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革命新论

王莽新朝是中国皇权体制中实现的第一次不流血的和平权力转移.人们从不追究打下来的天下是否合法,相反倒是对依照某种程序得到的权力却百般挑剔.王莽革命表明,即便不是尧舜那样的圣王,也能通过其他手段实现禅让.至少君权时代的朦胧理想在皇权时代成为现实、和平禅让成为战争暴力之外的另一道路;王莽革命证明了和平禅让的现实可行性和技术可操作性上,王莽革命较之汤武革命更具划时代性.     

王莽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王莽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些做法虽然有些离奇古怪,但其民族关系思想则比较理性,且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一统”既是王莽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还与他的政治思想基本吻合。王莽既清楚“怀柔”的作用,也想以“怀柔”的手段去招徕和安抚少数民族。王莽从“一统”思想出发,试图“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并想按照自己的意愿辅立匈奴单于,以分化和瓦解匈奴,因遭到匈奴的强烈反对,辅立计划一直没能实现。尽管“一统”思想和“怀柔”思想的动机符合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但降王为侯、改换旧印、更名及随意封赏单于等做法,却偏离了王莽的主观愿望,结果激起了少数民族政权的众怒,并导致其民族政策归于失败。     

王莽与儒家文化关系述评

王莽借助传统儒家文化的力量攀登上至尊宝座,想在托古改制中实现儒家的治世理念,但由于囿于时代的限制,外加上他处处附会传统、用人不当等多种原因导致改制失败,他也落个身死名辱的下场。     

王莽经济思想浅析

王莽是西汉末年“新”朝建立者 ,为整顿汉末经济秩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齐众庶 ,抑兼并”、“经济管制”等思想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王莽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胆识的政治家。因此 ,本文以史为据 ,对王莽经济思想进行理论剖析 ,以揭示王莽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     

论王莽土地法律制度的改革

王莽的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历来众说纷纭,争议很大。本文从西汉中后期土地法律制度的流变入手,研究了王莽土地法律制度改革的内容和命运,试图以尽量翔实的史实说明,土地兼并,是封建制度自身所不能解决的顽症。王莽土地法律制度改革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必然。     

王莽新政失败的制度逻辑

王莽推行的大规模激进制度变革,本为实现儒家的盛世理想,结果惨遭失败,与理想严重背离。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其逻辑乃在于西汉后期王莽等社会精英主要基于传统主义的价值取向、天命和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像、巫术和迷信的思想观念感知环境,此种心智模式不能客观地理解社会问题的性质及联系。王莽新政主要聚焦于规制性的制度改革,对制度的认识过于简单和片面,忽略了制度的深层结构和更广泛的方面。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因时间压力和任务压力大,王莽无法制定出可操作的完备改革方案,实施新政的官员们也因改革而预期紊乱和行为失范,进而丧失了执行能力,而一味地使用暴力削弱了改革的动力、增大了改革的阻力,让改革失去弹性,最终只能走向失败。     

礼制改革与王莽代汉

礼制改革是整个王莽改制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这是王莽"文取天下"的关键所在。其将五等爵制与郊庙礼制制度化的过程就是实现政权和平转移的过程。由此可见,王莽之礼除了是对儒家古制的追求,更是为了达到禅汉目的。其中一些制度虽然在王莽一朝没有得到彻底实施,但却成为禅让"心法"传替了下去,并不断地被后来者补充完善,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和平演变的主要依据。     

试探王莽时期的河西物价

通过考察河西出土王莽时期汉简,为我们研究王莽时期河西地区的物价提供了宝贵的佐证。从汉简记载的情况看,王莽时期河西地区的粮价、布帛价、服装价以及羊价、肉价基本是稳定的。由于地处偏远的缘故,王莽末年的社会动荡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传递到河西的时间要晚一些。     

为王莽"篡汉"说正名

受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两千年来,人们对王莽的评价都是建立在“篡汉”这一前提下的,很难有公允可言。王莽代汉是受万民拥戴的,是顺应人心的,其代汉称制并非用强力手段谋权篡国,代汉完全是西汉出现统治危机,机遇使然,“篡汉”说是不能成立的。     

敦煌汉简王莽征伐西域战争史料研究综述

1991年以来,学界对敦煌马圈湾汉简中有关王莽征伐西域战争史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考证、文字释读和史实考订等方面。基本认定这批汉简是当时参加战争的五威左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等人在军事失败后向朝廷奏书的副本。这批材料的出现为我们了解这一西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并为我们解决一些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铜镜铭文反映的王莽改制与历史现实

