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对深圳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以网络规模和有无弱关系分别代表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数量和质量特征,分析了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现状分析表明,农民工发生流动后,其社会支持网的网络规模显著变小,以强关系为主;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经济地位对于社会支持网的数量和质量均产生影响,流动经历和工作转换经历这类经验性因素对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数量特征具有影响,而农民工个体的个人属性、人力资本状况和后天的学习适应能力对其社会支持网络的质量特征也产生重要影响。     

城市贫困人口情感支持网基本状况

通过对天津贫困人口中628个样本的分析,发现：城市贫困人口的典型情感支持网规模较小,网络趋同性高,网络异质性低。在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亲属关系所占比例较大,特别是近亲居于绝对的主要地位,网络关系强度较高。     

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络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时空问题是城市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通过对天津随机样本的调查,探讨了天津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成员与调查对象认识时间比较长、空间距离不大,心理距离很小,且交往频繁。多种因素对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时空分布都有影响。     

社会流动对亲属关系的影响分析：以北京市流动人口为例

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关注的主要是社会关系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很少有学者关注社会流动会对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何种影响。基于从外地到北京经商的30个成功家庭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研究表明，社会流动没有对亲属关系的亲密程度产生任何影响，流动者仍然与亲属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亲密程度没有变化并不意味着关系结构没有发生变化。随着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日益不平等，亲属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核心与边缘的分化。虽然父母的家庭地位因为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影响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流动者与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的关系变得明显不平等，出现了显著的权力分层。掌握更多资源的流动者在家族中逐渐占据了核心地位，而其他亲属则明显处于从属地位。     

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支持研究——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例

本文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样本,对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支持进行了研究.在社会支持网的特点方面,女性婚姻移民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较小、网络关系的构成主要以强关系为主;在社会支持的来源和内容方面,家人、朋友等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为女性婚姻移民提供了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社会交往的支持相对缺乏,来自政府和社区的正式社会支持明显不足,影响女性婚姻移民获得社会支持的因素主要有女性婚姻移民自身的社会地位、婚姻以及迁移等.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结构分析

采用2005年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利用指数随机图模型(p * 模型),分析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包括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结构.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社会网络关系稀疏.尤其是社会讨论网;无论在聚敛性还是扩张性方面,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核心一边缘的局部结构均较明显,且有小团体现象产生;社会支持和社会讨论关系都更可能受到中间人的控制或约束.属性变量对社会支持网的影响较多.而对社会讨论网的影响较少.指数随机图模型为基于社会网络来认识农民工的社会化过程提供了新的方法.     

农村男性的婚姻状况与社会支持网络

利用在安徽省乙县农村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和构成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社会支持网的影响以及两个群体社会支持网的影响因素差异。结果表明,婚姻状况显著地影响了农村男性社会支持网规模,失婚使大龄未婚男性获得的社会支持,尤其是情感支持远少于已婚男性;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支持来源也迥异于已婚男性,他们的支持网中有弱关系的可能性低于已婚男性。     

单亲家庭社会支持网的结构探析——基于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的个案研究

通过对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的个案研究表明,碾子山区单亲家庭的社会支持网具有异质性低的特点;朋友网相对稳定,亲戚网和邻里网的变化引起网络规模的变动;进入单亲家庭社会支持体系的是绝对的“强关系”,体现了强关系的力量。     

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及结构研究——兼论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境

本文通过对311份老年人社会网络状况结构访谈问卷分析发现,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均值为4.63人,其中,年龄、居住状况、照顾子女家庭以及参与娱乐活动等因素对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老年人社会网络的亲密者与老年人之间没有明显的相似性,老年人社会网络主要亲密者是老年人的配偶、孩子和其他亲属,这些“强关系”给予老年人更多的社会支持.由于家庭规模缩小引起社会网络结构变化,本文对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的养老问题提出了基本解决思路.     

区域性商会组织的网络结构实证研究——以跨地区潮汕商会为例

本文采用关系强度、网络异质性、网络规模对潮汕商会内潮商个人网络结构特征进行测量,分析香港和汕头地区潮汕商会内潮商个人网络结构特征的基本情况,采用商业网络、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金融机构网络对外部网络进行分析,比较两地内外部网络特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依托香港潮州商会和汕头市工商联,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会员企业进行调查并获取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和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两地潮商的血缘、友缘和业缘关系均属于强关系,学缘关系则属于弱关系。其中,血缘关系和友缘关系,情感支持和社交支持都是最重要的。第二,两地潮商与长辈、同性和同业成员的关系强度相近,网络规模则差异较大。第三,两地潮商的外部商业网络规模和关系强度均较大,但科研和金融网络规模和关系强度均较小。第四,两地潮商的高校科研网络规模和关系强度差异较大;两地潮商的金融网络规模和关系强度则各有特点。     

城市贫困家庭劳动人口就业支持网实证研究——以长沙市两个街道为例

城市贫困家庭劳动人口在就业市场上大多数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状态颇受正式与非正式的就业支持网络影响.根据长沙市雨花区两个街道的就业支持网络实证研究,借以探索如何构建城市贫困家庭劳动人口的就业支持体系.     

