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低保户贫困程度瞄准与识别分析——基于H区域居民实际生活指标研究

由于农村低保对象救助层次很不明显,没有针对低保家庭的不同贫困程度进行等级划分,导致政府很难把有限农村低保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笔者利用层次分析加权法(AHP法),将政府对农村低保群体贫困程度的经验判断给予量化,在目标因素结构复杂且缺乏必要数据的情况下,使用其解决农村低保对象的贫困程度更为方便,从而更好地实施农村低保及配套项目。     

刍议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运行与完善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自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的政策嬗变。21世纪以来,针对农村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国务院先后出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医疗救助、农村"五保"供养等一系列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但其在运行中仍存在救助标准偏低、救助覆盖面不足、救助配套政策缺乏、救助资源整合不到位、救助管理服务不规范等问题。为提高农村社会救助水平和扩大农村社会救助范围,应从规范与整合救助项目、优化制度设计、增加资金来源、理顺管理体制、健全法律法规等方面完善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边缘贫困群体的形成原因及扶助对策——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边缘贫困群体是一个新出现的困难群体.结合江苏省南京市的具体情况,分析了这一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认为"低保"标准偏低、界定的单一化、就业不稳定以及政府缺乏专业工作人员,是这一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探讨了针对边缘贫困群体的4点扶助对策,即推行"发展性社会政策"、实行差别救助、积极发挥社区援助功效以及强化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     

“后小康时代”社会救助制度的调整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

我国现行生存型社会救助制度已经无法顺应“后小康时代”农村贫困形式变化的需要、无法满足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无力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迫切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后小康时代”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应该向积极和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转变：价值理念上,从消极被动的事后补救转向积极主动的事前预防;制度目标上,由满足贫困群体低层次需求转向兼顾高层次需求;救助主体上,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参与;救助对象上,从政策受益者向政策边缘人延伸;救助方式上,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救助体系上,由“碎片化”到“整体化”。转变。     

重庆农村社会救助现状透视与制度构建

以重庆农村的560个典型样本为分析素材,揭示了当前农村社会救助的现状表征,结果显示:目前农村贫困家庭的社会救助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要形式;政府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社会救助投入并没有完全和该群体的实际需求相匹配;农村贫困群体从心理上对政府和集体保持着相当程度的依赖;政府对农村贫困家庭各个方面的救助质量具有差异;政府在救助政策的执行力方面有待提升。所以,农村社会救助的制度构建需遵循政府主导、战略谋划、因势利导、分类侧重、渐进推进这五大原则。     

供暖体制改革与社会政策的制度性缺陷

供暖体制改革后,很多城市针对困难群体的采暖需求实施了由政府和企业共同负担的采暖补贴政策。长春、哈尔滨、太原和天津四个试点城市的采暖补贴政策表明,政府的采暖补贴只覆盖了低保户中的极端贫困者,而企业的补贴则明显地倾向于收入较高的群体。大多数低保户以及处于贫困边缘的低收入家庭既不符合享受政府补贴的资格,其工作单位也往往由于经营困难而无法分担其采暖费用。因此,供暖改革不仅明显地加剧了当前贫困家庭的经济困境,也使相当一部分处于贫困边缘的群体由于生活费用的增加而陷入了新的贫困。供暖改革对贫困及低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反映了我国现行社会政策在公平和效率方面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政府需要对社会政策的积极作用以及缺少社会政策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有充分的认识,制定积极的政策帮助社会成员增强其适应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能力,从而减少或避免使他们陷入贫困的因素。     

低保边缘家庭社会救助政策的供给要素评析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为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提供了底线保障。依托既定的低保标准,低保边缘群体是被广泛提及的一类相对贫困群体,面对同样的生活困境,他们得到的救助资源是较为有限的,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需要对该类群体的救助帮扶状况给予关注。在吉尔伯特和特雷尔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下,可以从供给对象、供给内容、供给体系、供给保障四个方面对当前低保边缘家庭救助供给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作全面检视。虽然相关救助措施在扩大救助范围、扩充救助内容、缓解低保制度的悬崖效应等方面呈现一定的政策有效性,但还存在救助标准界定工具简单、救助内容造血效果不足、救助管理体系缺乏顶层设计、救助资金来源渠道少等问题。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救助主体单一、救助标准较低、救助理念以保生存为主等不足,从而造成资金来源紧张、救助覆盖狭窄、救助目标弱化等后果,也成为当前制约低保边缘家庭救助水平提升的核心因素。     

支出型贫困视角下农村社会救助扶贫效果研究

贫困问题的界定决定贫困问题的治理方式。我国对贫困的界定和测量都是以收入为标准,然而,考察当前农村贫困可知,由于重大疾病、子女教育、突发事件等原因形成的支出型贫困越来越多的成为导致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由此,针对支出型贫困的社会救助项目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是提高精准扶贫效果的关键。本文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FGT贫困测量指数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扶贫效果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扶贫效果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针对支出型贫困的救助项目尚未得到重视。因此,为提高社会救助对精准扶贫的效果,今后农村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提高低保水平、有针对性地对支出型贫困进行救助、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等。     

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社会救助问题研究

贫困在我国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仍广泛存在,其中老年人口相对于青年人口而言更容易陷入贫困,这主要表现在农村老年人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贫困、精神贫困,在老龄化背景下还面临着严重的代际矛盾,更容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就需要政府在农村原有的“五保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扩大救助资金来源渠道;对老年贫困人口进行分层分类救助;加大对农村医疗救助的投入;将社会救助与子女养老挂钩;在农村实行教育救助,对预防老年贫困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     

