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成本效益机制研究——基于试点省市高耗能行业的模拟

中国加快建设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具有减排促进和成本节约效应,但其成本效益有多少,还未有讨论。运用方向产出距离函数和随机前沿的方法,测度2001—2017年中国碳交易试点省市六大高耗能行业的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并通过多维度的碳交易模拟分析,证明了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巨大潜力与经济环境“双赢”目标的可能性。实证结果表明：行业的二氧化碳影子价格整体均呈现上升趋势;相同行业不同省市间进行交易时,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可实现的最大可节约成本最高,为987.482元/吨;相同省市不同行业间进行交易时,广东省可实现的最大可节约成本最高,为411.300元/吨;不同省市不同行业的跨组别分析中还验证了存在跨省市跨行业之间的交易可获得的收益高于单一组别碳交易可获得的收益。同时,与全国水平相比,省级分行业的碳强度仍然有较大的下降空间。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在全国碳交易市场中纳入更多行业的必要性。     

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排放关系研究——基于江苏省行业面板数据

本文用江苏1996-2007年的行业面板数据对大气污染与总产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三种大气污染物与企业总产值呈同方向变化,总产值越大,污染排放量越大;不同行业在大气污染排放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纺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行业是大气污染排放的六大行业.这一结论对于行业污染监控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污染综合排放的省际分布、动态排序及影响机制

由于污染物的"复合型"污染特征,文章从整体视角出发,围绕"用什么评价、怎样衡量"这条主线,构建中国省域污染排放综合评价体系。选取与工业生产和生活排放有关的污染物指标,采用基于时序动态视角的"改进的纵横向拉开档次"综合评价方法,测度199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和港澳台外)的整体污染排放状况,计算在截面和时间纬度均可比的污染排放指数,并进行动态排序;最后考虑到污染排放的动态累计效应,在动态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将改进的STIRPAT模型与EKC假说相结合,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分类研究不同污染排放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东部省份依然是我国污染排放的重灾区,减排潜力大;(2)1991-2012年间,内蒙古污染排放排序"前跳"幅度最大,整体污染状况不断恶化;四川污染排放排序"后跳"幅度大,整体污染状况持续改善;(3)影响不同污染排放水平的因素存在差异。能源效率对污染排放负向影响最大,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和工业污染治理强度对污染排放有负向影响,重工业结构和禀赋结构对污染排放有正向影响。据此提出针对性的减排、降碳政策。     

关于在深圳市实施双燃料小汽车项目 有利助推全市节能环保的提案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在金融、电子、港口贸易以及人文等方面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节能与环保。据统计，深圳市的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排放已占全市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70％以上，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去年排放的各种有害物质近24万吨，对市民健康构成很大威胁。要解决这种污染，必须从源头着手。     

经济增长、FDI来源与中国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关系为基础,考察对外开放对环境污染以及二者关系的影响,分解不同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来源对环境污染的边际影响。利用1998—2003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四种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两类环境质量衡量指标为因变量,对影响环境污染的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所考察的各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均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以及污染拐点的位置与污染物的选择和环境质量衡量指标的选择有关,根据污染排放量指标计算的污染拐点远大于根据污染排放强度指标计算的污染拐点;对大部分污染排放物不同的环境质量衡量指标而言,对外开放对环境污染虽然很小,但统计上还是有显著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成立;不同的FDI来源对中国环境污染具有不同的影响,对大多数污染物而言,来自港澳台的FDI对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来自其他国家的FDI则对中国的环境污染没有明显的影响。     

中国油价进入“ 元时代”之猜想

3月20日,政府再次将汽、柴油价格分别提高600元/吨。这是继今年2月8日油价上调300元/吨之后,成品油价格年内第二次上涨,并且涨幅之大超出人们的预期：93号与97号汽油已全面进入＂8＂时代,离＂10元油价时代＂已为时不远。公众在慨叹开私家车成本又增加之时,对CPI会否产生相关影响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应对高油价时代之猜想也越来越多。油价上调减压石化行业,但物价回落预期恐将落空,接轨国际也难以自圆其说,国家对农业进行了补贴,但补贴终究不如加快改革步伐来得实际、长远。     