基于可达性与经济联系的“一带一路”经济带引力格局划分

对“一带一路”经济带交通网络及国家经济联系的研究是推进沿线国家合作相通的基础,基于 GIS 空间分析技术,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一带一路”的空间可达性,进而引入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强度,探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及引力格局划分方法。研究认为,“一带一路”中国地区主要节点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通道”型空间特征;西安是“一带一路”起点地区的质心城市,承担了中国境内大部分区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国家及地区的联系,沈阳是东北地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是中国向北开放的窗口;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联系的区域特征明显,具有强经济联系的国家有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等,较强经济联系的国家基本为中亚区域国家,主要是蒙古、哈萨克斯坦、波兰等,欧洲区域的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强度处于中等水平;根据经济联系强度,将“一带一路”经济带分为三大区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中蒙俄、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纽带,推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合作,三大区域应该加强优势互补与贸易相通,打造城市群与重要节点城市来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支持研究述评

社会支持研究发端于个人健康的社区心理学研究。随着网络分析概念和方法的引入,社会支持的定义更为系统,相应的操作化测量更为规范。通过对社会支持的来源组成、支持网络的关系和结构、实际获得支持与感受支持、支持作用机制等问题的梳理,影响个人健康的社会因素得到更为全面的检视。     

社会信任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社会信任对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理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基于对上海的抽样调查资料,通过OLS回归模型发现,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和典型普遍信任更多地对农民工社会心理文化层面的城市融合有影响,对经济层面的城市融合影响有限,仅有一般普遍信任对经济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此应积极引导农民工树立自信,减少本地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不信任因素,加快相关制度改革,拓展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     

基于网络经济效应的中国道路货运问题

为从理论上探索实现道路运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推动和促进道路货运的网络化与集约化发展,运用网络经济理论和相关统计资料分析了中国道路货运业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分析认为,公路网络不完善、运输行业结构设置不合理、运输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及行业信用严重缺失等问题是阻碍道路货运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促进道路货运业网络化发展,有必要继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力度,并着力调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行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和软硬件结构。同时,政府应大力扶植和发展货运代理业以及道路货运信息系统,并从“约律规范”和“道律规范”两方面解决市场信用缺失问题。     

流空间视角下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推广破除物理时空壁垒,促进城际分工协作,深刻重塑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加速城市群空间体系由传统规模等级秩序向新时期均衡化发展模式演变。同时,城市群内多重要素流的交互联系推动形成网络化空间结构,有效提升整体网络外部性,进一步强化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提升的赋能表现。因此,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内在机制既存在直接效应,也存在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群各类联系流网络的调节效应,包括交通信息网络、传统要素网络和创新要素网络。在理论框架指导下,文章以我国19个城市群为样本,建立多源数据库,测算各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以及基于三种联系流的网络外部性,总结特征事实,开展实证检验。基于特征事实的分析表明：我国19个城市群的数字经济水平稳步提升但存在较大的区域发展差距,形成相对梯度发展格局;大部分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提升,个别城市群呈现极化发展态势;各城市群均形成一定的网络型空间结构,但存在较大的个体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差距。基于实证检验的分析表明：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直接提升其空间体系的均衡化程度,工具变量回归和核心解释变量替换后的结果保持稳健;现阶段城市群内物的流动相比于人的流动更有利于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均衡化,第三产业主导的区域产业结构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城市群空间极化发展;城市群内交通信息网络、传统要素网络、创新要素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的赋能表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直接效应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调节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文章首次建立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理论机制框架,并通过特征事实阐释、实证检验分析等方法加以论证,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变革方向与优化路径提供参考与借鉴,对促进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即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特性重塑城市群经济地理格局,加速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均衡化的城市群空间体系,为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整体协同性提供重要支撑。     

长江经济带城市功能联系网络及其协调发展空间效应研究

城市功能联系网络的空间外部性对解释区际互联互助、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探究产业联系下的城市功能网络结构及其协调发展空间效应：首先，根据城市产业分类及功能特性构建了城市功能结构体系；其次，基于产业联系角度，运用修正引力模型测算城市功能网络联系强度，并借助重尾分级法确定网络层级结构；再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网络空间分布结构、网络密度效率和网络边界效应三个层面剖析各类功能网络结构特征；最后，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城市功能联系网络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全域内各类城市功能网络结构形态存在差异，流通和公共服务功能网络呈跳跃式交织联结分布，其余三类功能网络均呈“东密西疏”梯度化递减的网状分布；全域内各类功能联系网络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异性，上游以成渝双核引擎式联动发展，中游形成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三足鼎立式”轮轴辐射结构，下游呈“一核多中心式”扁平化结构；城市综合功能网络对区域经济协调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空间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产业联系的分功能网络对区域经济协调的作用程度存在差异，生产功能溢出效应最大，流通和公共服务...     

上海市贫困女性老年人口特征分析

利用200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数据对上海市贫困女性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经济支持和医疗保障等特征进行分析.分析发现:上海市老年女性人口中,农村的贫困女性老人在绝对数和比重两方面都高于城市;女性老年人的贫困比重高龄者高于低龄者;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老年人遭受贫困的风险明显高于受教育程度高者;丧偶老年妇女更容易陷入贫困;随着子女及孙辈经济支持水平的提高,女性老年人口陷入贫困的比重逐渐下降;医疗"完全自费"的老年妇女贫困比重高于能够享受医疗保障的老年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