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追求"至善"的政治观的反思

以奥古斯丁和卢梭为例论述一种"积极的政治观",这种政治观是指政治生活和国家目的是追求终极的善.持这种政治观的人通常相信人的理性是万能的,他们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抱有绝对的信心,相信通过人不断地努力,可以使世界趋于至善.凡是恶的东西,无论这种恶来自于社会还是来自于个人,都应该将其铲除干净.这种政治现经常是政权更替"已开始又未完成"时期的产物,具有标志意义.     

幸福至善论

幸福是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从而达到生存和发展的某种完满的极度快乐的心理体验。极度快乐的心理体验是最为完美的心理状态;生存和发展之完满是最为完美的人生境界;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是最值得选择的结果。所以,幸福只能是人们所追求的目的,而不可能是用来达到任何目的的手段。或者说,除了幸福,任何快乐、任何善都可以是获得其他快乐、其他善的手段;唯有幸福不可能是用来达到其他快乐、其他善的手段:幸福是绝对的目的善,是至善。     

康德至善论与康德伦理学

康德的"至善"通常被理解为"最高的善"和"完满的善",即德性及其与幸福的统一。但除此以外,这一概念还指"共同的善"和"最高的本源的善",前者指"伦理共同体",后者指上帝。四种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不仅形成了康德的至善论思想,而且构成了康德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系,反映了康德伦理学的主题及其逻辑发展。     

康德与朱熹"至善"概念之比较

“至善”是伦理学中的最高概念,康德与朱熹都对此概念进行过阐发。康德认为人既是感性的人,又是理性的人,理性的人要承担道德义务,而感性的人需要幸福,因而,道德虽是至上的善,但还不是圆满的善,道德与作为道德之结果的幸福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达到“至善”。朱熹认为,道德就是“至善”,“至善”与感性幸福无关而且截然对立,道德就是“至善”的一切。     

从至善向圆善的转化——《大学》“至善”思想新解

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必随时代的发展而被赋予新的内涵,哲学经典亦然。“古本大学”中的“至善”只是从德行上强调道德的实践意义,“今本大学”中的“至善”已经获得了本体论的思想内涵。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在以儒家道德本心消解康德灵魂不朽、上帝存在的公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圆善思想对《大学》“至善”的理解有新的启发意义,即《大学》“至善”在现代中国哲学的语境下获得了一种更完备的理论阐释：德福相谐和。并且这一转化对当下建设幸福中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论现代至善理念的重建

无论在古希腊还是中国古代社会,都有至善理念。但在近现代,这种至善理念失落了。这是造成人的精神失衡或痛苦的一个原因。重建现代至善理念,必须借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消解古代社会至善理念的实体性,并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相适应。     

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哲学思想

古希腊哲学蕴含着丰富的关于"善"的哲学思想.亚里士多德在批判地继承智者"善"的感觉论、苏格拉底"善"的知识论和柏拉图"善"的理念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形而上之至善论和形而下之实践论.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道德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道德善与非道德善

善的观念总是私人的,个体自由地追求自己认为恰当的生活方式。"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至善"是人的道德成长的最高境界。人的善包括道德善和非道德善,道德善意味着"通过成为某种类型的性格或通过以某种确定的方式与某种性格联系起来而善的",道德善包括诸如美德、权利、正义、履行义务,以及拥有或培养那些在道德上值得嘉奖的品质特征。非道德善是属于主体的、自我的、个人的善,非道德善包括像快乐和幸福这样的东西,幸福在于自身之中,而不在他人的喜欢中。道德善与非道德善都是人所具有的,而至善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的善。     

至善论与中立性的对立——近代至善论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争论的研究综述

对一个概念的界定往往是困难的,而一个简单的方式可能是从其对立面开始的。对至善论的界定,更好的方式是解释清楚什么是反至善论。而至善论与中立性正好是一对相对立的概念。它们的关系是相互印证和相互说明的关系,通过中立性可以很好地解释至善论,而通过至善论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中立性的概念。至善论者对中立性的批判一般从中立性的不可欲或中立性的不可行方面来进行,而持中立性者对至善论的批判则集中在不存在一个能统合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善。对于两者争辩的研究,国内外都有许多学者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也存在诸多不足。     

至善、至德与至福: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对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有争议。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德福一致"思想的鼻祖,他用中道原则调和古希腊学者的看法,创立了幸福主义伦理学体系和道德规范。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从目的论出发,认为幸福的基点是至善;另一方面,他从功能论出发,认为幸福的实现依靠至德活动,由此确定了幸福是一种为了其自身的完善与自足的现实活动。在这一幸福知识的建筑顶层,至善、至德与至福既是人的终极目的,对现实人活得好、做得好又具有异曲同工的价值。     

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至善”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高目的应该是至善,至善即最高的善,所指的是幸福。为了达到至善这个伦理目标,亚里士多德对作为他政治学的研究主体的公民和城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公民应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过着有德性的生活;城邦要建立公正的秩序,按照中道原则选择实施法治和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在他看来,公民和城邦只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政治学的最高目的才能实现。     

