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与“自然”——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刘亮程散文

自然存在于特定时空,自然书写因此被烙印上地域色彩,“地域”成为一种解读路径。人文地理学的“地方”理论强调地方体验的主观性和人地关系的复杂性,为重新观照文学作品的地域性提供方法。由此出发考察刘亮程的散文,从《一个人的村庄》到《在新疆》,从大漠深处的村庄黄沙梁到整片新疆大地,刘亮程的创作始终植根于特定的地理空间。生长于黄沙梁时,刘亮程处于地方内部,而当他走出此地,作为异乡人面对新疆的其他地方时,带着融入的渴望却感到旁观的隔膜。人地关系的变化牵动着刘亮程认知新疆大地时情感和思想的变化,最终促成刘亮程自然书写模式的转换。刘亮程的自然书写从日常生活经验的私人絮语变为为自然声张的生态代言,在黄沙梁自童年积累起来的人与自然的亲密情谊变为生态危机下的伦理责任,旧的自然书写模式式微,新的模式取而代之。     

流动的代价:村庄问题呈现及治理反思---一个村庄个案的微观透视

作为事实上的“社会单位冶,村庄是探讨农村发展与治理问题的理想“单元冶。 村庄个案的剖析表明,农村人口流动伴随着巨大的代价付出,包括村庄秩序面临失衡挑战、村庄发展动力丧失、村庄悲剧事件增多等等。 代价视角下的问题分析表明,农村村庄治理亟需作出三个层面的反思:从治理对象层面看,治理实践中需要格外重视村庄的价值,在发展思维和认知上树立起“村庄本位冶思想;从治理主体层面看,村庄治理举措要建立在尊重并调动农民的主体性基础之上,不能把农民仅仅视为需要改变和发展的客体,将其置于被动的承受者位置;从治理目标层面看,村庄治理的目标设定与政策设计需要将重心置于文化之上,超脱单纯的经济物质取向。     

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

文章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发展水平的村庄其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和供给模式,探索了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与村民自治之间的联系,并从社区外和社区内两个层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     

垂直激励、村庄治理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

面对严峻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难题，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手段向农村输入资源具有重要价值。然而这一价值不应局限于兜底保障功能，更要从激励视角促发村庄养老服务供给自主治理的活力。运用扎根理论，在对山西省日间照料中心的研究中发现，政府以垂直激励来激发村庄治理进而推进村庄养老服务的生产，其中激励感知为差异化的传导中介。整体而言，从激励理论视角揭示了这一情境中的“前台-后台”作用机制。垂直激励为村庄治理开启了引擎，并键入了制度生成，但也存在难以触达村域治理主体心理层面与激励感知窄化两重约束。因此，应当注重通过垂直激励引导村庄内生激励生成而非仅仅作用于激励感知层面，注重对村庄能人认知观念和村级党组织进行非物质激励的构建，以及开发整体性的差异化激励策略。     

荒野的恐惧与忧伤的漂泊——对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非诗意的解读

解读刘亮程的代表作《一个人的村庄》,认为其笔下的村庄绝非是如表面所展现的诗意,在与世隔绝、荒僻落后的村庄意象中,隐约透露出作者对荒野所独有的的恐惧;在舒缓的文字叙述下,其实掩藏着作者一颗焦灼的灵魂;在刘亮程的家园空间结构中,作者为家园的终结而愁肠百结,起点是家园的失落,终点无一例外是漂泊,而漂泊恰是家园丧失的反映,其隐含的则是作者对生命意义的拷问和对精神家园的追寻。     

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研究

村庄是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主体,其供给效率一般与供给能力密切相关,然而村庄供给能力增强不一定会转化为供给意愿提升。基于对珠三角方村的田野调查,通过构建村民—村庄—政府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案例探讨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具有公共品供给能力,但将供给责任推卸给政府,呈现出策略性供给行为,具体表现为：依附式策略性供给、卸责式策略性供给、均衡式策略性供给和应付式策略性供给。该行为产生是因为村民保护集体产权按份共有制“私有财产”、村庄形式化民主反噬公共性和政府弱嵌入结构消解动员能力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其转向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公共品供给的边界、完善自主供给制度和重塑村庄社会资本等。     

农村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庄治理

对闽、赣、湘三地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探讨土地流转背景下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形成机制和村庄治理参与行为.分析发现:土地向规模经营主体的集中,规模经营主体的身份符号和对占有资源的策略化利用,村组织衰落和土地流转后村庄常住人口的减少等因素,推动了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崛起.新土地精英具有参与村庄治理的历史必然性和主观需求性.但应当注意,新土地精英的崛起和村庄治理参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需从加强规制入手,既发挥新土地精英作为治理主体的功能,又要避免其对村庄公共资源的攫取,以有效解决或缓解农村社会问题.     

