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功能主义人类学的超越——一个中西比较的视角

20世纪50-70年代,西方人类学家基于新近发现的民族志资料,或是既有田野点的再研究,完成了对功能主义的超越。考虑到功能主义范式在中国研究中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学人类学的若干进展,以中西比较的视角,厘清中外学者在不同时空下所展现出的共同的理论线索。     

《乐记》在英语世界的流传与影响

《乐记》作为早期儒家音乐美学与艺术理论的经典作品,一方面在中国文艺美学的谱系中具有权威性地位,另一方面也流传至海外,在世界美学与诗学理论领域独具影响力。19-20世纪,以英美为中心的海外汉学学术圈,对该文本作了完整的英译与解读;与此同时,基于《乐记》英译的各个版本,美国汉学界尤其是华人学者也尝试阐发《乐记》的理论价值,以海外汉学的视角进一步确证其在中国美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释放其与西方诗学对话的空间,以此彰显中国传统诗学的生命力。     

辛亥革命海外英文研究一百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西方学界便对它有着学术关注,其中又以英美为主的英语国家研究最为突出。海外英文研究者群体包括英美本土研究者,也有澳洲、加拿大、日本等国学者,也包括旅居海外的华裔研究者以及曾在海外求学的中国现当代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因其所处的不同的政治环境、史学理论与思想以及研究路向,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辛亥革命爆发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比较重视政治史与外交史研究领域;第二阶段为20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后期,史料文献整理、人物研究有新突破;第三阶段为20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末,区域史研究成为新热点;第四阶段为20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此期研究在思想史研究出现了专门性著述并出现区域化的研究特点,但这些研究多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而进入新千年后的成果却稍显薄弱。     

抒情与商业：《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明代诗歌研究范式

《剑桥中国文学史》于2013年出版了中文版,国内学界对这部文学史的讨论集中在判断其理论框架的优劣与利弊,但尚未思考欧美汉学为何会提出"文学文化史"的研究框架。《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于其读者群体的关注导致了这一研究框架的产生。此外,作为一个"边缘学科",欧美汉学需要与西方学术体系内的主流学科进行互动,因此转向"跨学科研究"。以明代诗歌为例,欧美汉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西方学术体系内的主流学科借鉴而来的,这主要是因为欧美汉学在明代诗歌方面缺少"文学本位"的研究成果。     

跨文化视野中的叶嘉莹诗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兴起。20多年来,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整体成果而言,对文学现象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特别是海外著名的华文作家作品乃至流派的各种比较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对海外诗学家的研究却相对不足。目前,学界对国内为人所知的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等海外华人诗学家的研究不太多,因此,对他们的理论、批评等进行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现象进行研究,总结其经验,对比较诗学、中西文学及文论的研究等都有积极的意义。加拿大籍华人女学者叶嘉莹是国际知名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专…     

当异质性冲击成为历史——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学曾对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但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便捷和频繁,汉学的异质性力量已经衰减,有必要在学术逻辑的层面上对其进行客观检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起,是汉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而它在国内引发的学术焦虑.则与20世纪末中国的文化反思和学术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尽管在今天看来,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追随西方学术热点、受制流行理论之嫌,但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仍显示了活跃的学术创造力,而且它与国内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我们面对的学术新传统的一部分.     

美国汉学界区域史、地方史研究的兴起——以学术地缘化研究为例

随着世界近代体系的形成,西方学界普遍兴起运用民族国家等概念和地方性经验来分析社会构成和历史发展特色。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反对以往的"欧洲中心论",尝试进入中国的细部,从而使区域史、地方史研究开始流行。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来看,普世性原则与文化相对论一直是纠缠不清的两极,而海外汉学始终不得不在这两极间寻求危险的平衡,毕竟西方的理论框架进入中国研究中既有它可资借鉴之处,又可能会产生隔靴搔痒、挂一漏万的尴尬。"学术地缘化研究"现象在思想文化研究中的利弊得失,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研究的复杂性并促使我们对引进海外汉学成果时的态度进行深刻反思。     

比较视野中的当代英美生态批评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英美生态批评是西方环境危机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研究流派。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首先将环境关注与生态思考溶入到文学研究,并以"生态批评"命名这种文学批评方法。随后由于相似的时代背景加上美国生态批评的启发,英国学者也开始在文学研究领域探索生态批评。他们都意识到生态思考对文学研究乃至人类文化的重要意义,共同探索一种蕴含生态关注的文学批评方法。而英美各自的自然风貌与文化特性又使两国的生态批评呈现出不同的理论研究倾向,二者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与生态批评总旨下,从不同角度进行生态批评理论探索与研究,形成各具特点的当代生态批评理论。     

从局部性理论替代到整体性范式转换——对新世纪美学研究困境与转型问题的思考

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最大困境在于从西方近现代美学的移植和改造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美学研究范式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变化了的新的审美现实,既有的美学理论逐渐失去了往日具有的解释力度和干预效能。新世纪的美学转型不能再度重复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学转型的旧有套路,必须由局部性的转型进入到整体性的转型,由替代性的理论置换转向范式性的理论革命。而这种整体性的范式革命首先要在三个方面实现理论认识和思维惯性上的重大突破,这就是实现美学研究对象、美学基本问题和美学学科性质的重新认识和科学定位。     

