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显性”写作看“隐性”心态——由曹禺创作析当代中国文人心态

文章通过对曹禺解放后创作的分析，结合特定的历史时期对文艺的特殊要求，试图从创作心态的角度来探究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辉煌成就的曹禺到了当代其创作就大为逊色的原因。作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三创作个性的偏于感性直觉；源于时代大环境的作家自信心的丧失；感恩图报意识、强权崇拜意识及政治迷信。“曹禺现象”并不是个例，它具有普遍意义。     

论王维的“外人内天”与“内圣外王”思想

"外人内天"是王维诗文中表达的理论思想。"外人"之"人"包括了儒家修身、治国之道即"内圣外王"的全部内涵,指理想化的道德与政治的统一。"内天"之"天"则指超脱于尘世俗念之外的佛教修为,即达到色空无碍,生灭不二的真如涅槃境界。这是既置身宦途,同时又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笃行佛教禅宗的"诗佛"王维的独特之处。     

“隐逸诗”辨:从田园到山水——以陶渊明、王维、谢灵运为人物表

“隐逸诗”作为主题学范畴,其所包含的文化史信息或价值底蕴,远非“田园诗”、“山水诗”这对题材学概念所能替代.或曰,作为“隐逸诗”人的道德自律程度,要比一般“田园诗”人暨“山水诗”人来得自觉乃至卓越.“隐逸诗”人所亟需面对的首先不是怎么写“田园”或“山水”,而是对日常人生取何种活法才真正令己安魂.故从历代诗章可辨陶潜如何“弃官而隐”、“隐而欠逸”、“不逸乃隐”;王维则“先官后隐”、“亦官亦隐”、“亦隐亦逸”;而谢灵运只是“误官纵逸”、“逸而非隐”.     

“我的北平”与“新中国的首都”——从北京题材散文创作看老舍创作心态的变化

老舍先生记写北京的散文并不多,但时间跨度大,风格差异显著。从“我的北平”的情化描绘到“新中国的首都”的高亢礼赞,作家经历了创作的巨大转变。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创作心态的变化———即从“书生本色转化为人民本色”,从注重作品的感动力到强调思想性与政治性的统一。     

从“二拍”入话看凌濛初的创作心态

凌濛初在乡试失败之后创作"二拍",借此"聊舒胸中磊块",并用"功名富贵,总有天数"的思想自我安慰。受冯梦龙编撰"三言"的影响,凌濛初在"二拍"中力主劝戒,对晚明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丑恶现象进行揭露,以此警示世人。     

论陶渊明与韦应物诗歌之差异——以田园诗、酬赠诗、郊游诗为例

陶渊明与韦应物,自唐宋以来两者往往并称,韦应物堪称唐代的陶渊明。关于二者的相类之处,人们多有共识。然而,由于生活的年代不同,加之他们对仕与隐的选择存在着明显不同,从而使得韦应物学习陶渊明在创作上体现出了许多不类之处。本文以田园诗、赠别诗、郊游诗为切入点,来探讨二者之间诗歌的差异。     

转变“象牙塔心态”——九年创作实习改革回顾

本文是文学专业创作实习改革九年的一个回顾性总结。它汇总了广西大学文学专业从九年前因教育经费窘迫开始另谋创作实习的新路至今的收获和体会。其中最重要的认识就是 ,对处在今天生存环境中的大学生 ,通过创作实习让他们认识到昔日的“象牙塔”早已倒塌 ,还抱着“天之骄子”的“象牙塔”心态 ,满足于在校园做绅士淑女 ,不但写不出来能为今天社会接受的作品 ,就是谋生存亦不可得。学生到社会上“做一个月普通劳动者”之后 ,真正放下架子 ,找到了自己在今天社会中的真实位置 ,通过学做人 ,使作品布满了实实在在的“生活颗粒     

从丧礼之“踊”看儒家礼仪的身心修炼

学界以往对儒家礼仪的研究,偏重于政治社会性的意义,但礼仪实践同时具有个人身心修炼的维度。在儒家礼仪中,丧礼承载了儒家“慎终追远”的理念而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其中的踊礼又最能体现丧礼“哀死亡”的性质,因而在礼仪的身心修炼中具有代表性。“踊”作为一种身体动作,是哀情的直接表达,踊礼则在丧礼开展的特定时段施行,将哀情调节到“无过无不及”的范围内,并具有发明孝子“本心”的意味。较为特殊的“奠时之踊”更能营造宗教氛围,进一步实现了哀情的道德性升华。踊礼与丧礼作为儒家礼仪的一部分,贯穿着儒家的基本观念,而其严格性与复杂性更能体现充满考验的“修炼”性质。丧礼中展现的儒家身体因被赋予了父母“遗体”的伦理性意涵,能够挺立为价值主体,因而不同于西方“修身”传统中身体的工具性意义,这一点构成了儒家礼仪修炼之为“身心修炼”而非“精神修炼”的本质性特征。     

“遽变”亲历者的心灵速写——试论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语境与心态

勾勒了“魔都”上海面影的新感觉派,不仅为中国都市文学贡献了诸多创作实绩和摹写范例,也为表达“现代性”在中国都市人群内心造成的影响提供了典型标本。作为异己力量的“现代性”造成的城市外观和市民体验结构的双重“遽变”,塑造了新感觉派作家独特的创作语境及心态。他们的文字正是自身作为亲历者的心灵速写。     

陶渊明归田后之“志”决不是“以诗文传世”——复魏正申教授

魏正申教授在《辽宁大学学报》 2 0 0 2年第 1期上以《彭泽归田后的陶令真的没有“事功”思想吗———答梅大圣教授》一文中 ,释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常著文章以自娱 ,颇示己志” ,“衔觞赋诗 ,以乐其志”之“志” ,是“以诗文传世”之“志” ,并把立德、立功、立言 ,以及立善与陶渊明的诗文创作等同起来。这样认识陶渊明的文学活动 ,是与陶渊明以诗文来显示、阐释他的独特的崇尚自然的文化性格相违背的 ,陶渊明归田后之“志”决不是“以诗文传世”。     

