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草蒙拾》看王渔洋词论与诗论之关系

王渔洋的神韵诗论影响极大，而其词论却相对淹而不彰，有论者以为王渔洋的神韵诗论形成在先，进而影响了其词论；而有人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笔者通过对王渔洋词论专著《花草蒙拾》成书时间和内容论点的考察，参以王渔洋扬州五年的文学活动，发现渔洋词论和诗论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影响，二者共同推动了王渔洋神韵论的丰富和深化。     

王渔洋"神韵"概念溯源

本文首先通过追溯"神韵"的语源,肯定前人认为它系由画论移植于诗学是目前根据文献所能得出的假说。又经广泛考查历代文献,发现在元代"神韵"已用于诗文评,其审美内涵则到明代中叶基本已定型,至迟在胡直的诗论中已有较成熟的理论概括。这一结论澄清了学界认为胡应麟始用"神韵"论诗的不确之说。最后,考察王渔洋早年创作和批评中使用"神韵"概念的情况,认为王渔洋最初使用"神韵"概念是不自觉的,经钱谦益品题后,日益意识到"神韵"的理论意义,自觉地加以申说发挥,最终被诗坛广为接受,尊奉为其诗学的核心范畴,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神韵”内涵看古代诗论中的生命意识

本文通过对“神韵”概念的解读，试图把握它在古典美学范畴中的特定内涵，揭示它在古代诗论中所传达的信息。从司空图、严沦浪到王渔洋，无论是在理论构建还是人生理想的追求中，都能看到“神韵”的痕迹，了解“神韵”与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不同时代诗论者对生命意识的关注、体现对生命本体的珍视与热爱。     

王渔洋与禅宗

峨眉山万年寺弥陀龛联曰:“愿将佛手双垂下,摩得人心一样平”。佛陀之手虽则未能把人心摩得一如平镜,但佛教、特别是禅宗对中国古代士人心态、文学艺术的深刻影响,却是几无疑议的共识。本文试图弄清这样两个相关的问题:王渔洋近佛言禅的深层必然性;禅宗对王渔洋诗论、尤其是对他的神韵说的影响。     

论董其昌的南宗画

董其昌提倡的南宗 ,也就是文人山水画 ,是中国画史上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体系 ,实质是长期以来士大夫阶层观赏趣味的结晶 ,董其昌对南宗画的划分带有个人的主观情感 ,对北宗画一分为二 ,追随者固守他形成的传统 ,将董的理论及其实践极端化     

王渔洋与明遗民诗人姜埰的交往

从有关资料看,王渔洋与姜埰有过一次交往,并由姜埰给王渔洋的赠诗,引出了清初批评王渔洋“清秀李于麟”的诗学话题;这一话题又与王渔洋后来对姜埰“遗命宣州”的批评有关.王渔洋对姜埰的批评,反映出王渔洋后期对明遗民诗人的日渐疏离.     

论中国古代诗论、画论在文体上的相通与互渗

中国古代素有“诗画同源”和“诗画一律”之说 ,这种“同源”和“一律”的关系也表现在诗论与画论的文体上。中国古代的诗论与画论 ,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存在着相通与互渗之处。本文试从文体样式、批评话语以及内在品格三个方面 ,来讨论中国古代诗论与画论在文体上的相通与互渗之处     

王渔洋词论初探

王渔洋以“神韵”说驰名骚坛。从顺治末至康熙年间“主持风雅数十年”(《清史稿》卷二六六)。人们对渔洋多关注其诗论,而其词论成就遂被掩盖。其实,渔洋论词颇有心得,特别是他在古广陵扬州任上,“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居易录》记吴梅村语);以渔洋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词人群体,广陵词坛繁荣一时。他们填词论词,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词学主张,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相当影响,于清词、清词论的全面振兴有着先声之功。本文拟就渔洋词论作初步探索。     

"越佚山左门庭,弃其家学"--兼论赵执信诗学的诗史意义

清代康熙年间王渔洋主盟诗坛,神韵诗风因皇权的支持席卷天下,独赵执信以《谈龙录》等展开论战,影响深远,这是清初"诗家一大公案"。赵以在野之士,抗衡名公巨卿,虽未根本动摇王渔洋的地位,但其诗论与创作奏出"变徵"的不协调之声,是清诗由初期转入中期的过渡性代表和衔接桥梁、中介,肇开乾隆时期袁枚及近代的龚自珍、黄遵宪等,为清诗嬗变的一翼和主要轨迹,具有诗史意义。     

扬州烟月·神韵·神韵诗——王渔洋诗歌、诗论一瞥

“文章江左,烟月扬州”,这是王渔洋借用明人徐祯卿的一句话对自己在扬州文学活动的总结。渔洋初入仕任扬州推官,在扬州的五年,他写下的诗歌几占一生创作的四分之一;他那风靡一时,以至影响及有清一代的“神韵”诗论乃是在这里初倡;他全部词作的绝大部分也产生在扬州。可以这么说,王渔洋之所以能够主盟康熙朝诗坛数十年,与其在扬州打下的坚实创作基础是分不开的。因此,对其扬州这一段单独予以考察,对全面把握这位清初大诗人,公允地理解其“神韵”说的内涵以及在创作中的表现,无疑是有益的。     