村庄回应视角下项目进村的路径优化探析

项目进村是推进乡村发展的重要方式，村庄回应能力事关项目实施成效。基于村庄回应分析视角，从项目进村中村庄对项目诉求的感知、与各个主体的认同构建以及实施主体间的共同行动三个回应过程，深入分析Z省W村改善项目进村实际效果的系列行动，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提升村庄回应能力优化项目成效，需要以项目技术治理作为项目落实的基本遵循、调动村庄内部力量作为实现项目进村利益多赢的有效渠道、增进村庄内部的信任联结作为项目推进的有力保证、发挥乡村非正式规则对项目进村的优化作用。     

西北少数民族乡村社区文化发展的若干思考——基于哈密阔克麦西莱甫的田野调查

阔克麦西莱甫是新疆哈密地区维吾尔族乡村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选取新疆哈密市陶家宫镇的一个维族村庄为田野调查点,把该村庄中阔克麦西莱甫的变迁与传承作为个案进行研究,从保护层面和发展层面进行分析,提出了保护与发展并重的民族乡村社区文化发展思路,并在社区参与的视域中分析了政府、文化传承人、社区居民多元主体在社区文化发展的作用。     

村庄权力结构民主转型：阻力及其逻辑

村庄权力对村庄公共事务与权力资源有支配和控制力，为了实现各自利益，乡镇、传统精英、家族、黑恶势力等追求村庄权力，推进了权力结构的演化，同时阻碍了其民主化。在围绕村庄权力而展开的博弈中，将这些社会力量视为有自身利益诉求的主体，成了村庄权力结构民主转型的阻力。各种阻力的生成有其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40年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村治实践

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可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和村庄治理方式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村庄治理模式变迁理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逻辑上沿着村庄管制、村庄一元自治、村庄多元自治和村庄自治多元协同路径推进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可具体化为两个转变:一是实现了由一元村庄治理模式向多元村庄治理模式转变;二是实现了村庄治理模式一元化向村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转变。浙江省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实践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理论探索提供了经验支撑。     

用文字铺一条精神的通道——兼谈《文字里的村庄——当代中国小说的村庄叙事》

本刊一直致力于当代辽宁作家研究。当代辽宁作家群作为一个地域性写作群体,它的繁盛必有与其伴生的地域性文学评论群体。但目前的现实是,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对作品的研究远远多于对文学评论的研究,辽宁亦然。韩春燕作为辽宁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一直关注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发表过大量相关评论和学术文章。本专栏此次推出韩春燕学术专著《文字里的村庄》的评论专辑,是在关注辽宁地域性文学创作的同时,亦在关注文学评论,以期达到当代辽宁文学创作与评论双翼飞翔的效果,并希望引起相应的重视。韩春燕出版的学术专著《文字里的村庄———当代中国小说的村庄叙事》于2012年获得第七届辽宁文学奖文学评论奖。著名学者王向峰、刘恩波、秦朝晖分别就这部专著撰写了评论文章。其中对该专著中所谈及的"村庄文化"问题给予了高度评价。村庄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文人极为关注的话题,是社会发展与变迁的晴雨表。在中国,村庄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基本单位,一直成为作家书写的对象,但描写村庄文化的文学作品也不都能反应村庄的全部。而韩春燕却以饱含深情的态度、精细巧妙的构思、敏锐的独特视角和散文式的笔法,将当代中国作家笔下的村庄融为一体,梳理了文学研究视界里的文化的村庄和村庄的文化。     

村庄公共性生长与国家权力介入

在利益分化、意义竞争、规则多元的现代性社会,公共性对于整合多元阶层、增强社会动员力、达成社会共识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性的形成及特点不仅与村庄内部社会结构、权力结构有关,也与国家权力介入程度、介入方式相关。当前公共性消解与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退场有很大关系。自人民公社解体宣告集体化时代结束,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介入程度与介入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强大渗透乃至延伸至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全能主义",到逐渐从乡村社会退场乃至销声匿迹的"悬浮型政权"。这一迅速转变使得乡村社会无所适从:行政强制关联式公共性因人民公社体制解体而随之解体,家族关联式公共性因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的入侵早已分崩离析,而村庄内生的整合力量与组织力量短时间无法自发形成。这恰恰是理解当前村庄公共性消解的重要背景。     

