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地方政府对劳资争议的调处——以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政府担负劳资争议调处的主要责任.在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中,上海地方政府各部门一直奔走于调处第一线,市政府多次下达批文,社会局奔走于劳资之间,地方法院12次开庭执行仲裁决议.可是,貌似积极排解纠纷的地方政府以维护自己的权威为出发点,以维持社会稳定为目标,很少顾及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因而未能真正担当起公平裁判的角色,也未能驾驭案件的走向,而其办事效率低下、调停政策游离,导致案件久拖不决和弱势的劳方失败.     

民国史研究的新路径探索:政府史的产生及研究视角

政府管理史(简称"政府史")即政府如何运用技术手段行使其管理职能的历史(技术手段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政府史与政治史、政制史的区别即在于它关注的是行政管理技术的变迁及动因,是动态的、发展的历史。政府史的研究视角可以从"行政生态学""现代化转型""组织的通权达变"等方面入手,丰富的历史资料也可为政府史的研究提供支撑。     

政府史视野下抗战时期国统区粮食危机原因再探析——以四川省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粮食危机的爆发和加剧,严重影响了后方稳定。引发这场危机的原因大多归结为粮食减产、生产销售成本增加、通货膨胀、囤积居奇等,但其深层根源则是国民政府未能贯彻执行囤粮计划,粮政机构不能完全发挥职能,对银行涉粮弊案处置失当,未能及时疏导民众对缺粮的恐慌情绪,由此导致粮价长期持续上涨,终致危机爆发加剧。     

启蒙之史——《中国古代史》与清末民初学子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本为清末中学堂教科书,1933年列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之中,成为大学用的历史参考书,到2000年,该书被河北教育出版社列作"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之一,地位不住"升级".该书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论者已作出颇详尽的研究,但它对清末民初青年学子起的启蒙作用,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以钱玄同、顾颉刚和钱穆几位著名学者为例,探讨他们青少年时习史,如何受到夏曾佑史书的启迪.     

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

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     

史与法——历史研究与法律实践相关性之分析

历史天然具有一种合法性和权威性.这点可以说明史学与法律之间的内在沟通.法律和史学都需要保持独立.法律如果不独立于政府,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史学不独立于政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     

我国地方政府举债的优化研究——基于政府治理理论分析

通过对政府治理理论的西方起源的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规模大、效率低、偿债压力大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过度参与.提出改革政府主导的投融资模式、财政体制、官员升迁体制、现阶段财政监督管理体制等对策缩小政府的有形之手.     

地图上的“国家”：西方政治史研究中的地理学叙事及其变迁

近代以来,国家构建通常有着诸多不同的路径选择,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民族性”,而忽略了“领土性”,后者作为塑造共同体意识的一项独立要素,是基于地理和空间的尺度,并且在日常生活中经由地图来呈现和表达的。早在民族主义兴起以前,这种地缘性的领土国家建设及其测绘制图的实践就已然出现,尤其是在17世纪后的欧洲,地图既是一种“显示器”,反映了外部的边界划定与内部的国土整合,也是一种“助推器”,促成了阅读、出版和传播基础上的意识形塑与认同构建,这两者互为表里,共同促成了疆域与国家历史书写的新面貌。地图的制作、编纂及其政治过程也就构成了一种不同于文字的、关于近代国家的图像志记载,而梳理这种地图之上的国家叙事不仅可以修补现有的国家理论,而且有助于推动一种综合了科学史、文化史与政治史的跨学科研究。     

国家治理视域下政府内部控制理论框架研究

政府内部控制是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重要载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抓手。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完善再分配机制的新形势下,立足于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和制度情景,探寻政府内部控制的主体、客体与目标的基本内涵与表达方式,并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从组织文化、业务活动、内控责任、控制措施和内控评价五个方面厘清中国特色政府内部控制的知识结构与作用机制,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良性互动。     

