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三题

一、柳永非景祐元年登第柳永登进士第的时间,现在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只笼统地认为在仁宗朝,具体年份未加确定,如胡云翼《宋词选》、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等,便持这种观点。另一种说法比较肯定,认为在仁宗景祐元年,即公元1034年,持这种观点的人颇多,如夏承焘《二晏年谱》唐圭璋     

形象思维何时开始为领导所重视?

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认为始于1956年.该书286页指出:这一年“二、三月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强调要重视形象思维和文艺特征”,周扬在会上所作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就着重论述了这个问题.其实不然.早在一年以前,即1955年2月20日,周扬在全国电影创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就已强调说;“艺术反映现实的特点是通过形象,通过艺术的特殊规律——形象思维”,“艺术的特点是形象思维”.当     

试论现代资本主义的垄断化趋势和分散化趋势

战后,在世界科技革命的新发展中,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小企业表现出相当顽强的生命力,颇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于是西方不少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宣扬大企业正趋向灭亡,它们将被中小企业的兴盛所取代。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副主编诺曼·麦克雷于1976年12月在该刊发表的文章就说:“这个世界可能正在引起大型企业时代的结束”。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把从集中转向分散列为十大趋势之一,认为这些趋势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革,消除其种种矛盾,使之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美国另一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和日本某些学者也均持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近年来在国际学术界风行一时,以致国内某些同志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于当代文学的英雄主义与英雄形象问题——与张陵、李洁非同志共商

张陵、李洁非两同志在一九八五年第三期《当代文艺思潮》上发表了“从英雄到普通人——论我国当代文学观念的转变”一文(以下简称“转变”)。大意云:建国后,出现了一批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英雄形象,但这种英雄形象过于理想化。因此“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文学”实质上“是一场真正的浪漫派文学运动”;由于当代文学的过分理想化,英雄主义出现了危机。到了文革,英雄的文学死期临近;新时期中,出现了大量     

《承传与嬗变——当代中国重要文学思潮研究》评介

《承传与嬗变——当代中国重要文学思潮研究》是我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赵联成教授的论著，云南民族大学研究丛书之一，由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出版。《承传与嬗变——当代中国重要文学思潮研究》依次选论的“军旅文学”、“情爱文学”、“都市文学”、“新写实小说”、“报告文学”、“新历史小说”、“世俗化思潮”等，在体现作者个人对当代文学思潮的观感与把握的同时，做到了尽可能全面地囊括新时期文学的主要思潮，尽可能客观地反映新时期文学思潮的真实面貌。与其他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的论著相比，赵联成这本著作的特点可能还在于他于具…     

王春荣教授

王春荣,笔名春容,大连金州人。1945年10月生。1970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即留校任教至今。1988年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晋升教授。现为硕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辽宁电影家协会理事,辽宁作家协会会员。专业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讲"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电影概论"等课程。出版的学术专著有：《新女性文学论纲》、《新时期的乡土文学》、《新时期电影的多元结构》。主编和参编的教材有：《20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续）、《中国当代文学名作讲析》以及《电影基础理论》、《电视文艺学》等。专著…     

重审当代文学

本文认为,当代文学已经是一个破裂而无从修补的概念。当代文学原指社会主义文学,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被确认并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文学正是在逐步疏离“五四”文化/文学传统即启蒙叙事传统、逐步强化左翼/延安文学传统即革命叙事传统的过程中生成定型的。而“文革”后的文学所走过的却是一条与1950年代文学逆向的道路。在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今天,在“文革”后的文学分化以后,在人、文俱变,文学写作越来越个人化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失去了在“新时期文学”与此前三十年的文学之间划一个等号的自信和勇气。     

创造性编辑的典范——赵家壁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析

在中国现代编辑史上,赵家璧是一位引人瞩目的文学编辑家,他编的新颖独特的系列化丛书影响深广。如:他的第一部成套书《一角丛书》的成功经验,在时隔50年后为新时期《五角丛书》仿效;《良友文学丛书》“自创刊以来,即掀动全国文坛,被目为中国第一部编选最佳、装订最美、销路最广之文艺读物”(学林出版社《编辑记者一百人》,第433页);《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这部中国第一部以“大系”形式出版的丛书,“不失是一部空前巨著,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茅盾语),“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一件大事”(阿英语)。半个世纪后,编     

关于《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讨论动态

今年九月在北京召开的“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刘晓波作了《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发言。他的观点,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应颇为热烈。刘晓波从纵横两个方面对新时期文学作了探讨。他认为新时期文学以“寻根”为代表,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意识,是一种观念上的倒退趋势。他还认为,大多数作家作品受理性的束缚过深,呈现出艺术想象力的贫弱,缺乏发自生命本体冲动的艺术创造力,尽管模仿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技巧,但由于不是出自切身体验,显得不伦不类。     

关于当代文学的估价问题

<正> 一“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到一九七九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走过了整整六十年的行程。若以新中国诞生为界,恰可划为前后各三十年,按通例即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历史时期。怎样看待这两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特别是如何估价它们的成就,是当前文学研究中分歧尖锐的问题之一。一种观点认为:从总体上看,当代文学不论作家队伍,还是作品成就,都不及现代文学。姑且谓之“今不如昔”吧。与这种观点相反,茅盾则断言:“三十年来,我们的作家队伍是大大的壮大了,涌现了‘风华正茂’的第二代、第三代新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数量、质量和题材面上,都大大超过了解放以前。”不妨称之为“今胜于昔”。     

