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宪政意识变迁研究——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典型宪法事例为线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宪政意识的变迁经历了从沉睡、萌芽到觉醒的发展轨迹。三十年来公民宪政意识变迁的基本特点是:公民宪政意识的觉醒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条件的综合作用;公民宪政意识与宪政制度之间的互动性突出;公民宪政意识的觉醒具有相对普遍性;现代信息科技在公民宪政意识发展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角色;公民宪政意识的发展方向具有不确定性。     

民主政治宪法特征论要——对法治实践问题的宪政理论反思

民主政治是当代法治主义国家立国治政的根本原则.然而,民主政治赖以有效实践的可操作性宪法特征是什么?民主政治与宪政、法治及法制之间的实在法理逻辑关系又是什么?这是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问题.为探求我国法治化实践的内在逻辑,本文着力研究并求证了民主政治有效实践的宪法性法理基本特征,并慎审、关联地考察了民主政治与宪政、宪法、法治与法制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法理逻辑关系.     

从“改革宪法”走向“宪政宪法”——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宪法发展的回顾与思索

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及其四次修正案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成功经验.这三十年宪法发展呈现出鲜明特征:它是在中国共产党不断更新宪法观念、自觉推动下大步向前的;它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重大变迁,并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改革开放;以确认改革成果实现国家富强为目的,及时修订,重视宪法对社会变革的适应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公民权利不断得到保障,为宪法从"改革宪法"发展为"宪政宪法"打下了坚实基础.     

合作的政治——宪政的形而下解读

在形而下层面,宪政可以被解读为合作的政治,合作的意愿、规则和能力成就了宪政这一人类社会的政治形态。我们关注宪政,并非因为其价值的终极正确,而是因为它是维系生存安全的有用的工具,是迄今为止人类找到的有效的政治组织和运作方式。     

宪法社会化:宪政建设的一种理念

宪法社会化是指社会个体与政府学习宪法文化、理念、精神、制度和规范等,并内化为宪法思维和宪政品质、形成宪政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过程.宪法社会化的过程,既是宪法思维得以形成的过程,也是宪法文化得以传承的过程,还是公民角色的教育过程,因而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宪法社会化的实现途径主要有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等社会性组织,除此之外,政党与政府也扮演着宪法社会化的角色.     

工具性的宪法和宪法的工具性--以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为视角

近代中国宪政跌宕起伏,多灾多难。在纸面上的宪法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其在价值追求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工具主义倾向。清末预备立宪首开恶端,孙中山的《临时约法》因人立宪,北洋军阀修宪争权,南京国民政府以党代政,本应弘扬民主政治、保护基本人权的宪法被当成改变国家的工具,变成当权者手中的玩偶和进行权力斗争的制胜利器。此种工具性宪法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回顾历史,以史为鉴,中国的宪政可谓任重而道远。新时代呼唤新宪政,走出宪法工具论的误区,民主政治应当成为共同追求的目标。     

对民生问题的宪法拷问——以宪政为视角

民生问题成为人们广泛热议的“时代话语”。民生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且也是宪法问题——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策略设计中宪法检验标准的缺失。民生问题的实质是权利与权力、平等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以宪政法治为视角，应该从权利角度界定经济市场与改革政策的宪法界限并从平等角度设定社会经济发展的道德标准。关注民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和终极关怀，宪法应该为此提供充分的检验标准与纠错机制。     

论社会保障权之宪法保障——以社会保障权宪法规范的完善为中心

社会保障被确认为公民的法定权利始自十九世纪末的德国。随着人权思想的兴盛,社会保障权由普通法权跃升为普遍人权和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成为各国宪法规范的对象。随之产生的社会保障权宪法规范,对于推动公民社会保障权的有效行使、保护和实现,有重大的促进功能。社会保障权宪法规范在中国法制史上的产生和演变较之他国更为曲折反复,现行宪法中有关社会保障的规范存在多种缺陷,使得社会保障权在我国尚未真正成为公民的宪定基本权利。应通过修宪或释宪的方式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权宪法规范,俾使社会保障权获得宪法的强力保障,并成为社会保障事业与社会保障法制进一步发展的根据和助推器。     

政治宪法、法律宪法、社会/公民宪法——民族国家政治能力增强的复合宪法模式

政治能力是民族国家在宪政框架下解决政治冲突的能力。如何增长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实现政治发展与政治可持续发展,是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民族国家面临的现实课题。宪政制度的建立,是增长政治能力的普遍途径。由于时间与任务的冲突,第三世界国家在制度设计与建设上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在利用与整合现有宪法资源的前提下,通过对这三种发展形态的宪法进行整合而成的复合宪法模式,正是第三世界国家增加政治能力、实现政治发展与政治可持续发展的可行的、现实的途径。     

宪政:更高形态的民主政治

的:民主强调的是权力的归属,宪政强调的则是对权力的限制;民主的重心在于公民的政治参与,宪政的重心则在于对公共权力的有效限制;宪政固然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基础的,但宪政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的民主政治,而是一种更高形态的民主政治。     