香港的贫困及救助:从理论到现实的探讨

对于贫困问题,香港可设立基本与非基本两个贫困线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从而在保障底线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柔性调节;应当把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结合起来,分别反映香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不同状况.香港的贫困问题属于丰裕社会中的结构性贫困,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性贫困有根本区别.对于香港的贫困救助,香港一直坚持"低税制、低福利、高发展"的路线,结合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实际建立了相当完善、颇具特色的社会救助模式.香港模式融合了西方补救型福利和东方儒家文化的特质,在救助目标、救助对象、救助主体、救助标准和救助内容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香港模式对内地的社会救助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贫困问题 ———兼论人口流动的影响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乡城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更加复杂,然而,目前仍缺乏对老年群体有针对性的贫困监测。文章提出老年贫困测量应衡量经济条件、身体健康和心理状况多个维度,并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的视角,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对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健康和心理三个维度进行了贫困决定分析。分析表明,子女数量对老年人的经济贫困和心理贫困都有显著的影响;独居的老人陷入三种贫困的风险更高;而无退休金的老年人陷入经济贫困的风险比是有退休金老人的22倍。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产业化项目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减贫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产业项目扶贫运作逻辑受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这一运作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要使当前的产业扶贫真正惠及穷人,既要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关系结构,尊重和重建广大基层组织与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助,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     

论多维贫困视角下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从多个维度而不是单一的收入维度来测量贫困和缓解贫困是学术界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少从制度构建上来关注除了收入贫困之外的其他贫困群体,这显然忽视了不同贫困类型群体间的差异性,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因此,在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构中引入多维贫困视角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多维贫困理论及其衡量维度和指标对我国当前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尝试提出构建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议。     

我国农村贫困救助制度:反思与重构

农村贫困救助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最后一道安全网,它对赈灾救济、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持续进步,这一制度也暴露出:救助理念落后、救助的法制化水平不高、救助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据此,有必要更新救助理念,推进法制建设、完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并跟进相关配套措施,以是完善我国农村贫困救助制度.     

建立中国农村社会保险体系的探索

对农村产生贫困原因的分析是制定和选择社会保障项目的依据。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存在于社会,必然有其特殊规律,其规律是建立社会保障原则的依据。其原则包括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应与农村社区经济发展相适应,改一元筹资为多元筹资,坚持自助与共济相结合等等。应依据农村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建立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社会保障项目。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其项目结构应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义务教育。但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解决贫困及贫困派生出来的社会问题作为解决的重点。     

对民间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的思考

民间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对于关爱贫困群体,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具有最直接最基础的意义。为此,要鼓励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农村社会救助。目前我国大多数民间组织自律机制不够健全,政府的法律法规监督体系也不完备,影响了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通过创新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等措施保障民间组织健康发展,使其成为农村救济的有益补充。     

农村医疗救助及其配套项目的实施状况评估

农村医疗救助自2003年开展以来,对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最大程度上杜绝了“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象的发生,但是实施和管理效率如何取决于制度自身及配套项目的实施和管理水平.通过对比民政部门人员和农村居民发现二者在农村医疗救助及其配套项目的选择存在差异性,同时资金来源的不同模式也会对决策方式、项目的形式等方面产生影响.研究显示,民政部门人员和医疗救助对象对农村医疗救助项目的实施效果评价高于一般村民,医疗救助的不同资金来源模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需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社会资本、风险抵御与农村女户主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底中国将实现全面脱贫,特殊困难群体的持续性脱贫问题成为新的关注点。为此,本文以贫困脆弱性作为衡量特殊困难群体长效稳定脱贫的指标,并借鉴可持续生计模型,构建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测算中西部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基础上,实证研究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相较于男户主家庭,女户主家庭持有的生计资本较少,其贫困脆弱性程度更高。内部生计资本中的金融资本体现了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直接显著地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外部资本,可以提高家庭风险抵御能力,进而对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在风险抵御上,女户主家庭主要依靠强关系进行非正规借贷,而男户主家庭主要依靠弱关系进行正规借贷以抵御风险冲击。研究还表明,女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也会受到重大事件、政府补助金额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当关注女性或女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问题,短期可加大对贫困脆弱女户主家庭的救助力度;长期可从增加社会资本的角度为其制定长效脱贫政策,如有针对性地引导社会组织和社区为女户主家庭提供支持。     

性别视角下农村独居老年女性的社会支持研究——基于山东省M镇的调查

通过对山东省M镇135位农村独居老年女性和44位独居老年男性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可从性别角度对农村独居老年女性的社会支持进行分析,发现农村独居老年女性的社会支持水平整体低于男性。经济支持方面:农村独居女性对基础养老金的依赖性强,自我经济保障能力差,经济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普遍偏低,自评经济状况"很差"比例大。生活照顾方面:身体差的农村独居老年女性的日常自我照顾水平低,女儿是其生病时的主要照顾者。精神慰藉支持方面:农村独居女性老年人的孤独感不强烈;邻居对独居女性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支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身体差的独居老年女性的精神慰藉支持状况较差。因此,应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将强调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政府需要提高对农村独居老年女性的救助帮扶力度,进一步扩大其慢性病和农村低保的保障范围。政府应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方式,给予农村独居老年女性更专业性的帮扶,同时根据家庭需要适时改变其居住安排等一系列举措,以此解决农村独居老年女性面临的养老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