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1927年共产国际对建立中国革命政权指导思想的演变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进行了探讨和指导.在大革命高潮和大革命紧急时期的1926、1927年两年中,却出现了几番有关政权性质解释的反复,从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的肯定,到过渡政权的认定,再到建立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指示.这种反复,既折射出当时背景之下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党内的斗争,也反映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知过程.     

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功过是非

陈独秀应对大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或认为共产国际应对陈独秀犯错误负主要责任的观点都缺乏说服力.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既有贡献,也犯了错误.但从全面来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陈独秀虽然受其指挥,所犯错误多少与共产国际有关,但归根结底,他应该对自己犯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大革命时期蔡和森对党内右倾错误的批判

大革命时期，蔡和森以鲜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从革命领导权、农民问题、工农革命武装三个方面对党内右倾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蔡和森的批判为我党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苏联利益：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的隐性指挥棒

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它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苏联的国家利益是共产国际制定策略的深层次原因。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述评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20世纪70年代末由向青首先提出颠覆性的观点,他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共产国际负有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由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向青的观点很快受到批判,众多学者著书立说证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灾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始终没有摘去。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前苏联档案的解密,在掌握一手资料的前提下,学术界开始重新探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以杨奎松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陈独秀不仅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反而在许多情况下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这种提法具有开创性,其后,学者们进一步探讨,深化了新观点的研究。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综述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是国史、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历来备受中央领导层和国内外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特定视角和内容出发,深入挖掘和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愈来愈成为众多学者关注与研究的焦点。随着许多独创性见解的提出,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也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议,亟待进一步研究。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中国革命的两大贡献

在1921年6月至1923年10月,马林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正式使者,对中国革命有两大贡献:一是帮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一大”的召开;二是提出国共两党间的合作政策,促成了两党的党内合作。     

试论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的实力思想和苏联利益中心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课题。共产国际从诞生到解散,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开始到发展的时期。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苏联利益中心与实力思想无论是两头还是中间始终是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苏俄和共产国际从其东方战略出发 ,积极在中国寻求盟友 ,最后决定面向孙中山。孙中山则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寻求列强支持的失败 ,转而寻求苏俄的支持。这样 ,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 ,相互接近。苏俄、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促使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并且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同时调整了革命方略 ,即是从注重军事工作转而注重政治工作 ,特别是宣传工作。不过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的言论表明 ,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对策

文章考察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对策,指出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对策有着紧密的关系,共产国际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述评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在建国以来长期探索的基础上,近几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方面,摆脱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提供了不同以往的新视角,拓展了许多新领域;另一方面,通过有关档案资料的发掘,理清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复杂关系,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展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研究仍然存在一些缺憾,需进一步完善。     

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全民族抗战。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国际组织的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共产国际关于实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及倡导和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影响和促进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订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共产国际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也给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共产国际指导理论表述变化与中共指导思想创新

由于历史条件和环境变化,共产国际成立后出现了多种指导理论的话语表述,但这没有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在共产国际及其所属支部——各国共产党的中心指导地位。中共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化的探索。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重大突破和伟大的理论创新、政治创新。在这一创新精神的启发、示范、鼓舞和推动下,根据时代特征和建设、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和业已具备的主客观条件,中共在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又实现了不断的创新与突破。     

试析王明犯“左”右倾错误的根源

在中共的历史上,王明集“左”右倾错误于一身,其根源在于：是错误的国情分析带来政治上的“左”右摇摆,是盲从共产国际导致政策上的忽“左”忽右,是根深蒂固的主观主义使其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王明的教训又一次证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试析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解散事件之应对

共产国际解散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突发政治事件。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趁势从政治、舆论、军事等方面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攻势。面对危机,中国共产党应对的策略是:统一思想,加强内部整合;组织舆论反击;进行积极的军事防御。通过这些措施,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化解了由突发政治事件引发的危机。     

大革命时期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共青团的指导

青年共产国际同中国共青团的关系非常密切 ,双方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192 1年到 192 7年在青年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由学生性组织转变到共产主义性质的青年群众组织以及党团关系的理顺 ,中国共青团在此期间的巩固、发展与壮大和政治上的日趋成熟同青年共产国际同步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中国革命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共产国际又与中国革命有着密切关系。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长期远离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上海,两者(毛泽东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也逐渐产生分歧,前者通过对中国革命的亲身实践而产生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认识,后者受到共产国际“左”的指导而产生对中国革命“左”的认识,两者相碰撞必然会对毛泽东党内地位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由于苏维埃运动的艰难而导致党内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出现,也阻碍着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统一,继而影响了毛泽东党内的地位。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始终与党内“左”右倾思想作斗争,同时共产国际也在这种斗争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在各种复杂的因素下,毛泽东党内的地位逐步提高。     

再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误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曾一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在政权模式、土地政策和党内斗争方面,共产国际套用苏俄经验,使得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屡屡陷入困境,最终无法立足苏区。     

共产国际农民理论及其早期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

列宁领导建立了共产国际,并为共产国际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列宁是共产国际二大上发表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初稿》及土地问题提纲》,成为共产国际农民理论形成的关键文件,为共产国际农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共产国际随即运用其初步形成的农民理论,综合从多种渠道得来的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信息,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早期认识。     

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认知态度及其历史影响——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为中心

作为推进世界革命的组织栽体,共产国际对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进行了批判。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的批判,对东方国家共产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对东方国家共产党避免改良主义的影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带有浓厚的欧洲民族色彩和“左”的空想成分,这对东方国家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造成了不利影响。探析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认知态度及其历史影响,有利于从源头上厘清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