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话语笼罩下的私人化叙事--丁玲、张辛欣创作比较论

丁玲、张辛欣早期创作所采用的是一种私人化的叙事方式 ,这种迥异于主流话语的小说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这一创作状态并未继续下去 ,很快便被处于社会政治文化中心的主流话语所遮蔽。在她们从抒写“一己体验”而转向直面“众生相”的变化中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在她们的创作转变中 ,流露出了私人化叙事向主流话语靠拢的趋势     

漂过岁月溪流的不谢玫瑰——论丁玲作品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轨迹

丁玲的创作风格几次发生显著变化,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女性意识发展轨迹:初登文坛、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创作、延安解放区时期至新时期复出。丁玲创作历程的女性意识从鲜明到暗哑的发展轨迹都折射出女性在确立自我历史发展进程中跋涉的艰难,直至最终消隐的悲哀。     

郁达夫的男权意识与文学创作

五四时期张扬个性的郁达夫作为男权中心社会的一员,他始终无法摆脱男权意识的传统影响,在抒写女性时,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了男权意识与男性立场。     

论新世纪小说的狂欢美学

进入新世纪以来,“70”后作家的创作普遍呈现狂欢化倾向,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的“形而下状态”的“肉体的体验”为狂欢化叙事作出了具有转喻意义的注脚。另一方面,余华、莫言、毕飞宇、贾平凹、阎连科、格非等已经有相当影响的作家,也选择狂欢化叙事作为其创作的转向和突破。狂欢化叙事已经溢出了既有的“知识”视野,主流文学的知识谱系无法对它作出有效的指认和判断,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狂欢化的人物、艺术思维的狂欢化和狂欢化的语言特征集中反映了这一变化。     

战争诗化小说:从《荷花淀》到《百合花》

在解放区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中,《荷花淀》与《百合花》作为战争诗化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中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这两篇小说在迎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具有某种偏离主流革命文学的特殊品格,具体表现为文体偏离、风格偏离与情感偏离,由此形成其独特的美学特征。探讨这种在中国现代特殊的文化生态和政治环境下所形成的异质性,对于深化革命文学研究不无启示意义。     

钱杏邨文学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

时代精神、宣传性、阶级性、新写实主义等构成了钱杏邨文学批评的主导话语,这种变化是其"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获取路径改变的结果。钱杏邨接受和再阐释苏俄、美国、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以之作为文学批评的理论武器,直接面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革命文学建设、五四文学传统重估以及革命文学创作等问题,并试图在文学批评中干预文学创作,建立新的文学范式,培养无产阶级意识、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战争诗化小说：从《荷花淀》到《百合花》

在解放区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中，《荷花淀》与《百合花》作为战争诗化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中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这两篇小说在迎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具有某种偏离主流革命文学的特殊品格，具体表现为文体偏离、风格偏离与情感偏离，由此形成其独特的美学特征。探讨这种在中国现代特殊的文化生态和政治环境下所形成的异质性，对于深化革命文学研究不无启示意义。     

文学研究会与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现代文学研究界从构造左翼文学历史的设定出发,把早期共产党人视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事实上,文学研究会才是革命文学最初的倡导者.文学研究会认为,使革命得以成功的应是革命文学而非革命理论,呼吁文学家要创作反映社会黑暗与痛苦的革命文学.文学研究会开启的"文学与革命"讨论,引起新文学家与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学使命的思考,他们从文学或革命的立场提出的革命文学主张尽管存在差异,但都强调革命文学家的重要性与神圣性.换言之,将革命文学家道义化与神圣化,成为初期革命文学倡导的主要历史特征.     

论沈从文创作的两次转换

沈从文的创作历程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分野,包含着两次转换:其早期创作具有明显的自我抒写性质,成熟期创作重在人性抒写;后期创作出现"向内转"的倾向,具有"抽象的抒情"性质和更多神性抒写的成分.沈从文由自我抒写到人性抒写的转换是一次具有跨越性意义的成功转换,而由人性抒写到神性抒写的转换,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性影响则出现内在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其艺术创造力的衰竭,最终导致沈从文由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沈从文创作的三个阶段和两次转换中,不仅可以把握到沈从文创作的心路历程与精神走向,而且可以从中把握到沈从文"人性美学"的演变轨迹及其创作独特性的基本内涵.     

“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论争的核心

大革命的失败催发了茅盾革命文学观念的嬗变,他与太阳社、创造社原本既已存在的“革命文学”观念分歧进一步外显和扩大,由此导致他对革命文学倡导者观点的质疑和批驳,也终而引发太、创二社化“友”为“敌”对他展开猛烈的围攻.论争双方在“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的论辩过程中并非仅仅围绕小资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艺这一个话题展开,不容忽视的还有茅盾《幻灭》等小说中人物的出路问题,以及是立足于腥风血雨的黑暗现实回过头来反思革命还是以乌托邦的未来想象激发人们继续革命,要不要揭示革命阵营内部的阴暗面等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而这一切又共同指向要不要写真实以及什么样的“真实”等革命文学创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文学视野里的湖湘文化与蜀文化比较——以湘、蜀两地作家创作为例

湖湘文化与蜀文化发育、生长于相类的文化生态中,文化结构形态、艺术传统和文化精神有较大的共性.又因环境条件和历史传承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湘、蜀两地作家的创作充分反映了这种文化影响的异同性.共性——言志抒情的创作价值取向;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作品文化内涵的二元结构形态.差异——“大湖”与“盆地”的创作意识;理性思辨与感性抒写的创作思维;清新、明丽、阳刚与沉滞、冷峭、阴郁的风格色彩.     

