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支遁逍遥新义之“新”

向秀、郭象之逍遥义长期独霸魏晋士林,为时人所无法超越.支遁之逍遥新义即针对向秀、郭象之逍遥义而发,并最终取向、郭义而代之.支遁之逍遥新义具有鲜明的社会道德指向,其之所以能够胜出,有三种可能：一是支理才藻奇绝,花烂映发,富于美感;二是支理以人性恶解释向秀、郭象逍遥义,揭示出其有可能造成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背离;三是支理对“心”与“性”进行了否定性的剥离,将逍遥从横向的普遍性扭转为纵向的境界提升,使逍遥之境更为纯粹刚拔,从而为思想界注入一股新鲜空气.     

逍遥与政治——郭象玄学与两晋审美趣味

人性论是郭象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他重置和深化了人性的基本内涵,将仁义、潜能等因素纳入人性之中,并作性情之辨,否定放纵情欲的行为,并据此改写了庄子的逍遥观,提倡适性逍遥。郭象的人性论充分体现了他对西晋士族风尚的反思和批判,激扬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他的适性逍遥观念在东晋时期获得了实践的空间,东晋门阀政治与郭象的政治理念相吻合,促进了士族心态的转变,为郭象玄学在政治和人生层面的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郭象玄学为东晋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境界形态与实然形态的双重涵摄——论郭象逍遥义的两个层次

郭象之逍遥义包含圣人之“无待”逍遥与众生之“有待”逍遥两个层次:前者从“心”上言逍遥,属主观的境界形态,是对庄子逍遥义的承接;后者从“性”上言逍遥,属客观的实然形态,是对庄子逍遥义的拓展。对郭象逍遥义两个层次的分析,直接关系到对其性质的判定。学界以“适性逍遥”指称郭象之逍遥义,遗落了其义中的圣人逍遥一层,对此的澄清,有助于对郭象逍遥义的深化理解。     

《庄子》“逍遥义”与魏晋士人眼中的自由

郭象通过注解《庄子》而系统阐释的"适性逍遥"之理念,乃是魏晋时期"人的自觉"的重要体现,它将庄子"依循自然的自由"境界投射到人间,推衍成为"依循本性的自由"境界,使得"逍遥"不再是难以企及的梦想,而是张扬个性的精神出路。本文首先分析郭象逍遥义的理据,并以嵇康和王羲之这两个不同类型的魏晋士人之文与人对这一观念加以印证。     

寻求逍遥：庄周郭象支遁合论

寻求逍遥：庄周郭象支遁合论刘德春基于对超越生命困顿的渴望，中国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逍遥的理想。对这一理想的追求，首倡于庄子，继之以魏晋名士，完成于佛家禅师。庄周、郭象和支遁逍遥义的承接和发展，则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对这一环节的探究，能够揭示出...     

郭象对教育的看法浅析

郭象对教育的看法服从于他对理想秩序的描摹勾勒。在郭象看来,一个人要想达到逍遥有两个必要条件：适性自足、明王在上。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性与分位,任何想要超越它的“希幸”郭象均不主张。另一方面,只有明王在上,有待者才可得逍遥。在郭象的哲学中,我们能想象的只有万民凭借着圣王的不教之教,在礼乐的范围内,向着自身性分边界内的某些可能进行提升。郭象断然否定了孔子开启的儒家式的教育理念。在郭象的哲学中,教育没有了超越性与批判性,仅仅作为权力与统治的一部分被接纳为可能。     

郭象的无为政治观述论

郭象将性分的观念与无为的义理相结合,将无为阐释为顺性而为,表现在政治上即是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但无为政治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圣人之力.郭象将无为贞定于性分,实上通于其适性逍遥的理论,并试图由此达致人的自由的实现,使无为从老庄超越的境界形态转化为现实的实然形态.郭象的无为政治观是道家无为思想的重大转折和深化发展.     

郭象的自然观述论

郭象的自然观涵盖天地万物的方方面面,在理论逻辑上实上通于其"适性逍遥"的理论,是其逍遥观的理论基础.通过自生之自然、自性之自然、理之自然及无为之自然诸义,郭象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自然哲学体系,在理论形态上不仅是对前人的重大突破,亦将道家之自然观发展至其极.     

郭象“适性”而为思想中的万物一体境界

郭象是魏晋玄学时期的重要哲学家.他提出了"适性"而为的理论,他认为事物是"自生"的,每个事物的"性分"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每个事物只能顺自己的"性分"而为,而且也只用"适性"而为.郭象的"适性"而为思想中有很浓的万物一体境界,体现了万物相通相融,体现了事物间的一种共通感、一种责任、一种尊重和一种平等.     

郭象对庄子逍遥义的改造

庄子尊"天"为至高权威,以达致"天"之"无待"境界为"逍遥",在他看来,"逍遥"始终处于"天"的权威体系中,唯"天"乃为"逍遥",舍此无可言"逍遥"。而郭象却从万物"自生"而"独化"的认知观念出发,主张万物各尽其性分即可达致"逍遥",从而否定了其中统一权威体系的存在,最终实现了对庄子"逍遥"思想的改造。是否存在应当服从的统一权威,是两种"逍遥"观念的根本分异点。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