基于两个负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煤炭开采税费水平研究

分别运用使用者成本法和直接市场法测算了煤炭开采中的代际负外部成本和生态环境负外部成本,基于两个负外部成本充分内部化的要求,提出煤炭开采中的税费水平需提高21～22个百分点;指出目前煤炭开采企业实交的资源税费、生态环境费用总额低于现行标准下开采企业应交的资源税费、生态环境费用总额,实质上是政府对开采企业进行了税费补贴,2008年的补贴规模达449.05亿元,根据价差法计算得出该项补贴与3653.69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有关。     

影子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及其监管政策研究新进展

与以往危机不同的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的扩散与传播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并不是传统金融机构,而是影子银行。近年来,我国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对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其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社会各界的担忧,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关键问题。新常态下,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中应当将影子银行纳入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本文以影子银行为切入点,从影子银行的界定与规模测算入手,对影子银行如何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影子银行的监管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等问题的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评述。基于此,本文发现,为了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与金融稳定,监管当局应当适时将影子银行纳入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并注重与货币政策在信息共享、风险预警等方面的协调合作,最后还给出了这一研究未来拓展的空间。     

资金空转:形式、原因及防范

资金空转不但包括不经过产业过程、始终以货币资本的形态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的第一种形式,而且也包括货币资本在转化为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过程中的阻滞和缓流,这是资金空转的第二种形式。流动性的泛滥提供了资金空转赖以存在的土壤,制度性利差、汇差导致的套利空间催生了票据融资、进出口贸易途径的第一种形式资金空转,而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监管差异导致的监管套利诱发了影子银行途径的第二种形式资金空转。防范资金空转需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推进利率、汇率的市场化以及全面强化对影子银行的监管。     

农业非点源排污权交易分析与机制研究

当前,农业非点源污染已成为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相对于点源污染,农业非点源污染的边际消减成本较低,加之不同农业非点源污染的边际消减成本也存在差异,这就为排污权交易在农业非点源污染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有利条件。文章在对农业非点源排污权交易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传统排污权交易机制在农业非点源领域的不适用性,提出了基于排污权银行的排污权交易机制,并就其在农业非点源排污权交易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基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企业环境决策模型

当前,我国环保部门正在探索利用排污权交易控制污染物排放的制度。这是一种市场基础的环境经济政策,赋予企业较多的决策选择权。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成本和收益函数来选择适合的排污策略。通过建立排污权制度下的排污决策模型,可以分析不同策略下达到最优决策的条件和相应的环境成本,从而有助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设计。     

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治理的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

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对不同制度安排下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治理的决策过程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促进企业降低污染治理成本、加大对企业污染的处罚、提高政府监管效率有助于在短期内推动环境保护,尤其是当政府承担起监管失职责任时更有利于增强环境保护。但从长期来看,加重对企业污染的处罚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并非有效之策,而加大对政府监管失职的处罚则具有积极效果。据此结论,相应地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中国资源—能源—经济—环境综合投入产出表及绿色税费核算分析

本文在199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基础上，将环境保护活动(资源恢复，污染治理)从传统产业部门分离出来，形成新的虚拟的环保产业部门(资源恢复部门，污染治理部门)，通过搜集计算产生新设计的两行(资源使用，污染物排放)两列(资源恢复，污染治理)数据，具体构造了一张相对完整的资源—能源—经济—环境综合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绿色税费(环境税费)价格效应进行了核算分析。     

中国农村专业化分工与农业经营组织体系的演变

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和专业化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同质化,而农业劳动的同质化导致了农业劳动监督成本的降低。农业劳动监督成本的下降对中国农业经营组织体系的演进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从横向上看,农业劳动监督成本的下降使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成为可能,推动了农业经营主体从小农——家庭农场——公司农场的演进;从纵向上看,在市场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农业劳动监督成本的下降降低了农业企业内部的监管成本,激励着农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经营,推动农业产业化组织从单一经营主体向经营综合体的演进。     