村庄的秩序

村庄原本是和农人们一起沉睡的。一个村庄的苏醒是从第一声犬吠开始的，其实比村庄醒来更早的应该是那个引犬而吠的庄稼人。于是。村庄从苏醒到入睡的秩序便这样开始，而且，村庄的秩序不需要维护。一切井然有序。和谐安详。这时候村庄睁大了眼睛．洞悉他怀抱之中的每一个细节。     

村庄人口差异与村庄社会整合——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分析

人口流动与社会整合的关系是一个经典性话题,但就农村社会整合而言,随着人口大流动时代的到来,相关理论解释不仅存在一定的局限而且需要做进一步的延伸。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年数据,从村庄人口差异出发探讨了其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庄人口差异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影响是切实存在的,但不同的测量指标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各个维度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人口流动本身并不会直接影响村庄社会整合,其带来的村庄人口差异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上述,提出了人口流动背景下提升村庄社会整合的几个思路或方向,即:立足于村庄人口差异、重建村庄公共性和创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并在最后进行了研究反思和研究展望。     

民间信仰的情感之维与村庄公共生活的整合——以桂北村落为考察对象

从桂北农民基于信仰基础的情感视角来考量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行动者,可以发现并理解传统民间信仰在当代村庄公共生活中发挥整合功能的抽象机理。通过把集体仪式嵌入村庄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断在人们情绪高昂的时刻唤醒内心深处的亲情,村民们形成了将子孙绵延的情感之链作为生命依托的意义系统,而兄弟与村友则成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延续永恒的同道者。通过以丧礼为代表的情感宣泄机制,人们直觉到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并产生出宗教般的神圣感,它型塑了全体村民对于村庄的深切认同与情感依恋,使得他们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甘心付出,并主动承担责任.     

先锋队引领与赋力村庄:精准扶贫何以落地生根?——以湘西苗寨十八洞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更是检验我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湘西苗族十八洞村作为习近平"精准扶贫"重要思想的首倡地,其在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思想中创造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村级样本"。湘西十八洞村整村脱贫的经验叙事回应了当前精准扶贫何以能在少数民族地区落地生根的时代命题,而其中的关键在于注重扶贫先锋队的引领以及紧紧围绕赋力村庄来开展精准扶贫的工作。透过十八洞村双贫困的样态,扶贫先锋队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从抓住贫困问题导向、重塑村庄秩序和赋力村庄这三个方面来践行"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的主张。同时在认清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主体的基础上,扶贫先锋队在引领上以激发村庄内生动力为核心,统合扶智、扶志和赋能三项工作,将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进而真正实现赋力村庄。     

插花贫困地区村庄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分析

贫困人口分布区域的差异性以及精准扶贫以项目进村和措施到户为核心和亮点,决定了对精准扶贫研究时必须强调研究区域的类型性以及注重对村庄不同主体心态的分析。基于课题组2016年3月在武汉市H区Q村搜集的精准扶贫经验材料,重点分析了插花贫困地区村庄中的贫困户、普通农户、村民代表及党员、富人、村干部、驻村干部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及其原因,并提出要通过政策完善或实践工作来科学引导村庄不同主体共同努力解决贫困户问题,即明晰精准扶贫的定位,改革和完善精准识别和考核机制,健全精准扶贫监督机制,多方面完善精准帮扶机制并发挥“能人效应”。     

乡土散文新的审美维度的构建——论刘亮程散文的言说方式

刘亮程身处遥远辽阔的西部,将青春和心灵凝固于一个乡村之中,在“现在进行时”中建构起心灵与乡村的对话、精神与万物的融合。其散文的时间和空间都是主观化的意象,是虚构的话语存在,村庄本身也被主观化了,是经过心灵体验后的村庄,他在现在进行时的状态下完成自言自语式的言说;他在诗意化的描写中遮蔽了乡村生活的困顿和艰辛、荒凉和闭塞,从卑微的生存环境和动植物中,发现伟大、升华哲理,被命名为“乡村哲学”或曰“新乡村主义”。     

论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兼论村民自治的困顿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村庄秩序的研究主要基于国家一社会的理论框架之中,而很少关注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对社会秩序生成的影响。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沿革来看,农民作为村庄社会中的主要行动者,其利益的参与、整合与安排不仅决定了村庄秩序的具体表征,而且亦是实现村庄社会有序运行的主要动因。伴随市场经济的社会发育,村庄结构日趋开放,以及国家现代社会管理方式的变相运作,村民自治被视为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困扰,却意味着理性化村庄秩序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