宪法与宪政的二重分裂——读乔万尼·萨托利《“宪政”疏议》

从“宪法”与“宪政”的语义分析带来对“宪法”与“宪政”二者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思考。保障性宪法的如何证成、保障宪法的保障作用能否发挥、保障宪法的条件能否接受成为我们识别真伪宪法的标准，也是宪法与宪政能否合而为一的关键。     

从几次宪法变更看我国宪政理念的演进

作为集中体现法治理念的宪法,在我国历经几次修改修正,反映了社会深层次的精神需求和宪政理念的变化。以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颁行的宪法性文件《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为始,考察我国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几次宪法变更,可以从中厘出一条关于我国宪政理念的演进脉路;从不成熟的模仿到立足国情日臻成熟;从政府本位到公民本位;从以党代政,阶级本位到民主施政、经济本位。     

走向刑事宪法?——以宪政框架下的法国刑事诉讼改革为背景

自2000年以来,宪法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微妙关系因频繁的刑事诉讼改革以及公民个案违宪审查权的创设而成为法国学术界最炙手可热的问题.刑事程序的合宪性规制技艺、内容设定以及效力范围均成为讨论的重中之重.法国宪法委员会在宪政框架下确保了刑事诉讼改革中的"公正优先,兼顾效率",构建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较为良性的互动.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法国的做法在欧洲大陆职权主义国家具有普适性.中国当下可能很难短时确立违宪审查机制,但可考虑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序言性条款,允许法官在刑事诉讼法存有漏洞或与基本人权相冲突的情况下直接援引序言条款予以排除适用.     

从宪政公正到行政公正——我国政治公正建设的价值转向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存在既定的政治公正模式,人们对国家政治公正的要求会随着外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为更好地提升我国政治公正的建设水平,需要更新政治公正设计理念。文章梳理了西方国家政治公正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阐释了我国政治公正建设从宪政公正向行政公正跃迁的必要性,分析了今后我国推进行政公正发展的着力点。     

司法独立的一种进路——以宪法修订为中心

司法独立作为现代法治社会普遍认同的司法理念或原则在我国已经从学术话语进入法律层面。然而,到目前为止,司法独立的内涵在法律上并没有得到完整的阐释,法学界的表述也是见仁见智。司法独立作为一种理念或原则,应当具有完整和确定的内涵,并在宪法层次上作出权威性宣示,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的、具有逻辑统一性的具体法律制度。     

宪法社会化、宪法文化建设与大众宪政主义——政府依宪而治原则的确立途径

宪政可以分为西方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宪政和非西方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宪政.我国要致力建设的宪政是一种以确立政府依宪而治原则为核心的非自由主义的宪政.要确保这一原则的最终确立,需要进行宪法社会化,以及为它提供一个"有限司法审查"的制度平台.同时,大力进行宪法文化建设,通过为多数公众接受与使用的评判政府行为的标准,来给政府行为形成外在的社会舆论约束,并随着社会变迁与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最终通过大众宪政主义的途径,通过宪法原则与宪法价值由公民的选择、确认和解释,来实现宪法发展与宪制的长久维系和巩固.     

各自为战抑或互通款曲?——小议宪法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关系

在古典宪政主义时期,基于自由主义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二元关系,宪法基本权利体现为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民事权利体现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二者在权利客体上有重合部分,但在请求权内容上则是相异的。在现代,出现了宪法基本权利适用范围膨胀的趋势,其典型代表“宪法第三人效力”已涉及到传统的民事领域。对此,宪法学一方面要对相关理论与制度进行调整,以适应社会需要;另一方面也应谨守宪法规范的界限,确保宪法和宪法基本权利能够在适当的范围内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法国宪法学说对中国宪法的影响——以人民主权和分权学说为中心

法国的宪法学说对于世界近现代宪法的发展影响重大而深远,但限于篇幅,本文选择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和盂德斯鸠的权力分立理论这两个最富有原创性和基础意义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理论来进行分析.     

宪法司法化的悖论——兼论法学家在推动宪政中的困境

本文对围绕齐玉苓案形成的宪法司法化讨论进行分析 ,展现了法律人就“宪法司法化”问题所形成的两个话语悖论 :其一 ,宪法司法化究竟是将宪法作为法律渊源的司法判断过程 ,还是对成文法进行违宪审查的过程 ;其二 ,“认真对待宪法”究竟是对待抽象的宪法理念还是具体的宪法文本。由于多数论者采用了法律政策学的话语策略 ,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真正的宪法缺场了。这些悖论暴露出法学家在推进宪政时所面临的困境 :一方面 ,变法心态和文人政治与宪政本身要求的宪政神圣权威之间存在着冲突 ,另一方面 ,宪法的司法化与宪法的政治化存在着紧张。为了克服上述悖论与困境 ,应采用法律解释学的方法来取代法律政策学的方法。因为法律解释学不仅展现了法律的智慧 ,而且由于它坚持遵从权威、审慎节制而成为宪政改革应当遵循的政治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