浑然至善之意——论刘蕺山对无善无恶说的批判

"无善无恶心之体"乃阳明四句教之首句,刘蕺山对这句话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倡"无善无恶心之体"不仅会带来理论逻辑上的毛病,而且会对人们的思想以及生活世界产生严重危害。不过,他的批判有其合理性,亦有局限之处。蕺山先生倡本体为至善,即意为至善。意好善恶恶,一于善而不二于恶,与经验世界之前与后、美与丑、大与小、长与短、善与恶之相对待的情形不同,而是无对之独体,为心之所存。     

至善与性善:康德与孟子人性论的异同

在人性论的探究方面,中外哲学存在着差异。西方康德和中国孟子的人性论是具有代表性的。通过比较自由意志与人性本善、意志立法与仁义内在、道德动力与理义悦心三方面可以发现,康德将道德的目标导向"至善",而孟子则以"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确立了"性善"学说。     

得理至善:朱熹政治伦理思想的内在理路

朱熹所理解并着力构建的理想政治,是包括表现为“君权至上”秩序的天理根源之善、以德治方式体现的政治本质之善、在主体德性保障下的形式之善以及“经世致用”的功能(结果)之善等多个方面的“善”的体系.这个体系既涉及理学义理的精微阐释,也有对“合意的”现实政治事务的逐一铺排.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朱熹伦理政治使得传统儒家政治思想体系更加完备,内涵更加丰富,思辨更显精致,得以有效应对内外双重挑战,巩固儒家思想作为皇权专制制度理论基础的“一尊”地位.     

作为无宇宙至善的涅槃——恩斯特·布洛赫的释迦牟尼解释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洛赫坚持从遗产的观点看待佛陀的基本理论。佛陀的无宇宙论是由有形的具体的现实世界转到这个世界的基础、实体或基本原理。因为按照无宇宙论,地上世界乃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在本身,更深度的存在处于世界之下或超然于世界之外。但是,佛陀的静观,即不动心并未中断对每个人和一切存在的体悟,相反,这种静思通过指明寂静涅槃,引发同类存在寻觅旨在脱离苦难、精神解脱的内心拯救之路。因此,这种无宇宙论的至善寓拯救于静观,其反转的实质不是丧失拯救信仰,而是从深度重构这种信仰。     

略论哲学的思维方式与中国社会的发展

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经验论与渐进式社会变革、试错法的文明进化观相联;唯理论与设计制度相联.在中国,尽管没有明确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划分,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的缺席.中国的儒、道两家都涉及了认识论问题,其思想成果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与管理模式.审视古今中外的思维之路与发展之路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形成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与原则.     

哲学的还是政治的——评桑德尔的至善论

作为公民共和主义理论的重要成员,桑德尔对自由主义的中立性立场持尖锐批评态度。桑德尔认可至善论,而其至善论思想可以分为哲学的和政治的部分。哲学的部分以自我与目的的关系为切入点,以道义论的道德主体概念作为批判焦点,刻画了人的本质的哲学人类学面貌,树立了颇具黑格尔主义色彩的交互性主体形象。政治的部分体现为公民共和主义的公共哲学思想,欲在公共政治安排上取代程序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然而,桑德尔的论述批判有余,建构不足,其理论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性和批判性观点嵌入到当代民主政治的讨论中。     

至善与本真——先秦儒道“知止”观念的一个比较

先秦儒道两家都有“知止”的观念,且学贵“知止”,对于先秦儒道两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止于何的问题上,两家却表现出不一样的思想旨趣。儒家以止于至善为宗,道家基于名言的有限性,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对应观念,但从道家思想的精神来看,《庄子》中已有苗头,后世加以运用的“本真”概念实质上可以作为“至善”的对应语,从而使我们能够借助“至善”与“本真”这两种价值类型对两家思想进行对比分析。儒家是在社群和定位中看待人,而道家则是在大化流行的背景下看待万物,这也就决定了以蕴蓄成德和性修反德为主要内容的不同的修止之方。由此,透过“至善”与“本真”这两个观念,借助于前人对“止”的工夫和本体义的挖掘,围绕止之目标、根据、方式,考察儒道在此问题上的一个差异,不惟能深入把握“知止”观念,还能增进对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深入理解。     

至善或意义？——论康德的终极目的概念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至善学说将幸福视作至善的构成要素,并通过配当幸福的概念将至善规定为德福一致。基于康德对幸福的理解及其伦理学对质料性的幸福原则的拒斥,康德将该至善规定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整全对象乃至道德的终极目的的做法面临着根本困难。在康德的后续著作,尤其是《判断力批判》的相关讨论中,康德论证至善与道德的终极目的等同的尝试亦未完全成功。但第三批判在目的论问题的视域中对世界的终极目的的思考,具有独立于至善概念的理论价值。基于对意义而非对幸福或至善的需要的终极目的概念,能够为世界性道德秩序即“道德世界”的可实现性的信念做最终辩护。     

祈向"至善"之美——重温康德的"美的理想"

在日益向“媚美”沦落的功利社会里,康德那承继于柏拉图的“理念”的“美的理想”以一种虚灵而不虚假的存在导引人们对事物理想状态的眺望和孜孜以求,而对“美的理想”的追问本身就燃烧着人生终极眷注的热情,它也唤起人对理想境地的那种“善”的价值的趣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