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中译史研究的学术回顾和展望

圣经是基督教的唯一经典,圣经翻译则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重要事件。当时的中国境内,出现了包括汉语汉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众多圣经译本,这不仅使圣经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翻译版本最多的书籍,而且对中国的汉语汉字的近代转型和少数民族文字创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3个方面对圣经中译的历史、资料、研究及展望进行了叙述。     

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价值——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为中心

经文辩读通常是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典的平行比较,人们在其中发现:神圣的显现可能有不同方式,多元的声音也不会融为任何一种独白。但是,亚伯拉罕传统内部的经文辩读或许忽略了另一种丰富的资源,那就是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经典进行的翻译和注疏。通过理雅各这一翻译个案,特别是《圣经》之道与《道德经》之道的联系、《圣经》之虚己与《道德经》之虚用的联系,我们可以理解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潜在价值。     

傈僳语圣经翻译传播及其社会文化影响

20世纪上半叶,当基督教传入云南傈僳族地区后,为传播的需要创制了傈僳族文字并翻译了傈僳圣经,引发了傈僳族大规模皈依浪潮,对傈僳族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包括结束了傈僳族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结绳记事的文化形态,推动了基督教自身在傈僳族地区的本土化,还导致了傈僳族社会与文化的巨变等.     

上帝的悬置与基督的离场

霍布斯通过理性来公约神权和俗权之争,通过圣经权威的公共化以及基督信条的底线化,通过对上帝的悬置和基督的离场,艰难地实现了基督教神学的世俗化,催生了现代性,完成了时代的思想转型,他的神学政治论证策略也给我们理解现代性的缘起提供了特定的线索。     

基督教礼仪文化的追索--读康志杰著《基督教的礼仪节日》

作为“基督教文化丛书”中的一种，康志杰教授的新著《基督教的礼仪节日》由宗教文化出版社于２０００年底出版。全书除前言“从弥赛亚———基督说起”以及“天主教与新教圣经篇名对照表”、“天主教与新教圣经主要人名、地名对照表”两个附录外，共分八章，分别介绍和讨论了原始宗教仪式、基督教的节日、基督教节日的异化、近现代基督教礼仪的变革、基督教礼仪文化的特点等。该书出版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知道，基督教是世界上传布最广的宗教之一，它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演变有过重大的贡献，并且随着西方文化强势地位的确立，它对世界文…     

基督精神与人文主义:一个明显的研究误区

基督精神和人文主义一直是西方文学作品中如影随形的两个优秀传统。这两个传统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并存是我国外国文学界长期达成的共识,但二者孰优孰重则颇有差讹。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不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现象,而且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大文化现象。源于古希腊文明与古希伯莱文明的基督教文化对于西方文明的影响较之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要更为巨大、深远和持久。西方文化实际上就是基督教文化,西方文明即基督教文明。《圣经》则是基督教文化的结晶和精神支柱。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新思潮。它的出现既是文艺复兴各学派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又是当时社会政治思潮的集中反映。然而,欧洲文艺复兴反封建反教会是不彻底的,人文主义的观点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人文主义者反对教会和教权,但并不反对神学和神权。《神曲》是基督精神与人文主义相互碰撞的制成品,但它根本不是一部反宗教的作品,而是一部颂扬基督精神的作品。故欧洲文艺复兴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明显的误区。长期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大多处于滞后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研究体系流于形而上学,同时较少根据原著和第一手中、外文资料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故对文学史上某些复杂的文化现象难以作出客观     

试析《论语》向西方世界传播过程中的诠释精神

明末清初由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论语>被交流媒介--传教士逐步传往西方,因此,在早期的传播中,其最突出的诠释精神就是基督化倾向.后来,随着西方哲学家和汉学家对<论语>翻译与研究的深入,在其传播过程中又表现出另外两种比较突出的诠释精神,即怀疑精神和求实精神.     

徘徊于东西方之间——谈林语堂基督信仰的矛盾性和不完全性

林语堂一生与基督信仰几度分合,与基督教结下不解之缘。其与基督教的关系遂成为后人讨论的焦点之一。本文据林语堂在宗教文化方面的论述,对其矛盾的基督情结及基督信仰的不完全性作一尝试性的探讨。     

