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宪法序言中的根本法

关于宪法序言是否包含着宪法的根本性规定,具有法律实证主义倾向的学者一般认为宪法序言只是政治性宣言,继而否定其中包含根本性规定;而政治宪法学则认为宪法序言中由政治权力的事实构成的政治决断具有根本性,其见解与立宪主义的精神相冲突。我国宪法学的传统学说虽认定宪法序言包含着根本性规定,但由于缺失体系化论证,其说服力有限。规范宪法学认为,在我国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规范、国家机构规范以及以国家根本任务为统领的公共利益规定中,作为宪法序言之核心内容的国家根本任务虽可被视为根本法,但其既非唯一,也非最高。     

论宪法序言

作为独立的有效的宪法组成部分 ,宪法序言不仅对宪法正文具有约束力 ,它本身也应具有法律效力。为避免频繁修改 ,写进宪法序言的内容要符合重大、长期、简约、原则的要求 ,要突出宪法的规范性 ,淡化意识形态色彩 ,使宪法规范具有中立性、可操作性。     

宪法哲学导论

宪法是使政府服从规则控制的事业;宪法哲学是以人类优良的生活方式为职旨的哲学;它是一种实践哲学,因而也是生活哲学,它来自于人的生活世界.宪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不同的层面上可以分别表现为"人·宪法·政府"、或者"权利·宪法·权力"、抑或"现实·宪法·理想"、甚或是"科学·宪法·正义"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宪法哲学,除了传统的哲学方法、历史方法之外,还可以运用博弈论、耗散结构论和协同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宪法哲学研究的滞后和薄弱,已构成制约中国宪法学发展的瓶颈之忧;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宪政一直处于无根状态、飘若浮萍的根由之所在.所以,宪法哲学的研究对于中国宪法和宪政建设而言,具有培土性的意义.     

宪法社会化、宪法文化建设与大众宪政主义——政府依宪而治原则的确立途径

宪政可以分为西方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宪政和非西方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宪政.我国要致力建设的宪政是一种以确立政府依宪而治原则为核心的非自由主义的宪政.要确保这一原则的最终确立,需要进行宪法社会化,以及为它提供一个"有限司法审查"的制度平台.同时,大力进行宪法文化建设,通过为多数公众接受与使用的评判政府行为的标准,来给政府行为形成外在的社会舆论约束,并随着社会变迁与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最终通过大众宪政主义的途径,通过宪法原则与宪法价值由公民的选择、确认和解释,来实现宪法发展与宪制的长久维系和巩固.     

政治宪法、法律宪法、社会/公民宪法——民族国家政治能力增强的复合宪法模式

政治能力是民族国家在宪政框架下解决政治冲突的能力。如何增长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实现政治发展与政治可持续发展,是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民族国家面临的现实课题。宪政制度的建立,是增长政治能力的普遍途径。由于时间与任务的冲突,第三世界国家在制度设计与建设上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在利用与整合现有宪法资源的前提下,通过对这三种发展形态的宪法进行整合而成的复合宪法模式,正是第三世界国家增加政治能力、实现政治发展与政治可持续发展的可行的、现实的途径。     

宪法的强国功能及其实现条件分析

宪法作为权利之法的本体性、社会变革的力量和稳定有序的宪政秩序的提供者,其强国的功能有雄辩的历史证明。逻辑和经验同样证明,强国之宪法必须是良宪:以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合理的价值定位、内容和形式科学的规范选择以及正当的程序要求。良宪不能实现就等于一纸空文,因此强国之宪法还必须有宪政。所以,维护良好的宪法和保障宪法是我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增强民族国家政治能力的复合宪法模式

政治能力是民族国家在宪政框架下解决政治冲突的能力。如何增长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实现政治发展与政治可持续发展,是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民族国家面临的现实课题。宪政制度的建立,是增长政治能力的普遍途径。宪政制度的建立又体现在宪法由低到高发展的三种形态,即政治宪法、法律宪法和社会/公民宪法的形态。然而由于时间与任务的冲突,第三世界国家在制度设计与建设上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在利用与整合现有宪法资源的前提下,通过对这三种发展形态的宪法进行整合而成的复合宪法模式,正是第三世界国家增加政治能力、实现政治发展与政治可持续发展的可行的、现实的途径。     

中国宪法学说研究中的中国面向

一、法律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宪法学说 在宪法学的研究中,宪法学说是一个非常基础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宪法学说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一国的宪法学说往往反映了该国的宪法发展状况与宪法学的研究状况,因而,衡量一国的宪法学的发展程度,往往以该国的宪法学说的发展与成熟程度为标志.纵观西方宪政发达国家,在其成熟的宪政制度和深邃的宪政理论背后,无不以其发达而又绚烂缤纷的宪法学说为理念基础:如美国制宪初期的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学说之争,德国公法研究学中拉邦德的国体宪法学、耶利内克的实证主义国法学以及施密特的政治宪法学之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百科全书派与卢梭的宪法理论之争,日本明治宪法时代的穗积八束的国体宪法学与美浓部达吉的立宪学派之争.这些学说,观点迥异但又自证其成,为本国宪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理论源泉,也为本国宪政实践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     

论地方权力的宪法化

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是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法律体现。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宪法的共同规定,"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成为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就连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法国也在1982年开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改革。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     

