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赵树理,一生固守不变的民间立场让人叹为观止。他的民间立场,使他的创作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寄托着作家的审美理想。赵树理"文摊"文学观、"问题小说"创作观和"大团圆结局"的美学观三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

赵树理对文学的理解,其精神是与鲁迅等启蒙文学家相通的.他并非"天生的"大众化作家,但他热爱农民,关注农村,始终为农民而写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现代文学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他使文学写作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体现出一代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文学良知,也使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落到了实处.因此,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分析其"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对当下中国作家极具启示意义.     

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着重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融合与疏离、文学形式内容与革命思想精神的重合与断裂、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纠葛与矛盾三个层面上来分析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认为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在表层上是融合的,在本质上处于分裂的状态,给两者关系作一个真实的还原.     

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着重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融合与疏离、文学形式内容与革命思想精神的重合与断裂、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纠葛与矛盾三个层面上来分析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认为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在表层上是融合的，在本质上处于分裂的状态，给两者关系作一个真实的还原。     

赵树理文学意义的文化契合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赵树理有着鲜明的民间文化立场。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立场,并不仅仅是感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大众文化传统的距离,而是还有其自身先天的文化环境、生活阅历,以及个体知性力方面的原因。在解放区文学创制的形势下被当作文艺的方向来推崇和借重后,赵树理仍有自己所要坚守的文化立场、人格操守、道德底线与政治原则,他的价值取向与《讲话》精神甚至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另外,想象力的缺乏是赵树理的创作不能发展成一种大气磅礴的艺术形式的重要原因,但《灵泉洞》是个例外。它是想象的盛宴,为我们提供了一次乡土民间的精神狂欢。在这个作品中,我们看到是赵树理艺术潜能的另外一面。     

跟不上方向的方向作家——论赵树理的当代境遇

赵树理的创作在1947年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但是赵树理的创作与批评家所概括和提倡的"赵树理方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缝隙。赵树理主要是因为突破了"大众化"的难关而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的,但其创作在"政治性"上并不能满足"赵树理方向"的要求,而且赵树理坚持为人民写作,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拒绝"革命文学规范",因此多次遭到批判,最后被定罪为"修正主义文学标兵"。认识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之间的缝隙,可以使我们摆脱对赵树理创作的简单化理解,可以使我们认识"革命文学规范"的核心内涵和运作方式。     

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历史形态论(1949—1958)

从1943年起,赵树理逐渐走出自己的文学“路子”:以介入生活的文学动机和大众化的艺术方法构成的“通天彻地”的现实主义文学。1949年后,其现实主义“路子”因为缺乏浪漫而被质疑,1958年前后尤甚。赵树理对他“不浪漫”的批评的回应,一方面改革,一方面坚持,其文学之路经历了从文学事功的理想到进退失据的尴尬,但他总是从“产量不就范”的角度来限制“浪漫”,最终在1959年陷入“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的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危机。近年来,山西学者以赵树理和“晋军后”视角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就颇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三个历史形态,即现实主义文学观、文学事功的理想和进退失据的现实,研究三者的历史关系,对深入认识赵树理及其时代的主流价值关系,进而反思新时代文学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都是有益的。     

努力促进“人民文学”的不断发展——周扬关于“人民文学”的论述

周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开启了文学与人民结合的航程,但那时还是"人的文学"的时代,文学大众化只是使文学走向民间,"平民"只不过是"市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真正"人民文学"新时代的到来,因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如果没有思想感情的转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民文学.周扬认为,"人民文学"创作只有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审美需要和审美情趣出发,才会有为人民所关心的内容,为人民所喜爱的新的民族形式,才会有艺术性和大众化高度结合的艺术品.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周扬提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是周扬"人民文学"思想的重大发展.     

规训与突围：“赵树理方向”下赵树理的文艺思想

被誉为"赵树理方向"的赵树理,有着许多不能被涵括在这一概念内的独特的艺术个性."赵树理方向"的内涵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政治功利的实用立场;以新文艺为基础,以民间旧形式作为"补充"的文艺形态.赵树理的文学文本却包含以下独特的艺术个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农民利益的立场;以民间文化为本位,融合其他资源开创出一种崭新的"现代文学".     