当代陕西文学主流意识流变论

陕西当代文学以现实主义为本体形态,以主流意识为其质核,在当代中国文学界已成共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柳青、杜鹏程等人的创作,形成了主流意识的高潮期;八、九十年代以贾平凹、陈忠实等的创作为标志,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意识逐一弱化、退潮,一种更为宽泛与多义的文学形态悄然崛起,展示着文学不断适应时代变化的规律.     

论茅盾与革命文学派围绕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论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茅盾从政治激流中悄然隐退,然而他并未放弃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在其后创作的小说及论文中,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为茅盾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在茅盾看来,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实践及革命文学的创作都是不得不依恃的重要力量,他们并非如革命文学家所认为的纯然为寄生阶级,而具有自身的主体性。茅盾的上述认识导致他与革命文学派作家产生了激烈论争。在论争中,茅盾开始调整自己的立场,其对小资产阶级主体意识的强调逐渐被有意识地遮掩和修正,并接受了革命文学派作家对其提出的在作品中表现历史必然性的要求。茅盾的转变为其日后加入“左联”并成为领导人之一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论女性网络文学的个人化特征

女性网络文学受到女性主义全球化和主流文学个人化创作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个人化特征。它是创作主体挣脱社会主流意识统辖而返回文学本体的一种主要方式,是当代文学发展进步的成就之一。正确理解、区分女性网络文学个人化以及帮助、引导其健康发展,是当前网络文学创作与评论的重要课题。     

偏离与趋同:双重视域的价值选择——1949-1955年《人民文学》实例分析

1949-1955年的<人民文学>呈现出主流叙事与另类话语两种话语形态并存的局面,另类话语的特异存在显示了其与主流叙事偏离的同时,又有着对主流意识做出妥协与让步的精神态势.站在创作主体和编辑主体的双重视域下,从创作主体的边缘文本向主旋律妥协、编者主体于矛盾中的顺势而变以及双重视域的价值选择进行分析,从而见出<人民文学>在主流意识影响下的基本特色与潜在特性.     

《珍妮姑娘》的男性视角探析

《珍妮姑娘》是德莱塞小说中受到关注最少的一部。批评家多认为作品是强调人在环境中的无能为力,赞赏珍妮姑娘的自我牺牲精神。本文试用女权主义的一些观点进行分析,探讨作者德莱塞的男性视角是如何操纵着珍妮的命运及作品的创作的,进而揭示作品中所体现的男权文化和女性意识,并探析造成珍妮悲剧的根源,指出作者无法超越主流意识和男权中心文化。     

烙印历史足迹的"人性"——苏联"现代"文学的再思考

苏联"现代"文学,与其他民族国家特定时期的文学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迹.创作活跃在这一时期的苏联作家,在作品中反映苏联社会的主流思想与人民的精神,在文学殿堂中大力塑造在苏联革命与建设中的人民形象,抒写人民意识的觉醒与创建新生活的信念,揭示苏联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30多年的苏联"现代"文学见证了苏联社会的历史风云,也构成其独特的"人性"特征.     

论当代书法创作的思维结构

书法创作与思维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就思维结构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同时分析了当代书法创作主流和存在的问题,认为书家应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和相应的思维结构。     

白先勇作品的大陆传播与“经典化”过程

白先勇凭借其独树一帜的创作面貌与文学成就,成为新时期最早进入大陆并逐步走向“经典化”的台湾作家。考察白先勇作品的“大陆之旅”可以发现,文学期刊与出版、学院研究与教育、文学评选活动与跨媒介改编等因素共同促进与推动了其作品在大陆的传播、流布与“经典化”过程。意识形态语境、商业意识、主流伦理观念等非文学因子也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以不同形式影响了白先勇小说的“经典化”路径。此外,作家的将门出身、频繁的媒体“曝光度”与“亲民之举”、新作的成功宣传等,都对白先勇作品的畅销及其华文经典作家的形象塑构有所助力。     

论查尔斯·狄更斯小说的历史意识

狄更斯以睿智深邃的眼光洞察历史的面貌,从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历史事件中汲取艺术素材,创作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作品,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其目的是展示干预现实的一种创作态度,并藉此折射社会历史状况。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狄更斯没有放弃对人生终极价值的探询,他对人生和历史的激情抒写,心系国家的忧患情怀,以及主体在突破、探求和审已中的反思意识与超越精神,都是其历史意识的充分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