正义。     

抗战时期中共肃奸工作之特色

抗战时期,作为抗日先锋的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上积极探索肃清汉奸工作,形成了肃奸的基本特色:理论基础坚实、策略技巧灵活、肃奸网络严密、人权保障彻底。肃奸工作对抗战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外敌入侵容易出现汉奸群——读《汉奸秘闻录》

汉奸,中国近代以前的词典中似无这个词。这恐怕与中国古代无外敌入侵有关。到了近代,由于外敌入侵,于是从此出现了汉奸。甚是愈演愈烈,自从中国社会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于是演成了汉奸群。 “汉奸”此词,究竟何时最早出现,笔者也迎合一下时下烦引经考据、讲求短平快效应,不再去钻古纸堆。不过,汉奸的实质似乎是“奸”。“奸”在中国,原指品质不好的人。到了近代,从民族学、国家学上,前加一个“汉”,于是就出现了投靠外国或外国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叛徒的“汉奸”。     

苏解民困:抗战胜利后的农建探索——以中国建设协会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抗战的胜利带来了"重建国家"的诉愿、共识与使命。国民政府与社会团体曾就此进行过各种探索。在战后农建探索进程中,中国建设协会的建设思想步趋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体现在其对农业在现代化建设中之重要地位的深刻认知,更在其对农建问题之症结的反思与洞析中得以彰显。     

大国梦难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挫败——以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进入了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时期。如果中国能够善加利用,将极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和重建。然而,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决策一再失误,在处理与盟国关系的问题上,先获咎于苏,复结怨于美,且不和于英。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因驻华美军费用结算问题、史迪威指挥权问题、是否应向中共部队提供部分租借物资问题等,与美国发生严重冲突,引致美国朝野对重庆国民政府极为不满,中国在盟国内部实已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困境与失败,实际上只是此时已有各种矛盾之逻辑发展。     

没收财产刑适用对象之立法评析

没收财产刑是我国刑罚体系中一项极其重要的附加刑。本文通过定量分析 ,得出作为一种重刑 ,它主要适用于严重的贪利性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结论。     

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花纱布管制

发展国家资本和实行经济管制 ,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推行统治经济政策的两大重要内容 ,落实在纺织业方面其具体表现为 :扶植、操纵国家资本企业“中纺”公司 ,以及对棉花纱布逐步实行全面管制。除粮食之外 ,棉花纱布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 ,都是物价统制中最主要的物资 ,战后的花纱布管制 ,初时基本沿袭了战时体系 ,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管制机构几经更迭 ,管制措施不断加强 ,其力度远比战时更为严厉 ,直至实行全面统制。战后花纱布管制的演变过程 ,折射出国民政府统治经济政策的强化过程。因此 ,了解与研究战后的花纱布统制问题 ,是探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经济问题的重要环节     

“防波堤”的崩溃:抗战胜利后台湾银行业的接收、改组与通胀

台湾银行业在日据时代,殖民色彩浓厚,尤其是抗战时期,台湾银行业更是沦为日本军事扩张的财政工具。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台湾银行业进行了接收与改组,改变其殖民金融性质,并建立了独立于大陆的银行与货币体系,以防止大陆通货膨胀波及台湾,但这一切非但未能给战后初期台湾经济恢复重建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反而由于战后国民政府对台货币政策的一系列失误,致使苦心经营的台币防波堤最终因通货膨胀加剧而趋于崩溃。战后台湾金融走向崩溃的结局事实上是战后大陆与台湾不可分割的经济关系以及国民政府经济总崩溃的重要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