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役古,不在复古——论余光中新诗意境的古典化策略

余光中的新诗抛弃了早年学西过程中为适应现代征候而创制的梦魇式的支离破碎的意象,转而体认中国古典生命诗学"情志为本、因物感兴、立象尽意、境生象外"的生成机制,追求新诗意象的具象性和古典美,并用"平行关照法"、"横向移植法"、"精神内化法",把传统诗歌的意境熔铸在新诗中,让古典具有了"新"的特质。     

论“歌诗”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歌诗”本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但在新诗中,由于诗与歌分离的态势成为主导倾向,因而“歌诗”传统长期处于被冷落或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导致新诗缺乏音乐性而危机频仍。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词时重新意识到歌诗传统的重要性,因而重新发掘歌诗传统,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界定,在重认歌诗传统的重要性、歌诗范畴的重新认知、歌诗对新诗建设的启示三方面构成了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再发现。然而,“歌诗”作为一种古代诗歌传统,其口耳相传的歌诗形式已难以为继,因而新诗无法照搬古代歌诗形式,而应在新诗创作的文本策略上构建诗的节奏和韵,以此重构诗的“歌性”质素;在传播路径上将诗、歌、舞相结合进行跨界演绎,张扬诗的“歌性”;在诗与歌的体式上,让新诗与歌词之间通过跨体创作凸显“歌性”,由此建构新诗自身的歌诗传统。     

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

方言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诗人对语言的提炼、纯化,外部势力强加于语言的"雅正"、"规范化",使得新诗不断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诗因语言整体走向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保持着血缘关系.新诗的去方言化与方言入诗,可以喻之为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现代白话新诗语言维度上的钟摆现象,具体的摆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对新诗语言观念差异性因素的认识.     

新诗格律化的诱惑与限度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以自由诗为主流,但格律化的创作时起时伏,也从未真正中断,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还分别形成了两个关于新诗格律化的讨论高潮. 20年代新月派倡导的格律化运动是新诗格律化的第一次尝试.当时不加限制的口语化创作充斥诗坛,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一文强调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提出以格式、音尺、平仄、韵脚来作为诗歌格律的基本衡量尺度.除听觉方面的格律外,他还特别强调视觉方面的格律,即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突出音乐美以外的建筑美,试图为新诗发展确立严密的规范.[1]     

从文类渗融和越界谈新诗的散文化

诗歌的散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经验事实.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这一现象肇始于唐代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它催动了宋诗整体风格的转换,对古典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脉流的孑遗--延续到晚清诗坛的同光体(即宋诗派)诗潮,更是催生胡适文学主张的不可忽略的背景.但总体而言,古典诗歌的散文化是旧文学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它并未达到新诗的散文化这一根本性变革的高度,两者是不可等量齐观的.[1] 从更宽泛的视野来看,无论是古典诗歌或是现代新诗的散文化,都是一种文类的渗融和越界现象,它们共享了一些相似的文学机制运作规律.     

关于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

中国新诗具有两种"传统":其一是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其二是新诗自身的传统。一方面,新诗从情感、趣味到语言形态等全方位地与古典诗歌建立着联系,另一方面,新诗从坚实凝固的"传统"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艺术形态。新诗在创作主体、文本、形式等方面均已获得自由、独立的形态。     

对“古典”的挪用、转化与重置——当代台湾新诗语言构造的重要维度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当代台湾新诗在语言构造上有一个重要维度,是时“古典”的执守与坚持。通过考察台湾1950～1960年代的“现代派”、1970年代的“乡土诗”和19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诗歌的状况,可分析当代台湾新诗语言对“古典”进行挪用、转化与重置的情形,“古典”资源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当代台湾新诗语言的创造．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其间得失会给大陆新诗带来启示。     

新诗诗形建设的历史透析及现实反思

相对规范的诗形是诗的重要的文体标志,诗形建设是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新诗的形体建设道路曲折,百年间始终存在着诗形的自律与自由的极端对抗.在现代人的图像思维高度发达的图像时代和新诗的传播手段丰富多彩的网络时代,更应该加强以新诗的形体建设为重心的诗体建设,适度规范诗形.目前新诗界的"诗体重建"运动更要高度重视新诗的"诗形建设".     

新诗旧诗之辨与废名的新诗观念

从"辨明新诗与旧诗的性质"入手,探讨"新诗的前程",是废名《谈新诗》的问题和方法。废名从"诗的感觉"入手,把新诗的源流上溯到晚唐的"温李"乃至六朝,为新诗发展寻找源头活水。废名标举"诗的内容",是希望打破对旧诗形式的迷恋,同时为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正名。废名以"内容"为本体的诗学观,颠覆了传统诗学的形式本体观。废名的"散文的文字"、"诗的内容"的新诗观念,体现了新诗发展的历史趋势,他和朱自清所见略同,但早于朱自清。     

