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塑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采客用观证明标准,但目前在理论上和操作上都呈现出诸多困境,通过比较分析,用“法律真实”来界定证明标准的性质比较合适,在此指导之下,并兼顾我国目前的立法、司法实际状况,对证明标准进行了全新表述,将其分为理想的选择——“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现实的选择——“确定无疑”证明标准,理想的证明标准应遵循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兼顾的基本思路,从多角度、多层次、体现诉讼阶段性来构建一个系统化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问题研究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据与证明问题是该程序在运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该程序的证明问题涉及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对象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或者逃匿且通缉后一年未能到案的事实、拟被没收的财物属于违法所得以及拟没收的财物不属于利害关系人的合法财产.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应当分主体进行讨论,不同主体证明的要求不同;同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应当分阶段讨论,不同诉讼阶段也应当坚持不同的证明标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当确立二元制的证明责任体系,证明责任的承担应当以证明对象为基础,同时以证明标准划分不同主体的证明责任.     

论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证明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规定的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是一种针对物而非针对人提起的、不涉及定罪的特殊刑事诉讼程序。它的证明应当有其特别之处。在检察机关向法院申请没收时,提出异议的财产利害关系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与定罪证明标准不同,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证明标准不应当要求达到确实、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应当低于定罪标准;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证明对象范围主要是与违法所得有关的事实。     

试论"排除合理怀疑"的合理性

"排除合理怀疑"是普通法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经典表述,它是刑事诉讼中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该证明标准符合认识论的规律性,体现了主客观相和谐并且反映了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理念。"排除合理怀疑"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刑事证明标准的经济分析

提高证明标准,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成本递增。但证明标准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最佳证明标准应当由社会净收益最大化来决定。当证明标准的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时,社会净收益实现了最大化,证明标准达到了最佳程度。对于不同性质的案件、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诉讼行为来说,证明标准的边际收益是不同的,应当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提高证明标准对于公、检、法等部门具有不同的边际收益和成本。部门收益和成本与社会收益和成本之间存在差异会导致部门行为的扭曲,损害社会利益。所以,必须采取措施促使部门和社会之间收益与成本趋于一致,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研究

证明责任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在刑事诉讼中,控方应当就被告的行为是否与犯罪构成要件一致承担证明责任。我国刑法中不存在推定条款。本文拟就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进行探讨:将“谁主张,谁举证”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表述是不科学的,应当是“谁举证,谁主张”;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应当由控方承担。     

行政处罚立案程序的制度检视及规范建构

行政处罚立案制度包括立案标准、立案依据公示、违法不立案的法律责任等内容。以行政程序理性审视,行政处罚立案制度存在立案标准不统一、不明确和立案依据公示立法空白等问题。行政处罚的立案标准应当包括“符合管辖”“在追诉时效内”“有证据初步证明有违法事实”等构成要件,不应包括“有明确的违法嫌疑人”要件,符合“首违不罚”“轻微不罚”“证明无主观故意”三种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立案依据公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公示内容应当包括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公示时应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处罚相对人的个人信息权益;此外还应根据比例原则,参照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期限明确立案依据公示期限。     

论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2条引入了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加大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但该制度也存在适用范围不清和适用条件不明确的问题。通过探讨最高人民法院最新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发现该解释尚存在不足之处，环境侵权和侵害环境权的概念混淆、相关法律条文的表述不清，以及没有明确证明标准等，使得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在实践适用中存在较大的裁量空间。文章提出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当持审慎的态度，可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更应当适用于环境私益诉讼当中，在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将侵权人的行为违反环境与资源保护有关法律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他人重伤、死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的事实证明至高度可能性时方可适用。     

从英汉熟语的对译看翻译的可接受性

使用符合译文的语言表述习惯，把握符合译文读者表述的标准，寻找译文读者熟悉的对应的表述，注意传达原文思想时的技巧，充分考虑读者的可接受性，是翻译出好作品的关键。     

论我国量刑证明标准的构建

在独立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下,我国有必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量刑证明标准体系,其有助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实现以及诉讼效率的提高.西方国家量刑证明标准的引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量刑证明标准应作层次性设计,其中法定量刑情节中的从重、加重、免除情形宜采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从轻、减轻情节宜采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对酌定量刑情节应采优势证据标准;基于生命权的重要性,对死刑案应采确定无疑的量刑证明标准.     

