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目前在我国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治理或参与治理主体的责任界限问题尤其需要解决。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的角色定位问题，认为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起引导、支持及协调等辅助作用，逐渐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基层民主，最终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结构性与公共性二元视野下的“三社联动”模式及其完善——以杭州市为例

结构性与公共性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双重困境,由此形成社会治理理论中“社会管理派”和“社会重建派”的二元分野。如何实现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和基于公民能动的社会自治两者之间的互动衔接也成为社会治理实践的基本内容。社区作为政府纵向科层制管理结构和社会横向开放系统的交点,是社会治理中结构性和公共性张力产生的主要场域,因此,构建有序、自治的社区是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和方式。2013年,杭州市提出“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三社联动的建设模式,通过“三社联动”架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与“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匹配机制,并以“三社联动”激活公共领域的协商互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启迪。     

柔性嵌入与协作治理——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解读

以社区为基本范畴剖析协作治理的生产与实践,社会组织的介入与自主性行动构成观察理论适用性的现实切口。政府引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建设,既是国家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手段,也是激活民众自治参与的主体性和构建公共事务协商规则的中介平台。对B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诠释,提炼出社会组织面向转型社区“柔性嵌入”的行动结构。社区治理的结构化关系促成了社区促进会主导的在资金募集、议事规则输入、项目制运作和社区疫情防控参与等方面的主体间协作生态。“柔性嵌入”营造的有机治理网络、耦合式治理结构和对社区资源的培育成为社区协作治理生成的主要逻辑。因此,推动社区层面协作治理的可能进路,一方面在于国家向社会的分权赋能,并为后者提供基本的规则与资源;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组织的向下负责,分担与创新相应的治理功能,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嵌入式治理: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以衡阳市为例

志愿组织是推动城市社区多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政主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作为民间社会力量代表的志愿组织,与政府和基层社区的均衡互动关系是其有效、有序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前提。衡阳市志愿组织在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自主性”和“嵌入性”,向上接力政府、向下沉入社区,实现了志愿组织赋能社区治理,助推更为进取和多元的社区治理网络的形成。     

公众参与引导下的重大工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新时代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突变性等特征极大地颠覆了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阶段演化特性,对传统封闭性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设计提出了新挑战,具有多元非中心性的公众参与在应对该挑战中可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基于裂缝假说分析重大工程社会冲突困境,提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参与制度是困境化解的关键路径;将公众参与成熟度作为公众参与水平划分工具,按照低、中、高将其划分为3 个水平;引入网络化治理理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公众参与机制,即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型、“政府引导-社会组织介入”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型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引导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自我疏导、自我治理和自我化解,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网络化治理新格局。     

软法视阈下的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以厦门市院前社区为例

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推进,市场经济因素被嵌入乡土社会,加剧了乡村传统社会的解构。乡村社会转型不断深化,乡村社区治理已成为重要的议题。软法能够整合传统因素并与现代因素对接从而消解社会巨变带来的“断裂”。通过对厦门市院前社区治理实践调研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院前社区所具有的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其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在软法视阈下,院前社区的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参与机制、协商机制、激励机制与评估机制。在院前社区治理中,也存在着熟人社会与市场经济相抵牾、文化认同与利益分化相冲突、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不协调等困境。如何做好村规民约与政府法律的耦合、公共精神与主体意识的内洽、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的链接,是使社区治理达致善治的关键。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人本化实践——以中国西部C市W社区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话语体系,其侧重于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参与、公共利益联结、公共秩序构建、公共意识凝聚等问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以村(社区)党委为核心,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台,以村内公共生活的有效参与为途径的价值共同体,其主要表征是公共利益的紧密联结、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和公共意识的集体唤醒。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三部曲”可归结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深刻嵌入和良性联结、初级社会政策的有效教化和正向引导、公共生活参与制度化和共同体价值观凝聚。通过共同体成员“尽责-享有-认同”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增强村民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建立良序善治、以人为本、相互信任、利益联结、多元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会工作参与公租房社区治理的行动领域、组织模式与路径选择

当前学界在公共租赁住房社区治理研究领域存在空缺。本研究运用社区综合性评估方法,评估了长沙市10个公租房社区的公权力结构和社区管理与服务状况,发现当前公租房社区治理多为行政主导型模式,社区管理与服务存在水平初级化、回应机制不顺、效果欠佳等缺陷。社会工作参与公租房社区治理可从发展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包容、培养个人技能三大行动领域介入,构建以任务群体、社区网络、大众教育为核心的社区工作组织模式。参与公租房社区治理的路径可选择为,变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为政府引导机制,厘清政府和社会在公租房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着力解决社工等社会力量对政府的依赖问题。     

英国政府社区治理政策与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的社区治理是政策主导型治理模式,即政府通过加大社会政策的贯彻力度来实现社区发展的目标。采用事实分析、文献分析等方法,阐释了英国社区治理实践的基础、社区治理的总体战略和社区治理的基本特征。结果表明:英国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政策支持和进行过程监管。同时,"社会企业"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论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利益追求与规制

