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劳心劳力”分工说是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孟子在与农家学派的信奉者陈相辩论什么是贤君时,在反对农家学派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中,从论证农耕必须与“百工”分工,进而论证了“劳心”与“劳力”必须分工,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较为全面而系统地提出“劳心劳力”分工(亦即体脑分工)的社会分工学说:     

孟子的“劳心”与“劳力”说小议

“劳心”与“劳力”的分工问题,是孟子在与农家许行的信徒陈相辩论时提出来的。农家陈相主张国君应该一面种地自食,一面治理国家,这就是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不同意陈相的这种主张,因而相互诘难,展开争论。孟子说:“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     

孟子“劳力劳心”论新辩

<正> 在“劳力劳心”问题上,孟子针对当时“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的观点,同许行的学生陈相进行了一场辩论。“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滕文公上》,以下凡引此书的文字,只注篇名)许行和陈相都主张国君与民同耕,自食其力,一边耕种田地,一边治理国家。这种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反对剥削的愿望,但它忽视了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忽视了社会分工与阶级差别之间的联系。这在当时就已经行不通。孟子抓住这些弱点,极力反驳,并提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天下之通义也。”(同上) 劳力劳心论反映了社会分工发展和阶级对立关系的历史状况,也是孟子对其前人关于社会分工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劳心、劳力”说的进步性

孟子“劳心、劳力”说的进步性张希平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把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膝文公上》）当成反动落后的思想或封建糟粕。例如：一、“孟子……他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政治观点显然是十分反动的。”（《历代文选》上册...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层机制分析:等级的、文化的视角

等级的身份规则是影响中国社会结构分层和流动机制的重要变量,在历史绵延中已演化为文化的深层结构,凝结成民族深层的共识,成为传统社会结构下劳心与劳力分层的重要依据.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外在表现于阶级阶层的多元划分,其内里则可能承袭了等级的分层模式下文化分层与代际流动之间的不稳定平衡.     

“创客文化”的历史图景与未来路径

在互联网经济逐渐向现实世界覆盖、全球制造业掀起新一轮变革的背景下,"创客文化"逐渐走入公众的视野,并在创客群体和社会各机构的推动下蓬勃发展。论文从"创客文化"的主体、载体及其经济生态三个角度勾画了"创客文化"的发展现状,并探讨了在"制造强国"的国家战略下,我国"创客文化"的发展路径。     

鲁迅“中间物”思想的传统文化血脉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叛逆的勇士",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无疑对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及翻译活动产生了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影响。鲁迅的"中间物"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鲁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开拓出一条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新思路。     

等级的、文化的分层模式: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机制分析

等级文化的身份规则是影响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流动机制的重要变量,在历史绵延中已演化为文化的深层结构,凝结成民族文化的深层共识,成为传统社会结构下劳心与劳力分层的重要依据。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外在表现为阶级阶层间的多元分化与转合,其内里则可能承袭了等级的分层体系下教育分层与代际流动之间的不稳定平衡。先前在分层取向问题上,学界多受市场化模式、阶级阶层模式等因素的影响,而相对忽视了身份的文化传统及区隔化教育体系等比较隐蔽的分层机制对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影响。     

“哲学”:汉字文化圈创译学科名目的范例

自16世纪末叶以降,Philosophy即传入东亚文化圈,欧洲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相结合,将其音译为"斐禄所费亚",又意译为"学文"、"理学"、"性学"、"爱知学",然播传不广。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纵深发展,作为形上之学的Philosophy更受重视,日本启蒙学者西周将其意译为"哲学",并于清末民初传入中国,逐渐定型为一个学科名目。"哲学"经历了中—西—日文化的互动,达成概念的涵化,是汉字文化圈创译学科名目的范例。     

以问题导向推动“两创”：内在机理、历史演变与未来走向

以问题导向推动“两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理念新方法在文化领域的坚持与运用。坚持问题导向是实现“两创”的逻辑基点和根本动力,以问题导向推动“两创”是中华文化自身发展逻辑在新时代的延续,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始终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问题”为导向,主动肩负起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时代课题的深度结合中焕发新生。在新征程新起点上聚焦文化建设的新问题,探索形成兼顾外在建设和内在养成、由“向内”化人到“向外”引领的文化传承创新体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两创”新飞跃的目标指向。     

“中间物”意识与译者意识重现

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在从事翻译活动的过程中时刻坚守一条准则,那就是"中间物"意识。这种意识的产生缘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形态的改造和重建。在译介过程中,因"中间物"意识而直接诱发了译者意识的重现,使得译者可以能动地掌控翻译活动中各个环节,从而实现鲁迅本人通过译作达到改良文化的目的。     