《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

王渔洋诗学在《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集部中引述王渔洋之说多达二百余条,其许多诗学观点都与王渔洋诗学有密切的关系。《总目》第一次站在学术史和清代诗歌史的高度,对王渔洋诗学进行全面的总结,指出了其以“神韵”为核心的诗学理论诞生的历史必然和时代意义,分析了王渔洋诗歌的渊源所自、创作特征和末派流弊,并对王渔洋、赵执信的诗学论争进行了评述。分析《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总目》诗学批评与清代诗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苍雪诗论

明清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些爱国高僧,苍雪是其中较为卓著者。人们把他和担当、湛福合称为滇南三大名僧。又把他同巢松、一雨、汰如,称之为闻名海内的四大禅师。但他不仅是个名僧,而且还是一个著名的诗人。王渔洋称许他“贯穿教典,尤以诗名。”师荔扉赞扬他“诗名籍盛,与眉公(陈继儒)、元宰(董其昌)、虞山(钱谦益)、梅村(吴伟业)、烟客(王时敏)     

从元四家看南北宗的形成与特征

明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是中国5个影响绘画史形态转变的画论之一,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董其昌其人其论受元四家的绘画与理论影响较大,而元四家的排序和构成也与董其昌有密切关联。从元四家画论到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形成,具有紧密的历时性关联,研究其中的交互关系和影响对明晰南北宗论的核心思想及其艺术史中的地位有重要意义。     

王渔洋扬州文学活动评述

王渔洋扬州文学活动评述张宇声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年仅２５岁的王渔洋闯过殿试一关，中了进士，因位居二甲，未能在京师为官，于次年谒选得任扬州推官。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的三月暮春，２７岁的工渔洋，一位诗名早播于江南的翩翩佳公子，来到了歌吹沸天的淮左名...     

董其昌和山水画的南北宗问题

董其昌是山水画南北分宗论的主要倡导者,其论断是反映了山水画历史发展过程的实际的。山水画南北宗之间的分歧是两种,不同的绘画美学思想的分歧,与禅宗之南顿北渐的不同哲学思想有内在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是美学思想史上道家美学与儒家美学不同特点的反映。南宗画主要是受道家美学思想影响的产物,重在天工自然,以写意为主;北宗画受儒家美学思想影响比较明显,重在人为精细刻画,以工笔为主。所以南宗画以其平淡天真为主要特征,这是和董其昌的美学思想一致的,董其昌的山水画南北宗论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绘画美学思想,为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艾青的画论

艾青作为20世纪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已为人们所接受,其诗歌艺术及诗论得到较多的研究,但鲜有人论及艾青的画论。艾青的画论经历了三个时期,显著的特点是:绘画题材的人民性;表现形式上注重写实,同时富有自己的主观感情;强调绘画与政治、宣传的密切关系;他对待国画改造的态度,亦是中国现代绘画史的缩影。艾青的画论对其诗论和诗歌创作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同时他的诗作充满了自我主体的抒情性。他的画论与诗论的人民性、政论性、诗歌书写的自我主体的抒情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文人之运命。     

王士禛学术讨论会综述

1989年10月20日到23日在山东省桓台县举行了“王士禛学术讨论会”暨“山东古典文学研究会第四次年会”。与会代表近80人,提交论文近20篇。桓台新城是清初著名诗人、文论家王渔洋的故乡,在这里举行这一学术活动,居住在他曾生活过的土地上,与他的乡人后人相处,使研究活动更富亲切感。王渔洋主盟清初诗坛数十年,被誉为“一代文宗”,诗作有三千首,他所倡导的“神韵”诗论影响所及达百年之久。但解放后出的几本文学史,评介他的篇幅都不过两页左右,认为他的诗“总的倾向则是脱离现实,缺乏社会内容的”,因此评价较低。这次与会代表几乎一致为渔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抱不平,倡议加强研究。下面试分条对这次会议的论文及有     

王渔洋扬州文学活动评述

王渔洋（王士）是清代“神韵说”的倡导者,康熙年间,他主盟诗坛达５０年。本文评述他在扬州５年文学活动的成就和影响：康熙年间的两次“红桥修禊”,为扬州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其后的卢见曾、曾燠、伊秉绶等人的“红桥修禊”,乃至臧的“冶春后社”,都是王渔洋的余波遗响,扬州文化的振兴,王渔洋是第一功臣;王渔洋在扬州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写景诗的创作,是他标举“神韵”的早期的体现;王渔洋大量的创作实践,以清新平淡的风格取代了遗民诗凄清愁怨的格调,为他日后主盟诗坛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扬州这块沃土造就了一代诗才王渔洋,而王渔洋在扬州的活动,又为扬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渔洋诗则》的真相与文献价值──与刘永平先生商榷

《渔洋诗则》的真相与文献价值──与刘永平先生商榷蒋寅王渔洋幼承家学，长接启、祯故老游，崛起于顺治间，主盟康熙诗坛五十年；兼性喜揄扬济辈、奖掖后进，天下望之如龙门，歙然归向。其论诗之书，家习户诵，门生弟子几遍天下。渔洋身后，诗学著述由门人黄叔琳等陆续刊...     

王渔洋对博学鸿儒科之态度简论

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考试,是清初文化征服的一大策略,对瓦解明遗民的精神抵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这次征诏,当时社会上颇有非议,王渔洋的占论就很有代表性.渔洋讥讽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明遗民,认为遗民应当守道自重,不宜轻易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