社区治理是在政府主导下,由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成员共同参与,通过管理、协商、合作或自治等方式处理社区公共事务或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过程。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包括社区成员、社区党组织、社区政府机构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它们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功能定位。应建立和改进有关社区治理合作机制,丰富社区治理规范内容和优化社区治理规范结构,对社区治理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加以规制以更好地实现社区治理目标。     

新时代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

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在国家政策话语体系中出现的频次与日俱增。当下,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倾向于以社区治理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然而,在基层治理层面,公众参与仍未达到预期成效,公众认知行为、参与制度设计、政治决策程序等因素导致了参与程度较低、地区差异较大、参与形式单调、参与主动性不高等问题。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社区提案机制,有机地将动员性参与与自主性参与相结合,实现了组织参与和非组织性参与的协调,极大激发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将社区治理结构转变为“我主张,我参与,我推动解决”的长效治理新格局。在社区提案的整个流程中,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有机融合,政府主导与基层自治良性互动,增权赋能与协商民主相互提升,使公众的参与水平、参与能力、参与效能得到了切实的提升,为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论城市社区微治理运作的内生机理及价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管控”与“自治”双重向度的现实困境。面对社会结构多元化、居民需求异质化的现状,城市社区推行“微治理”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通过发挥多元协作、降缩单元、利益联结、赋权增能等机理优势,“微治理”有效弥补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越位”及社会“缺位”的不足,实现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差异化、扁平化和高效化,促进了社区参与氛围的营造及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     

技术理性与治理逻辑:社区治理技术运用反思及其跨越

社区治理技术体系的建构过程实质是推进社区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技术化的过程,要义在于坚持“多元共治”理念,核心是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创设并应用多样性技术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和服务。从现实需求、价值取向、实践主体、技术工具、应用评价五个维度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技术面临网格功能泛化、物业管理专制、社工难以退出、协商参与不足等问题。社区治理技术的有效运用,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明确社会主体功能边界,增强居民委员会社区治理能力,激活居民自治主体性。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看,社区治理需要深刻转变,即政府理念从“管控”到“治理”,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各类资源从“分散”到“整合”,主体功能从“泛化”到“精准”,治理技术从“模糊”到“清晰”。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面临的现实利益矛盾和问题也更为多元、复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为一项重要现实课题。社会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社会参与的内生力不足、社会参与的制度平台功能缺失、社区志愿服务处境艰难等诸多现实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核心在于“共”,需有效提升社会参与度。为此,要明确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强化社会参与制度和组织构架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注重共同目标认同和满足居民需求的工作导向,增强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化运用能力。     

社区治理责任与治理能力错位及其化解 ——基于对湖北12个社区的调查

社区治理从“政府行动”逐步转向“社会行动”,以实现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有效衔接已成为共识。然而,通过对湖北省12个社区的调查发现,社区治理责任和治理能力错位阻碍了两者的转换和结合。这种错位集中表现在主体错位、认知错位、关系错位、职能错位和考核错位5个方面,错位的主要原因为社区行政化严重和社区治理能力不足。由此提出社区治理责任与治理能力错位的化解路径：减少社区行政责任,实现社区职能归位;增强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社区治理效益。     

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在未来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成为“后搬迁时代”下巩固民族地区易地搬迁脱贫成效、促进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近些年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积极开展实践探索,涌现出了一批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包括“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的广西模式;“政府+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合作参与共治的贵州模式;“政府+市场”的甘肃模式,这3种模式在治理特点上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完善发展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居民视角的新型农村社区参与式治理实现策略

参与式治理是新型农村社区实现善治的重要模式,居民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参与式治理的受益者、供给者和推动者本应占据核心地位,然而受居民自身、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社区治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却鲜有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突出表现为对社区治理的“无意参与”、“无力参与”和“无路参与”,导致政府社区治理成本高而效率低,居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在新型农村社区这一特殊场域实现参与式治理,必须从居民的视角和立场出发,以立足于居民的切实需求、重视民间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以及吸取城市社区相关先进经验等方面来安排适合策略。     

行动科学视域下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及生成路径研究

政府嵌入、社会协同和居民自主治理作为我国社区治理行动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从理念转向行动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借鉴行动科学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阶段、国家引导的社会行动阶段和国家与社会扶持的居民行动阶段。现代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社会协作、居民组织化行动的过程。随着居民自治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居民行动日益成为社区治理的目标和方向。居民行动能够很好地迎合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悄然改变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自治弱”的困局,而理清居民行动逻辑和通过技术赋权激发居民行动就显得至关重要。     

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

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央和地方制度驱动下,政府成为推动社区基金会生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旨在通过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性”与“公益性”优势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政府对社区基金会采取借道的行动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在发展实践中则逐渐形成浮动式的自主生长逻辑。借助“行政借道组织”的分析框架发现,政府在助推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时形成压力驱动、功能补位、制造绩效的行政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则通过组织外形化、造血式发展、依附式嵌入等策略参与社区治理,二者形成共生互补型关系。这种共生互补型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于: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目标契合作为生成内驱力(利益机制),朝向社会化的合作供给与服务机制作为发展内驱力(社会机制),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借力与治理创新作为成长内驱力(吸纳机制)。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助推第三次分配机制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