相遇·对话·创生--文学人类学在20世纪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人类学作为一种边缘性的思维模式和批评方式,不仅为西方学界所重视,也进入了20世纪中国学者的视野.本文回顾了文学人类学方法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早期尝试,分析了20世纪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在文学人类学这一世界性潮流中的思考与实践,并以闻一多、叶舒宪为个案,分别对20世纪上下半叶中国文学人类学学者在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上的有效结合进行阐述.新时期的文学人类学热潮对作家的创作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为文学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更为宏观的世界视野.人类学意识在理论、创作与批评中的多重显现,显示出20世纪中国文学界、学术界开拓文学空间的深入努力,对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代翻译研究的显性转向与隐性转向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新说迭出，翻译研究经历了巨大的学科转向。西方的翻译研究转向可以分为显性转向和隐性转向两个层次，前者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上，后者则体现为研究维度的变化，以及更深层的研究范式的理性基础的转换上。翻译研究的显性转向与隐性转向并不意味着彼此间的完全消灭或替代，而是主次共存，因此同时存在着三个维度的翻译研究。     

美国汉学界区域研究述评——以施坚雅模式为中心

区域研究自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流行以来,逐渐渗入海外中国研究的方方面面,成为汉学及人类学发展脉络中的几大范式之一。文章在总结以施坚雅为代表的区域研究法及其巨大反响的基础上,试图梳理出它与西方相关理论的对话,并反思这种社会研究框架运用于文化研究时可能出现的问题。     

夏氏兄弟与新批评

夏济安、夏志清兄弟在40年代初期开始接触新批评,50年代通过《文学杂志》在台港地区对新批评进行译介、传播,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学术界理论形式的变化,他们对新批评的认识也发生转变。可以说,新批评是引领夏氏兄弟走上学术道路的重要文学理论,但是也一度误导了他们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夏氏兄弟的学术研究告诫我们,西方理论资源有时能够开拓视野,固然可资借镜。但是,是否所有的西方理论都能适用于中国文学的现实语境,则需要保持谨慎。面对时兴的西方文学理论,我们不能盲从,必须有定力、有信心,坚持从中国文学的现实语境出发,开创真正符合本土国情的文学理论,才是真正可行的道路。     

当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起,出现于20-30年代、兴盛于50-60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而在英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受压制从而少有作为的国家,却开始不断涌现新的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并逐渐取代西欧大陆而成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地域.     

评海外中国学研究范式之转变——兼与黄宗智先生商榷

自20世纪90年代起,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一场范式上的革命,表现在以象征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社会开始形成一股热潮,并且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象征资本理论自身的不足正反两个方面,并从方法论的角度证明,这一源于西方的新型范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     

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陈世骧等人标举的抒情传统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有代表性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做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并形成对以群体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学传统及其抒情取向的极大误解和误读。不同的理论需要在对话中丰富与发展,在比较视野下使用“抒情”等概念对中西文学进行某种对照、分析与考察,是有其必要性的,但也应建立在对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充分把握与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出现不应有的误读而偏离其真实状况。这也正是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失误所在,并消解了自身理论的存在。     

中国现当代小说在美国的传播与研究

美国是当下世界汉学研究的“重镇”,其汉学领域作为现代汉学的源起与中心,不仅学术机构颇多,而且知名学者辈出。目前,该国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业已从20世纪中叶曾隶属于地区研究的边缘研究,逐渐转变并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色与独立定位的专业领域,进而成为海外“中国学”领域当之无愧的“显学”。     

西方叙事学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西方叙事学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就吸引了各界学者的研究与运用,在国内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给中国文学批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对复调现象的把握、对叙事时间的考察、对叙事策略的重视上引起了中国学者对文本艺术建构的重视,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视野,改变了他们考察作品的传统视角、扩展了文学批评的关注对象,并促使中国文艺理论家们注重对文学叙事的跨学科研究,深化了文学的人本研究,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为中国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     

焦点:从分离到重合--简论当代中西文学理论的交融

自20世纪初西方文学理论传入中国,中西方文学理论开始了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一过程以中国吸收或引入西方文学理论为主,而缺少双向的交流或对话.其主要原因是中西方文学理论在这一时期各自关注着不同的问题从五四运动到70年代末的社会变革和动荡使中国文学理论与社会政治斗争的联系日益紧密,而此期西方文学理论则将关注的重心转向了文学自身的形式、结构;在70年代,双方的理论兴趣焦点又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演化.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理论开始从"拿来主义"的狂热和浮躁中沉静下来对自身进行反思,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对话才逐渐形成共同的焦点.     

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正>2020—2022年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有三个标志性特征。一是理论新拓。既有西方理论的本土化阐析,也有中国本土理论的探索,都立足于中国早期经典文本的深入解读,不架空论。二是名家点津。诸多名家的精品成果,堪为研究范式。三是凝聚焦点。中古文学的分期,其上限、下限如何确定?如何汲取海外汉学家有关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的学术成果,如何把握“本土国学”“海外汉学”二者关系?学术界对此看法不一,由此形成这一时段内的学术热点和焦点,引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