陶渊明、王维诗歌意境的比较

陶渊明、王维是田园山水诗人 ,他们的诗歌意境以清幽、淡雅而著称 ,两者在诗歌意境创作中有相近之处 ,也有代表诗人个性的一面。被喻为田园山水诗创始人的陶渊明 ,以其平淡自然的诗风成为楷模 ,对后代田园山水诗人有着深远的影响 ;而王维则以幽静清雅的诗歌风格享誉诗坛     

释道观与王维山水田园诗

释道交融共同作用于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创作 ,使其呈现出一种空灵含蓄、平和悠远的情趣。在意象选择方面 ,由于释道交融的影响 ,王维善于选择秋、云、水、莲等意象入诗。释道交融使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境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具有情趣美、含蓄美、静态美、绘画美等特点。     

王阳明“文以明道”与文学境界论再探

对王阳明来说,所有的文字记载和表达均为载道之文。其中歌咏性情之文,相当于现在的文学,以歌咏性情的方式来体现道。阳明的诗文写作涉及的范围很广,歌咏对象无所不包,所达境界令人赞叹。阳明之境界可分三个阶段:天人两分阶段、天人合一阶段和良知宇宙阶段。其超出了一般功利主义范畴。     

从身心到艺术：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

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清晰而富于哲理,他们通过心身外在表现的审美追求以获得艺术对象审美外观的人格化,通过“远”之本体追问与“远”之身体探寻来实现人生和艺术的玄远境界,使得“心”臻至“无”之境与“美”臻至“无我”之境在人生与艺术层面完美融通。如此,魏晋名士与肉身以及欲望存在的自我渐行渐远,而生命精神却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延续于人生、艺术之中,成为艺术精神和人格蕴含的内在逻辑线索。     

器范自然的“魏晋风度”——以《世说新语》为例

也正是在现代生活困境的映衬下,"魏晋风度"便以它那种"器范自然"、"师友造化",即"模仿大自然豪华与严肃"的独特魅力展示了一种精神性的自然的生活方式的价值与境界!"魏晋风度"不独为一种人的风度、文化的风度,也更是一种源于"天地境界"的大自然的风度,是我们民族与世俗、与物质拉开距离的风度!这种生活方式典型地代表了古代中国人追求幸福的方式.     

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及其它

源于道家之哲学思维,兴于《楚辞》之文学创始,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一方面在文学形态上涵括散体大赋、骚体赋、乐府古辞、文人乐府、游仙诗等,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展出程度不等、方式不同的传承和创变。不仅如此,“人神同游”隐含着某种固定的表达模式,其“游”中寓“忧”,它往往通过文学幻想和时代演绎,表达出主体对客观世界和有限自我的超越。     

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百年历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伴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而逐渐形成、确立并发展起来的完整理论体系,体现了党百年艰辛奋斗并走向成功和成熟的伟大历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探索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过程,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等党的核心领导人在其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他们从不同角度阐释党的实事求是思想,特别是善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解决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等时代课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根本上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实践出真知,而不被教条主义与狭隘经验所束缚,始终把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作为执政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真正将实事求是思想落到实处。     

从神到人与从圣到凡——中、西近代启蒙思想文化运动差异一论

东西方都曾经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但二者的表现形态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非一端可尽。本文就意识形态领域观察,论述了明显不同的一点,即:西方突出表现为从神到人,而中国则突出表现为由圣到凡。文章并对中国形成此种特点的根源,从中国管制架构即政权、神权、教权(教化)相互关系的基本传统,和明中叶以来心学空前昌盛的客观形势,以及王学左派的独有特质所提供的契机等方面,做了扼要的分析,具体阐明了从圣到凡的转化轨迹。     

“致良知”与“格物”关系的体用论新解——论熊十力《大学》释义对阳明心学的补阙

熊十力继承阳明良知观的要义并扬弃阳明后学“耽虚溺寂”的弊端。他建立了本体是大用流行的学说。在此前提下,他区分作为“本体”的良知与作为“自体”的良知,全面阐述“致良知”与“格物致知”的关系,从而批判了只面向外在事物的工具理性,也批判空谈道德而忽视经世致用的倾向。经由吸纳阳明及朱子的学说和赋予《大学》经文的新诠解,熊十力建立了其独特的宇宙本体论的理论体系,这有助于把道德修养工夫与实学研究相结合,为解决困扰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做出贡献。     

孙吴中期士风的变化与侨旧士风的差异推论--读《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韦昭《博弈论》

孙权太子孙和对宾友蔡颖诸人耽于“交游博弈以妨事业”的情况甚为不满,命中庶子韦曜(即韦昭)等“各著论以矫之”。曜作《博弈论》,申述儒家修身之道,批评士人沉缅于博弈不仅妨碍事业,而且有损于道德。孙和张扬儒家正统的娱乐观念,表明孙吴政权进入中期以后,其第二代人物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逐渐雅化。孙吴统治集团原本出身寒门,受儒家礼法观念的影响较浅,崇尚世俗娱乐,在行为上则显得轻薄浮华。随着其新生代的文化进步,必然产生雅俗冲突。此外,追随孙吴统治者肆情纵欲者,又多为汉末流寓江东的北方人士及其后代,而江东本土大族人物则多严正。由《博弈论》又可见出孙吴侨、旧士风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侨士脱离乡里,舆论制约相对减轻,而求仕进取对孙吴皇权的依赖性较强,江东儒学旧族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