文学传播学领域的力作——评《包公文学及其传播》

李永平教授的博士论文<包公文学及其传播>从传播学立场出发,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文学形象的产生、传播演变过程,揭示文学传播对社会发展演变的影响,以及立足传播学立场重估文学的文化价值,拓展"文学"观念,为文学研究创新提供了参考和借鉴,进而为文学研究、历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新途径和新范式.     

制度·文学制度·文学评奖

从文学制度的角度，对文学评奖这一范畴做出了一种历史性的研究。论文提出，文学评奖作为文学制度的一个面向，它本身也是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产物。一方面“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评奖”与“文学”的关系必然会投射于文学评奖之上。同时，作为具有某种独特性的文学评奖的出现是与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特定因素紧密相联，而这些特定因素在相当程度上界定了文学评奖。在这两个方面的制约下相应地形成了文学评奖及评奖策略上的某种特点。     

文学的伦理与伦理的文学

文学不仅提供历史素材也是人类道德生活史的画卷,它揭示人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存在,是人类追求诗意性存在的成果;伦理学追问生活及人存在的正当性,是人类追求合道德性存在的结晶。二者的结合为我们展现既美又好的生活,即人最好的存在方式。     

从社会背景分析日本文学由自然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向的必然性

明治文学从1906年开始到1910年,呈现出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各自繁盛的局面。1912年前后,此局面逐渐崩溃,日本文学走入新的成熟与分化,到1923年9月左右即被一个新均衡替代——社会主义文学与新感觉派成为当时文坛引人瞩目的双璧,而1914年正是日本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重要一年。考察其前后文坛情况与社会风貌,可以发现,代表日本近代文学的自然主义文学与代表现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文学之间有密切关系。     

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当代重庆文学

当代重庆文学合法化身份的取得是在直辖以后，而空间的地域性与作家身份的地域性是认识和研究当代重庆文学的重要前提。当代重庆文学迫切需要全国性的认同。这种全国性认同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学术的全国性认同和受众的全国性认同。本文认为，当代重庆文学要能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中凸现出全国性的所指，主要有四种方法：第一，地域性体验的全国性认同；第二，进入全国性的传播体制；第三，加强学术评价与文学创作的良性循环；第四，制造新的学术话语。     

试论阿拉伯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阿拉伯人的原创文学主要是诗歌,尤其是阿拉伯抒情诗曾经对欧洲产生过巨大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欧洲骑士文学的影响;其二是对欧洲十四行诗的影响。可是,这种影响问题至今仍有很大的争议,产生争议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学术界存在着一种故意将阿拉伯人"侏儒化"的倾向。     

少数民族文学怎样“入史”

少数民族文学早已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在的问题只是怎样＂入史＂。怎样入史？一是要做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扩大其在全国的影响;二是要坚持文学的国家水平标准,准确地反映各民族文学的创作成就;三是要采取融入的方针,从不同民族文学的交流和融合的高度来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四是可以撰写单独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者是单一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在高校开设少数民族文学专题课。真正的民族平等是基于民族自信的平等,处理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问题,也应提倡这样的态度。     

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本文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体系内加以考察,指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即古代中国是世界文学的摇篮之一,中古中国文学丰富多彩光辉灿烂,近代中国文学历史较短成就不高,现代中国文学正在蓬勃发展走向世界.     

《乔厂长上任记》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意义

《乔厂长上任记》无疑是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乔光朴作为改革文学主人公的代表,具有了"类"的意义,他与海明威的"硬汉"形象又有精神上永不言败的相通之处。在特定历史阶段,这种硬汉精神与大众的阅读心理期待达成默契,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九十年代文学中的一些因素 ,已经难以从作为其合法父代的新文学小传统即“现代性”传统中找到其变化契机 ,并以现代文学合法性资源为依据对之作出有效阐释。九十年代文学变化中的种种迹象显示 ,中国文学史上的“二十世纪文学”和“现代文学”很可能是一对可以互相取替的等值概念 ,其恰当的下限 ,应判定为二十世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