中国的“感”、“感物”与日本的“哀”、“物哀”——审美感兴诸范畴的比较分析

作为审美感兴之范畴的中国的"感"字,至少在8世纪就见于日本文献。在"感"字的基础上,空海最早将"感兴"作为概念使用,世阿弥最早将"感"字有意识地、明确地作为一个戏剧美学概念加以使用。在心与物的关系上,中国是以心感物,心离不开物,心受制于物;日本是以心"感心",心可离物而独立。日本特色的审美感兴范畴是"哀"与"物哀"。其中"物哀"之"物"被置换为"物之心",从而将"物"加以"心"化,称之为"物心"。中国的"感物"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背景,日本的"哀"、"物哀"则包含着朴素而又过剩的感性与情绪;"感物"是天人合一、物我和谐、情理适中,有"乐感"的性质,"哀"、"物哀"则是情理失衡、物我错位、自我倾斜,有"哀感"的倾向;"感物"是阴阳和谐,刚柔相济,"哀"、"物哀"则具有阴阳失调、阴盛阳衰的女性化色彩。     

“天人合一”与中国传统山水画图式

中国传统山水画具有独特的画面空间结构图式。这种图式,其文化原点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时空认知理念,以"心"、"物"交融的视角把宇宙看成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有机整体,画面上的空间构造,任由审美主体的"心性""移步换景",把艺术对象的生命精神表现作为描画的主旨,以风采神韵"意趣"、"情趣"传达作为艺术创造的目的,构筑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独特的艺术风采。     

20世纪初“劳动话语”在中国的兴起

20世纪初“劳动话语”在中国兴起，其所具有的丰富政治意蕴来源于19世纪中后期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从20世纪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报刊杂志上的“劳动”话语表述，将“劳动”视为社会底层民众“专属”谋生方法与身份标签；将“劳动”提升为社会及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评价标准；并进而成为劳动阶级争取社会平等权利的关键词。社会舆论围绕“劳动”概念内涵展开论争。从“劳资争议”到“阶级战争”的话语变更，标志着下层劳动者阶级意识的自觉，改变了“劳动（劳工）问题”的解决方向；关于“劳心”与“劳力”的价值论战，反思并挑战了传统中国社会权利的归属与分配。“劳动教育”的传播与实践对劳动阶级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百年前劳动话语在中国的兴起，是新思想新观念冲击旧的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的过程，是劳动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过程，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建立工人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开端。     

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论”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论"的产生具有现实根源,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依据之一。虽然"融合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性和互补性进行了有益探讨,但它却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与功能消融了,从理论和实践的"合理间距"看,"融合论"追求无缝隙的做法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结合"和"融合"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只有坚持"结合",才是思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正确视角。     

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去发掘中国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合理的方式不应该是重拾"经学",走"经学"重构之路,而应该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即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与"经学"相比较,"经典诠释学"有着很大的不同:(1)在研究对象上,从"经"(狭义)转变为"经典"(广义)诠释;(2)在研究立场上,从"宗经"转变为"尊经";(3)在理解向度上,从"回溯"转变为"延展";(4)在理解方法上,从"还原的方法"拓展到"对话辩证法"。这种不同,也使得"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     

论中国诗学的“圆美”崇尚及其文本书写机制

关注中国诗学对圆美的崇尚,针对偏重文化勾陈、哲学溯源的研究现状,采取深入到诗文本内里的研究路径与方法:析解文本各层次圆的不同意谓,思考"诗何以圆"。本文提出:诗圆的最高境界是包蕴在以圆形物喻诗论说中的圆转无穷之圆,诗文本咏物、叙事、书写人生情境呈现出的"是又不是、不是又是"的特殊态势形成了体验上的回环往复,从而使得诗文本圆转无穷。造就"是又不是,不是又是"特殊态势的书写机制,在"咏物"中最为复杂。咏物徘徊于"是"与"不是"之间缘于对物自性的悬置,其手法主要有文化侵入和幻化。而之所以产生悬置物自性这种书写机制,是因为中国文化中以道为本源的宇宙观对物之存在有特殊的阐说。     

创客运动与创客群体的文化认同

创客运动需要文化基因的根脉传承。培育创客文化、构建创客群体文化认同,应该成为中国创客运动的文化基础和深层驱动力。从身份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目标认同四个维度着手构建创客的文化品格,培育创客群体的文化心理,并从中提炼出"开放包容、实干创新、开源协作、自我实现"的文化精髓,以树立中国创客群体的文化价值观,是实现创客运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16—18世纪“东学西渐”重探:动因与启示

16—18世纪,中国文化能够传播到西方,东学西渐产生广泛影响,并不是中国有意而为之,而是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水到渠成的结果。究其动因主要为:强大的国家硬实力,高素质的文化传播者,欧洲社会转型的需求。这种中国文化被"走出去"的动因对思考当下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具有启示意义。     

儒道“隐逸”思想之比较研究

"隐逸"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理论现象。其中,尤以道家和儒家的"隐逸"理论影响最为深远。二者因为出发点的不同,体现在其"隐逸"理论中各有特点。道家"隐逸"思想是建立在其"无为而治"、"齐物"、"逍遥"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儒家"隐逸"思想是建立在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理论基础之上的。道隐与儒隐虽殊途,但都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