中美两国“政府创新”之比较——基于中国与美国“政府创新奖”的分析

"政府创新"的工具性意义大于其价值性意义。无论何种政治体制,都希望自己的政府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服务,因此,政府创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课题。虽然由于中美两国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两国的政府创新存在着诸多反差和区别,但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和趋势。第一,"政府创新"在中美两国都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第二,中美两国政府创新的重点都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类项目无论从申报还是从获奖的数量上,明显占多数。第三,所有获奖项目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第四,中美两国的政府创新都面临着动力不足的威胁。第五,中美两国的政府创新都面临着可持续性的压力。第六,民主治理在两国政府创新中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增加。第七,不断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扩大公众参与,增强政治透明度和政治责任感,是中美政府创新的共同趋势。     

政治理念、政府与行政之间——论行政贯彻政治理念的必要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理念,亦即上层建筑的思想部分是支配着上层建筑的“设施”部分,即政治的、政府构架的部分的。而行政,不但应该是“设施”的,即政府政令的执行者,而更应是思想上层建筑的执行者。但现实却是:行政往往只是政府的执行工具,而它与政治理念的关系则隔着政府、政令的刚性构架,因而常常是疏远的。这种状况与我党的宗旨不符,与我国行政的根本目的不符,应该予以改变。     

政治理念、政府与行政之间——论行政贯彻政治理念的必要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理念,亦即上层建筑的思想部分是支配着上层建筑的"设施"部分,即政治的、政府构架的部分的.而行政.不但应该是"设施"的,即政府政令的执行者,而更应是思想上层建筑的执行者.但现实却是行政往往只是政府的执行工具,而它与政治理念的关系则隔着政府、政令的刚性构架,因而常常是疏远的.这种状况与我党的宗旨不符,与我国行政的根本目的不符,应该予以改变.     

地方政府农地征收中的行政纠纷——基于诉讼案件的研究

由于土地征收纠纷持续出现以及可利用耕地迅速减少,国家十分重视对地方政府土地征收行为的监督.因"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意义,以及现有农地征收制度下行政的主导地位,不少基层法院对农地征收纠纷案件是直接驳回的.法院在土地征收中主要发挥辅助行政措施的功能,既防止土地征收中出现过度专横的行为,实质上又给予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政策一定的正当性依据.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需要更加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共享之间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需要基层法院认真对待农民合理诉求,提高基层法院判决公信力.     

略论城市化与城市史的相关性——以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为例

长期研究中国城市史,特别是研究19世纪末以来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要熟悉西方国家城市的发展脉络,要了解和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状况和特征,也需要了解城市化的内涵和外延。以中国城市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为基础,透过城市史的角度,简单论述城市化与城市史概念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分析两者的相关性,以及在城市史研究中如何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深入研究中国城市的发展进程,以探索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路径和特点。     

政府数据开放的理论内涵、开放进程及治理框架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已经陆续建成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并相继制定了法律法规保障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和共享。对政府数据开放进行治理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也是政府部门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新挑战。虽然大量实证研究提供了政府数据开放各种技术创新的治理经验,但是相关治理理论发展却没有能够提供统一的治理框架,也未能挖掘出对政府数据开放治理法律规制方面的理论自足与逻辑自洽。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数据开放的作用,应创制统一的公共数据保护和数据开放基本法律,制定切实可行的政府数据开放策略,完善公共数据管理措施,加强政府数据开放行政执法。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所需,是政府公共服务机制创新的重要举措,目的是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国家治理存在紧密关系。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考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分析框架包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标准(制度化)、机制(民主化)、特点(专业化)、要求(服务化)、原则(效益化)和目标(协同化)。政府应从这六个方面努力推进购买公共服务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兼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信任关系,既是基于治理理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理论契合,又是基于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现实诉求。重塑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困境在于,政府与公众因受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封闭性、公众对政府预期的满足值以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合作的不足与信任的缺乏。因此,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成为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信任关系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中国近代权利观的产生与变异--以西方自然权利学说为参照

"仆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然民权则志在必行,公理则今日万不能尽行也."①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在近代中国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权利学说.它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与中国历史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     

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俄文化交流史专题

正主持人语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俄两国人民分别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化和俄罗斯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自17世纪迄今,中俄间的文化交流已持续了近四百年,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类型独特,影响深远。考察中俄文化交流史不仅可以促进中俄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深化中俄文化互识,推动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1917年前的中俄文化交流主要是借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实现的。俄国传教团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兼有宗教、外交、中国研究等多重职能。从1715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