错位的新诗评价标准--对新诗合法性的文化反思

在诗歌一元论理论前提下,中国新诗的评价标准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中国新诗为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原质",进行了一系列"非诗化"的探索,从而获得诗歌现代性品格,因此,以古典诗歌的意境理论作为新诗评价标准是错位的。对新诗合法性理论的文化反思,是确立新诗评价标准的前提和基础。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试论台湾新诗发展的双轨运行现象

本文依据诗歌自身的演变发展规律,把台湾新诗的发展过程分为萌发期、发展期、成熟期三个阶段,同时揭示了现代诗质与传统的民族诗质这双轨在不同阶段中的运行轨迹。并进一步论述了构成台湾新诗发展这种双轨运行现象的原因:外在因素(即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等)的开放性与内在因素(即自身演变发展规律)的继承性。     

我的学术生涯回顾

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爱上了诗歌,中学、大学时代所受的诗教,使我对诗的内在构成问题特别感兴趣.因此,我从一开始研究诗歌起,就把学术关注点置于诗学理论,即立足于考察新诗并将此考察引向关于中国诗学本题特性的求索.回顾学术生涯,我发现自己既是从诗体、诗质、诗潮进入新诗研究的,又是以诗体、诗质、诗潮为基点在建构着中国诗学体系.     

反传统与发现传统--"现代汉诗与传统"关系断想

黄雪敏认为,新诗在确定现代汉语为诗家语,抛弃传统的格律和形式之日起,就开始了自身传统的探求与发展,并在不断地反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地去"发现传统",将流传下来的富于生命力的因素整合到现代汉诗中.     

古英语诗歌的发展与中国新诗散文化之比较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不论是中文还是外文,文学形式的变化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逐渐改变的.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古英语诗歌的演变,来解释诗歌形式变化的因素,并从中考察中国新诗散文化现象.从英语语言史和诗歌传统分析,古英语诗歌语言特征和基本诗歌形态与现代英语诗体裁相距甚远,并没有真正被后世英语诗人继承下来,这其中诗歌进化的演变和选择表现出的规律似乎对探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形式变化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古英语文学始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其最主要的形式是头韵体诗歌,从7世纪到之后的400年间出现了许多杰作,像<贝尔武弗>这样的史诗性创作成为英国文学史辉煌的开端.虽然头韵体诗行仍然出现在后来兴起的尾韵体诗歌中,但作为一种诗歌形式,头韵体似乎在书面文学中消失了[1],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在14世纪以乔叟为代表的诗人创造的尾韵诗歌,并影响了后世的许多杰出的诗人,乔叟也因此确立了其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被17世纪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德莱顿誉为"英语诗歌之父".[2]     

在中西诗美的相融互渗中萃取诗的灵性——浅论洛夫诗歌对汉语新诗的独特贡献

洛夫在六十余年的汉语新诗创作中,以创造性的语言形式和意象营造,探索着"诗是一种有意义的美"的传达路径。而中西诗学理念的相融互渗,也成就了洛夫独有的诗学观念与独特的诗歌创作方法。因此,在诗情与诗思上,洛夫诗歌表现出了宏阔的宇宙意识与清醒的悲剧精神;在风格上,洛夫诗歌形成了"冷"和"静"的独有特征。     

现代性视阈中的汉语"纯诗"理论

"纯诗"是汉语新诗之审美现代性诉求的重要内容.作为现代诗学的重要范畴,"纯诗"在进入汉语语境以后历经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早期的"为诗而诗"和穆木天、王独清所倡导的"纯诗",实现了新诗在"文体"上的自觉;梁宗岱和刘西渭对于"纯诗"意蕴的阐发,确立了新诗独立的"审美"意识;而唐湜和袁可嘉对于"纯诗"之内在规律的探索,则进一步显示了新诗在"艺术自律"层面的现代性诉求."纯诗"的诗学取向正是汉语新诗最终实现其现代性转换的根本归宿.     

我的新诗传统观

我们可以从与古典诗歌的对比、翻译资源、独立人格、探索性等几个方面,分析新诗传统的内涵。新诗并不亚于古诗,其近百年来的道路越走越宽;译诗应被看作新诗有机的组成部分;新诗传统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诗人的独立的艺术人格的获得。     

噪音诗学的追求:从胡适到夏宇

新诗(现代汉诗)与古典诗的一个重要差异是不拘于固定的格律,从此角度观之,我们或可称新诗为"噪音"。噪音标志的既是反叛也是创新,同时,它也是新诗从开始至今的一个屡屡出现的母题。本文讨论新诗史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从萌芽期的胡适和郭沫若,到中期的戴望舒和纪弦,到当代的夏宇。在他们的个别作品里,噪音不但是诗的中心主题,更代表了新诗创造力的不断扩大。     

论"中国新诗"派的诗美探索

"中国新诗"派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汇点上形成了自己的诗美理想,他们以独特的艺术理解去拥抱和融汇西方现代主义"新的写作方法",构建和强化诗歌自身的审美品格,坚持"戏剧化"的创作原则和意象化的美学追求,成为20世纪40年代诗坛上独树一帜的艺术生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