汉语圣经浅文言译本考述

19世纪下半叶,圣经汉语翻译呈现出从深文言到白话文之间的过渡,产生了介乎深文言到白话文之间的浅文言圣经译本。汉语浅文言圣经共四种译本:杨格非译本、包约翰/白汉理译本、和合浅文言译本、施约瑟译本。其中,杨格非译本、包约翰/白汉理译本、和合浅文言译本都只翻译出版了新约全书或部分旧约书卷,只有施约瑟译本是唯一的浅文言圣经全书译本。相较之前的深文言译本和之后发展至今的白话译本,浅文言译本可称为圣经汉译史上的重要过渡,其译本种类、数量和影响力都有限,只出版过汉字一种文字形式的译本。此时段的晚清传教士群体处于盼望各基督教差会能共同接受和认同一部圣经译本的心态中,较为忽略浅文言圣经译本的产生。     

论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一方面对教会及教徒的阴暗面竭力揭露针砭,另一方面他又在其作品中努力弘扬着救赎、忏悔、宽恕等基督教思想,这似乎构成了张资平小说中的一种矛盾。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他在创作中对《圣经》教义的引用、对《圣经》典故的借用、受《圣经》构思的启迪等方面。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在文学创作中给后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与基督宗教的革命性

基督宗教的革命性体现在它的产生是人类信仰的精神革命、是西方哲学发展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基督宗教在历史的发展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异化,但其内在的革命性没有泯灭,<圣经>中包舍的革命因素不断矫正着人类生活中的种种偏离.理解马克思的宗教批判要从其思想主旨即人类的全面解放出发,宗教的消亡与人类的解放是同一过程.     

基督教哲学何以可能?

文章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关于是否有基督教哲学辩论的四种观点。把基督教哲学定义为对圣经启示的哲学解释,并对什么是圣经启示、基督教信仰与圣经启示有什么关系、什么是哲学解释、哲学解释与圣经启示有何联系等问题作出分析和说明。     

《圣经》汉译版初探

《圣经》汉译自有史记载以来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涌现了众多的汉语译本,以及各种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译本。对《圣经》汉译版本进行综述将有助于揭示《圣经》汉译活动的历史意义,对《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     

评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倾向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福音和归化中国.为了更好地为传教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进行儒经的翻译和研究.传教士翻译<论语>的动机是要从该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耶儒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策略是对儒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     

从当代翻译理论看唐代景教的译经模式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支派,其在中国传播的200年间,有过大量的经籍翻译。但是,对于景教的翻译活动,学界的研究很不充分。从当代翻译理论的角度对其翻译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我们研究中国翻译史提供一个视角,同时,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景教在中国的传播活动无疑是有益的。     

党化与基督化——国民政府初期基督教学校的挑战与调适

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实施以党治国,加强教育控制。党化教育所要求的礼拜总理遗像、去宗教化等给基督教学校带来巨大冲击。面对挑战,基督教学校积极做出调适:在实践层面,积极注册立案,对党化教育的相关要求表现服从态度;更在思想层面,主张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国性保存等不仅不矛盾而且相互裨益。为保有"基督化"的特色,基督教学校在基督化教育模式上完成从"课程中心制"向"人格中心制"的转变。由党化教育所带来的政教冲突,由于基督教学校的服从与调适渐趋缓和,但并未能逆转其世俗化的发展趋势。     

“基督下乡”的实践逻辑——基于皖北C村的田野调查

农村基督教的迅速发展有着自身的实践逻辑和内在机理。通过皖北某村庄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基督教的传播策略已深深嵌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并与乡土社会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心理结构进行着深层互动,而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得到迅猛的发展。农村基督教的存在和发展对于社会道德的重建、市民社会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有一定的积极功能,但也潜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从"基督下乡"的实践逻辑可以对和谐社会建构和新农村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反思。     

近代新旧约全书在闽的方言翻译与传播

本文旨在发掘和整理近代外国传教士在闽的《圣经》方言译本及其传播活动。全文分为四个部分:一是《新旧约全书》在闽方言的翻译文献;二是《旧约全书》及其篇目在闽的方言翻译文献;三是《新约全书》及其篇目在闽的方言翻译文献。四、近代新旧约全书在闽的传播。     

基督教伦理学何以可能?

本文以<圣经>文本为依据,把基督教伦理归纳为以金规则为指导、以爱为精神动力、以自由为目标的宗教实践;同时在与其他伦理传统的比较中诠释圣经关于银规则、铜规则和铁规则的有关论述,力图全面阐释基督教的价值论.     

吴经熊哲学思想探析

吴经熊是我国现代的著名天主教思想家 ,他以基督教信仰为核心对中西心性之学、中西文化 ,以及自然法哲学的比较研究 ,使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处于独特之地位。他的思想可以理解为沿着中国思想走向基督信仰又用基督信仰来提升中国文化。他站在基督信仰的立场对于中国文化的道统加以新的诠释 ,也使基督信仰获得中国式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