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探究

我国现行法律将接近于真实的高度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的法定证明标准,但是在我国,实行单一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不适应环境侵权纠纷解决的需要.重构我国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应当加强立法,通过实体法或司法解释对证明标准作出明确规定;确立多级证明标准体系,在特殊情况下,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区分不同情况确立证明标准,实现证明标准的多元化.     

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若干思考

证明标准具备三大特征,即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其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其适用主体是裁判者。我国现存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立法、理论、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不同审查阶段适用的证明标准欠缺层次性等。因此,我国应重新建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     

犯罪定义新表述

传统的犯罪定义是：“犯罪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违反刑法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笔者认为：①将“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作为犯罪定义的组成部分不准确,也不宜作为犯罪的基本特征;②“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不确定性和变异性的特点,它主要是立法者的犯罪标准,而公民和司法人员只能服从刑法;③判断是否犯罪的标准只能是刑事违法性。笔者对犯罪定义的新表述是：“犯罪是符合刑法规定的应当承担（负）刑事责任的行为。”     

劳动资料概念的历史和现实

本文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有关论述，指出劳动资料概念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在自己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从与劳动对象在原始条件下的相互统一到私有制条件下的彼此分离再到社会主义条件下二者趋于重新统一的历史过程。因此，那种不分历史条件地把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割裂、对立的现行劳动资料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也不符合历史的逻辑。并且在现实社会中，它还必将导致人们在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而无视对劳动对象或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平衡的维护。因此，对现行劳动资料概念的适用范围应当有所限制，在内容和表述上应当有所修正     

既判事实预决力问题研究

既判事实的预决力在效力内容上包括“一致性”和“确定性”。预决力的强弱主要基于既判事实所属诉讼类型对证明标准的要求，而证明标准体现了案件事实与客观真实的远近关系。“相对的预决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得到适用，但在一些案件中也存在“绝对的预决力”。预决力问题应当成为证据法典的重要内容。     

经典测量理论中的信度理论与信度系数——与张敏强教授商榷

文章指出了《教育测量学》一书关于信度理论和信度系数值得商榷之处:系数的定义表述不严谨,未区分信度系数的定义式和估计式,对信度系数定义的评注不符合科学现状,定理的证明含有错误,证明的条件不全,符号使用混乱;建议在入门教材中删除有关信度系数的证明过程.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关系新探

证明要求是证明标准的逻辑前提,证明标准是法官在诉讼证明过程中衡量证明活动是否已达到证明要求的尺度。证明标准应当是法定的。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紧密相连,作用上互动,功能上趋同。证明标准的构建应当坚持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坚持主客观的统一,坚持证明标准的多元化。     

论城市形象表述词与旅游地形象主题词的关系——兼说广州旅游地形象主题词

城市形象表述词与城市旅游地形象主题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更有着明显的区别。区别主要表现为出现时期不一样、定位角度不一样、价值取向不一样、定位目标不一样、表述艺术不一样。根据这些区别原则，在广州城市形象表述词已经确定后，可以构建广州旅游地形象主题词为“岭南古韵，千年商都，关食天堂，潮流广州”。     

论违反合同保护义务的归责标准

［摘要］违反合同保护义务的归责标准不仅关系到合同法内在体系协调，而且关乎合同法与侵权法的体系衔接。由于合同保护义务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不论是从域外法还是从我国法律与司法实践的角度，采纳单一的归责标准都不可行，妥当的做法是分别不同情况采纳不同的归责标准。具体而言，应首先按照当事人约定、法律明确规定加以判断，原则上约定标准优先于法定标准；在前述标准不敷适用时，对于有名合同应适用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标准，对于无名合同则应当考虑合同的性质、目的、内容以及相关合同保护义务与合同法分则或其他法律中的规定的类似性，依最相类似的规定进行归责；如不能确立这种类似关系，则应与一般侵权实行统一的过错归责标准，并在过失责任场合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债务人证明自己没有过失。     

假释适用条件研究

目前刑法对假释适用的法定条件规定过于严格,不利于发挥假释的刑事政策功能。累犯和重罪犯不应当禁止适用假释,而应当改之以允许适用假释但是规定更为严格的假释条件。应当按照罪犯的种类规定不同的刑期条件限制,而不应一概而论。同时应当建立和完善假释犯危险性评价标准,以符合行刑科学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