现代性启蒙与新时期文学的身份认同

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随着主流意识形态文艺制度的松绑而发生了重要的身份转向。这种“转向”一方面表现为作家写作心态的重要变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文学风格的根本变化,同时还表现为文学启蒙主义现代性使命的重新回归。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的这种复杂现代性身份转型,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现代性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想象支持。     

浅谈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自省话语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自省意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现,这种表现是围绕“人性”展开的。但由于社会背景、政治局势和文学语境不同,中国当代文学中这种围绕“人性”的自省话语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色:十七年文学主要自省人性与政治性、革命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冲突;新时期文学自省的是人性在非常政治境遇中的扭曲、异化和负面爆发;后新时期文学自省的主要是作为人性极端化形式的欲望与知识分子精神的背离,以及欲望造成的生存困境。     

文学的哲学意识

文学的发展,已经把文学的哲学意识问题推到理论面前来.这不仅是新时期文学前进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期文学经验的正确总结。提到哲学,有人把它和文学对立起来.在现代主义浪潮中,就有一股非理性思潮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新时期文学千帆竞发的船队,力图左右它的方向。有人甚至断然声称“中国人的生命永远摆脱不了理性化和教条化的束缚,文学就没有真正的发展”,“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文学的审美的纯洁性。“(孙晓波《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这就不仅在对美学的认识上产生了分歧,在对新时期文学的评价上产生了分歧,而且这种看法也是对西化现代派文学的一种曲解.     

一个概念与当代文学研究——《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简评

《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书以“国家文学”的视角和概念，深入复杂的文学格局并揭示其中的权力关系。偏重个案分析．填补了一直以来相关研究中的学术空白。书中体现的“田野调查”与“口述史料”本身既是文学研究的资料发现，同时也拓展了研究视野。最值得关注的是本书给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可能性。     

如何评价新时期文学

围绕对新时期文学的评价、流变、发展和建设等问题,上海及全国各地都召开了十年文学的讨论会,报刊发表丁一系列的文章。刘晓波的谈话录《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发表后,在文学界引起震动,产生了不同反响。现将其中部分不同的观点概述如下。认为刘晓波的谈话录是故作惊人语,是一篇不真诚的文学牢骚。尽管刘的谈话录不缺少局部真实,但恰恰通体充满虚假的愤世嫉俗,有哗众取宠之意,无实事求是之心。刘把新时期文学一古脑儿全纳入“寻根”思潮,又把“寻根”思潮合理的一面勾掉,纯粹把它说成是复古倒退、毒害国民性的潮流,予以全盘否定,这就与客观事实大相径庭,使立论失去科学     

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的一种定位——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吴俊教授认为此前所谓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很难显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政治性质，而“国家文学”这一概念才能进一步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切实内涵。吴俊教授试图通过政治解读“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以“大题小做”的方式把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事实上把中国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这个论断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作考察的整体性和深入性。     

大革命失败前党内民主生活之我见

一、问题的提起对于大革命失败前党内民主生活的看法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一般认为大革命失败前存在着陈独秀的家长制、一言堂等等。这种观点最早出自党中央的文献,即《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里。它说:“中央以前受不着群众的监督,不向群众报告,不提出党的政策交一般党员讨论。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领’的意见不但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是无置议的可能,无论如何都是对的。这种执行之下,党的民权主义完全变成空话。”(《中共党史参考资     

是时代的文学而不是文学的时代——关于文学史编写的讨论

刘毓庆同志提出文学史著作应当分六期来编写。第一期:文学的古朴时期(即太古至秦)。第二期:文学的朦胧时期(两汉)。第三期:文学的觉醒时期(魏晋至初唐)。第四期:文学的纯熟时期(唐宋)。第五期:文学的维新时期(元明)。第六期:旧文学的收场时期(清代)。(该文见《中州学刊》一九八七年五期)。 他认为,就目前的文学史著作而言,象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这种按社会意识形态分的;象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种按朝代分的和按历史时期分的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无论哪一种,都是不科学的。”他指出“‘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而不是指某一阶段的文学。这样按政治社会史的阶段去分割文学史显然是文不对题     

正确评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影响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巨大影响,国内外理论界是公认的。但对费尔巴哈的重要著作《基督教的本质》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影响,却存在颇大歧义。一种意见认为,《基督教的本质》对马克思、恩格斯“影响最大”;另一种意见认为,它对马克思、恩格斯“影响最小”。对这个问题的评价,直接关系到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动因和时间问题。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些粗浅的分析。认为《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夏出版)一书对马克思的“影响最大”,具体地说,即认为马克思在这一著作的影响下,在1842年春以前,已经是一个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者了。持这种观点者往往援引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     

2005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述评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大多数传统人文学科一样给人这样一种似乎无奈的感觉:数量仍然在增长,但质量却差强人意,可圈可点的学科推进度与学术成果并不多见。但时至2005年,这种不无尴尬的局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转机。这一年,“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成为一个令人注目的热点问题,怎样对“新时期文学”进行历史定位,80年代各个文学流派自我形象的塑造过程是怎样的,如何对它们的观点与分歧作出清理等问题,引起了一批学者的热烈讨论。这一“回返”的努力不仅是对经典“合法化”过程的重新探讨乃至质疑,同时也意味着对当下文学研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