西汉末年王莽开始实际掌握政权,初始元年(公元8年)他废孺子婴自立皇帝,改国号为新,建年号为"始建国",世称新莽,公元23年赤眉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政权覆灭。王莽在摄政和当政期间为了缓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改私田为"王田"、改奴婢为"私属"、实行"五均六莞"、改革币制、改革政府机构和官名、改封少数民族首领称号等。尽管实行的时间短,但是王莽改制的很多内容在铜镜铭文上面有所反映。     

“五德终始说”之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以王莽代汉立新为中心的讨论

建基于宇宙系统信仰之上的"五德终始"学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论证建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理论工具。西汉初年开始,以"五德相胜"为基础展开了一场汉承何德的讨论;到了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儒生又以"五德相生"为中心为王莽的代汉立新进行合法性论证。从"五德相胜"到"五德相生"的这一转换,既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可循,同时又与现实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五德终始说"作为阐释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其自身的困境与局限也不容忽视。新王朝的开创者可以凭借"五德终始说"来论证建立政权的合法性,那么长久执政合法性的论证与维系,就已经远远超出"五德终始说"所能涵盖的范围。这一困境与尴尬在王莽代汉立新的政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宋以后逐渐被消解与扬弃的命运。     

诗国:王莽庸部、曹部探源

史料显示 ,新莽“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 ,同时又有西部监、北部监、东部监及庸部牧、曹部监等。对这些牧、监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以往的解释存在着混乱错讹。庸部、曹部等应为公之封国 ,取义于《诗经·国风》 ,属“诗国十五”。王莽始建国四年设东南西北中五部监 ,各监 2 5郡 ;同时还另有 1 6个公国 ,即“诗国十五”加定安公国 ,它们半数置牧而半数立监 ,与州牧同级 ;天凤元年每五郡置一监 ,共 2 5郡监 ;地皇二年 ,又为九州及十六公国设置了牧贰、监副。     

从《孝至》后半篇看扬雄对王莽的态度

《法言》一书当完成于汉平帝时期王莽取得“宰衡”称号不久,《孝至》后半篇中赞美王莽的文字,既不是扬雄为了谋得某种好处而有意媚莽,也不是为避祸而写的逊避之词,而是反映扬雄在当时真心拥护王莽采取的政策。     

刘歆、王莽与《周礼》关系之再探

在《周礼》研究中,刘歆、王莽与《周礼》的关系问题无疑有着重要地位。从现存史料来看,《周礼》显然并非刘歆为了王莽篡权而伪造的著作。但刘歆、王莽对于《周礼》的态度并不相同。刘歆开始对于《周礼》并不重视,因此,在其争立古文经学的时候并未提及《周礼》。到了王莽居摄以后,受到王莽的影响,刘歆才开始重视《周礼》。也就是说,《周礼》虽然由刘歆重新发现,但其真正对历史发生影响却在于王莽的政治实践。     

从《汉书》看王莽的历史思想

《汉书》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王莽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主要依据《汉书.王莽传》中的王莽的所作所为,结合时代背景总结出王莽具有根深蒂固的复古思想、＂十四代一循环＂的思想、大一统关照下的夷夏之辨以及天人感应的历史思想。种种迹象表明,王莽不仅仅把这些思想当作其谋权篡位的工具,更是他真心实意的信奉它们并将其作为执政的信条,而这些历史观不仅为王莽所独有,这也是其生活的西汉末期的时代背景,同时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王莽

这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穿得显然单薄了些。他不得不站在街角，因为王凤府门El已经被拜年的人和车马包围了。     

从秦政和王莽"新政"看统治模式转型的重要性

以"法治"为内核的秦政形成于商鞅变法后,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国家统一后没有及时转换统治模式,导致秦朝遽亡;王莽"新政",以儒家"王道"理想为内核,用"先王之制"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然而历史没有赋予王莽转型统治模式的任何空间,新莽政权也短暂而亡.     

西汉议禅思潮及王莽禅汉的儒家仁政礼治文化背景

王莽禅汉,是西汉后期泛滥开来的"天下不私一姓"禅让思潮的直接结果.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走向实用,灾异天谴说与五德始终说弥漫,从而成为禅让思潮此起彼伏的思想根源.王莽选择禅让,屏弃居摄与篡逆,是受先秦儒家仁政礼治思想的深刻影响.王莽因藉思潮,促成禅让,开启王权专制制度下禅让政治的先河.     

“高句丽侯驺”考辨

本文通过对高句丽早期王系的再整理,指出高句丽早期王系是经过人为炮制后的产物,从而肯定新朝诱斩的"高句丽侯驺",就是高句丽高氏政权承认的始祖朱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