2013年新疆物价走势分析及对策建议

2013年,影响新疆物价水平变动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并存,但不利因素大于有利因素,新疆所面临的物价调控形势依然严峻。积极扶持农业生产,保障市场供应;整顿流通环节收费,降低流通成本;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物价调控机制;继续完善动态的低收入群体价格补贴联动机制,逐步扩大补贴覆盖面;加大价格监管力度,营造良好的市场价格环境。     

试论完善我国排污权交易的若干问题

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为了解决这一经济学中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抑制企业污染成本外溢,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排污权交易便应运而生。它在满足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条件下,确定环境资源的使用权(即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排污权进行市场交易。排污许可证交易是运用市场机制控制污染的有效手段,与传统的排放标准(排污管制)、排污收费制度相比,排污许可证交易具有诸多优点,它能够有效地控制超总量或超标准排污,促进治污,避免欠量收费和排污价格扭曲。同时,它能降低买卖双方的治污成本,更鼓励厂商采用先进工艺,主动减少污染,促进技术更新,实现公平与效益的统一。此外,它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降低环保当局的管理费用,把进一步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责任科学合理且费用有效地分配到相关的排污者,从而促进改善工业布局,较好地协调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的价格支持框架——以资源环境价格改革为视角

当前循环经济动力不足的原因在于回收资源成本高,污染排放代价小,治污成本难以社会化.基于回收资源对原生资源的替代关系,通过原生资源与回收资源投入、废弃物排放与污染治理成本的比较,本文提出以产权、税费、罚款、投资、信贷、补贴、舆论等措施为手段,调整企业成本构成,形成"政府调节市场,价格促进循环"的循环经济支持框架.并通过理顺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完善资源有偿利用和生态补偿机制、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低端准入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来深化资源价格改革,推动循环经济长效发展.     

运用生产价格实行物价改革

我国物价中的问题很多,这里仅就工业产品价格的改革,发表一些意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由于供需关系,市场价格经常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并形成商品的比价关系。合理的价格和比价关系,对生产发展和市场繁荣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相反,就会起阻碍作用。我国长期以来,没有根据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办事。国家统一规定的价格,由于未能及时合理地进行调整,逐渐脱离价值的轴心,有的高于成本几倍、十几倍,有的则接近成本或低于成本,比价关系十分混乱。例如:1978年的一吨钢,在我国可换煤22吨,而美国换15.15吨,苏联换7.98吨,法国换7.75吨,英国换3.78吨;一千度电,我国可换煤4.49吨,苏联仅换1.12吨;一吨汽油,我国可换煤34.3吨,苏联只换5.49吨。虽然,各国情况不同,不能作机械对比,但从中不难看出,我国的煤与钢、电、汽油的比价关系,存在着严重失调现象。类似这样的不合理比价关系,在我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产业结构差异下各省份环境规治强度量化研究

本文在改进Arik Levinson（1999）的产业结构环境投入指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关于产业结构差异条件下污染排放指数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31个省市区的环境污染排放数据以及制造业行业的分省数据,分析测算出了2004—2007年间中国各省不同产业结构条件下环境污染规治强度,并综合分析了各省份治理污染努力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特点。计算结果与Grossman和Krueger（1993）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相吻合。量化分析表明,发达地区在治污能力方面有较强的优势,而欠发达地区发展压力大,保护环境力度不够。因此,作者认为,一方面,环境污染规治强度不够的省级行政区应该切实落实科学发展,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应该实行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的积极政策,同时还应该建立发达地区对相邻落后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最终形成完善的生态文明建设激励机制。     

环境规制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空间转移吗?——基于广东的阶段性观察

目前,中国"中心一外围"经济活动转移过程中引发的空间污染转移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依据广东污染排放普查数据构建了污染密集型产业分类标准,利用2007~2014年的广东工业分区域面板数据,采用投入产出函数原理构建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影响因素计量模型。结果表明,广东污染密集型产业存在由"中心"向"外围"的空间转移现象。但是,从其规模空间变动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来看,环境规制并不是导致污染产业空间转移的主导因素,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空间转移行为与其他产业并无显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