从历史的宪法到理想的宪法：基于文本、情势和解释三个维度

宪法的良好实施对于共和国的长治久安至为关键。走向理想的宪法,首先需要尊重历史的宪法,坚守宪法文本的核心原则;又应把握当下的协商情势,使宪法与时俱进。宪法解释作为宪法得以良好实施的前提,是促进国家与社会有效互动、实现宪法自我完善的重要机制。基于我国国情,建立双轨制宪法解释机制有助于巩固宪法秩序：在国家层面以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为中心,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在社会层面应鼓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其他组织和个人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通过宪法创设的商谈机制对宪法进行多元解释,这不仅有助于巩固宪法秩序,而且能使宪法成为共和国公民的交往语言。     

新中国宪法政治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七八年良好的宪政开端,随后二十余年的宪法沉寂和宪政消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宪法政治重生和成长,勾勒出六十多年来中国宪法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型轨迹和强劲走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宪法规范体系、公民权利体系、国家政权体系、地方制度体系等,以及反映和体现在其中的宪政精神与原则,铺筑了中国宪法政治走向未来的台阶。     

论我国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宪法学说

在中国百年宪政史上,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有没有宪法学说?尤其是横跨这两个年代的十年"文革"有没有宪法学说?为什么?如果有,是什么?这也许是目前我国宪法学界尚没有定论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就有什么样的宪法制度,也就有什么样的宪法思想和宪法学说.宪政之路,没有停顿.宪法学说,没有空白:不论它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任何时期的宪政及其宪法学说,在这个民族的宪政运动和宪法学说史上,都必然有它特定的地位和独到的思想、文化价值.     

论五四宪法的苏联痕迹与中国特色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五四宪法的制定充分参考了苏联三六宪法,带有一定的苏联痕迹;同时,五四宪法也充分考虑了过渡时期的中国国情,反映了中国的革命与宪政经验,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     

宪政与宪法诉讼

如果说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妥协的产物,那么宪政便是各种政治利益主体之间的和谐状态。所谓宪政秩序,不外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国家机关相互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和谐状态。一旦这种和谐状态被打破,就意味着宪政秩序遭受破坏,也就意味着发生了宪事纠纷,甚或出现了宪法危机。纠纷必须解决,危机必须清除,否则宪政秩序就无法维持。而宪法诉讼正是解决宪事纠纷,消除宪法危机的专门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诉讼是宪法自身的免疫系统,是宪政之守护神,具有独到的价值。     

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地位分析

启蒙思想家创立的主权理论经过长期的丰富和发展,尤其是经典作家批判性汲取之后,升华为以人民主权原则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人民主权原则有力地指导了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实践,是宪法产生的思想根源、灵魂和根本价值取向,为现代国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在宪政和国家制度安排中提供着重要的价值依托.当宪法危机发生时,政治发展以质变的方式呈现,宪法所宣扬的人民主权原则在一定范围内避免了宪法危机的爆发.     

毛泽东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本文回顾了毛泽东领导的科学制宪过程和体现在宪法中的毛泽东宪政思想 ,并对这部宪法的历史命运进行了理论上的省思 ;认为毛泽东探索宪政的成功与失败对于推进我国的民主法制和政治文明进程有着深刻的启示     

走向刑事宪法?——以宪政框架下的法国刑事诉讼改革为背景

自2000年以来,宪法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微妙关系因频繁的刑事诉讼改革以及公民个案违宪审查权的创设而成为法国学术界最炙手可热的问题.刑事程序的合宪性规制技艺、内容设定以及效力范围均成为讨论的重中之重.法国宪法委员会在宪政框架下确保了刑事诉讼改革中的"公正优先,兼顾效率",构建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较为良性的互动.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法国的做法在欧洲大陆职权主义国家具有普适性.中国当下可能很难短时确立违宪审查机制,但可考虑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序言性条款,允许法官在刑事诉讼法存有漏洞或与基本人权相冲突的情况下直接援引序言条款予以排除适用.     

《宪法》修改与政治文明

2004年修宪将政治文明载入宪法序言,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创举,也给宪法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政治文明与宪政、法治、民主等范畴的关系有待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本文认为:政治文明主要是以宪政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权力在宪法框架内运作是政治文明的底线。政治文明是法治的内核和精义,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样态。民主不仅是一项基本的政治文明成果,它还是政治文明不断发展的原动力。     

儒家潜涵的宪法与宪政思想

儒家的基本概念有其整体的表达方式,即强调动态过程、重视民本、趋向人文、要求道德实践,具有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因此特别关注发展人性的善端,提出和建立一套基本原则与价值系统来引导,规范国家权力。可以说,儒家对人、文化、社会和天下的认识中潜涵着一种根本的宪法与宪政思想。如何赋于它一个外在的理性的规范形式,将其转化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法典及治理法则,是宪政儒家必须面对的课题与挑战。     

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与历史视野——理解现行宪法文本的三重视角

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历史视野,可以成为理解现行宪法文本的三重方法论视角。以国家建设为线索阅读现行宪法文本,序言,可被视为制宪权与国家建设方案记载;国家机构条款,是国家治理的宪法制度供给;国家结构形式条款,体现了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条款等内容,则起到了塑造国家认同的作用。至于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设取得成功的缘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的本质属性以及基本经济制度等条款的宪制意义,则需要“以社会主义为方法”。最后,还需要在历史视野中理解现行宪法,历史解释本身即宪法解释的基本方法;成文宪法本身,也是阐释现代中国从哪里来、走向何方的这一宪制成长根本性命题的民族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