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补贴政策的中美比较、效应评价及我国补贴建议

1.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2.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基于粮食补贴视角下的国家粮食安全研究

粮食安全不仅是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保障。粮食补贴政策是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文章运用定性与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现行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进行系统分析,在论证粮食补贴政策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分析政策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借鉴美国与日本的粮食补贴政策经验,提出加大补贴力度、调整粮食补贴范围、以生产性专项补贴为投入重点的粮食补贴政策等建议。     

地方政府土地流转补贴政策分析及完善措施

农村土地流转是对农地产权的再分配,其目的在于提高农村资源的利用效率。经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土地流转补贴政策有利于扩大农地流转规模,提高转出土地农户的土地租金收入,降低大规模经营者转入土地的成本,但同时也会增加小规模经营者转入土地的成本,从而产生大规模经营者对小规模经营者的“挤出效应”,并降低大规模土地经营者的边际生产率。因此,地方政府应在国家的引导和规范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农地流转政策;补贴项目倾向于选择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但社会效益高的项目,适度规模经营项目和农户间流转项目;并积极发展中介组织以提高农地流转效率。     

土地经营权流转中预付租金的实现逻辑

预付租金在为土地经营权转出户提供收入保障的同时,也提高了土地经营权转入户的资金压力,从而可能为规模经营的实现带来负面影响。预付租金在规避风险方面具有优势,并与合约缔约对象、合约形式、租金水平等合约安排相互影响,共同保证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顺利完成。土地经营权流转合约不能仅以一般市场规律进行理解。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形成规模经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进农业现代化,需要对目前预付租金对土地经营权流转产生的负面影响加以重视,无追索权的抵押贷款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     

人格化的农地流转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趋粮化”了吗？

“谁来种地”的问题始终关系着国家粮食战略安全,农地流转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探索。但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存在大量的人格化交易,这种交易形式是否会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利用农地转入零租金衡量人格化农地流转,探究其对粮食种植的影响,以及不同约束条件下人格化农地流转对粮食种植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格化农地流转显著促进了转入户粮食种植的积极性,“趋粮化”效应明显,且这种“趋粮化”效应在普通农户群体中的影响更大;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主要原因在于转入户所面临的成本效应、锚定效应以及机械替代效应;此外,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还存在约束条件,转入户营利性动机和农地细碎化明显阻碍人格化农地流转的“趋粮化”效应。本研究说明在当前农地流转人格化交易特征明显的情境下,“趋粮化”效应尚能保证;但随着农地流转市场逐渐向市场化转型后,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将是一项重大课题。     

基于粮食安全视角的河南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问题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安全问题更具有战略意义。土地流转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土地流转在提高粮食单产、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抛荒地的复耕等方面对粮食安全起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同时,土地流转中的"非粮化"、乱用耕地、农业劳动力素质偏低等问题又对粮食安全构成一定威胁。因此,必须审慎推进河南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确保粮食安全。     

论新常态下的粮食安全：中国粮食真的过剩了吗？

中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社会上出现了粮食过剩的舆论,有些看法甚至认为应该取消农业补贴,放开土地流转和耕地使用。针对当前的粮食供需平衡关系从以下4个方面重新展开分析和探讨：“粮食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供需关系的评估标准和方法;供需关系的时空变化以及不确定性风险。分析认为中国粮食不仅没有过剩,而且存在巨大需求缺口,具体表现为功能性缺口、质量性缺口、增长速度缺口和结构性缺口。 目前普通认同的“紧平衡”是政府持续高强度扶持政策下的假性均衡,市场存在扭曲。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人口大国,供与需的内涵是动态发展的。短期不平衡是恢复到长期相对平衡的必然过程,是当前粮食供需关系新常态。更重要的是,必须将保障“食物安全”取代“粮食安全”作为新的战略目标。在当前形势下,不宜宣导“粮食过剩论”,否则容易导致政策失误和国家安全风险。     

农业补贴提高了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吗？——基于江苏省552户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江苏省552户种植业家庭农场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技术效率损失函数,在测度家庭农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农业补贴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家庭农场粮食生产平均技术效率为0.814,家庭农场粮食生产存在18.6%的技术效率损失;与机械、自有劳动力相比,农资这一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最大;补贴对家庭农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分组回归结果显示技术效率随经营规模增加而递增,补贴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规模差异。为促进家庭农场健康发展,应推动粮食生产技术转型升级;改进补贴发放方式和标准;采取多元灵活的补贴方式,提高补贴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发挥补贴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     

贸易摩擦背景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的经济效应及政策优化

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是我国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而玉米补贴也属于中美农业国内支持争端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临时收储制度相比,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的实施区域的生产者剩余不变,补贴规模要大于临时收储制度的收购支出,对非政策实施区的生产者而言收入不公平性更大,政府单纯向市场投放库存又会引起市场价格和非政策实施区域收入降低以及生产者补贴增加。因此,立足于中美贸易摩擦大背景,要达到提高农民收入和去库存等政策目标,就必须建立战略性贸易政策、优化政策设计和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政府补贴具有社会溢出效应吗？——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证据

政府补贴企业的初衷在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等经济目的,较少有学者关注政府补贴社会效应的发挥。根据政治成本理论,企业接受政府补贴后,可能面临政治成本上升的压力,从而可能做出更多回报社会的善意举措。本文以社会责任为切入点,利用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政府补贴对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相较于税收优惠类政府补贴,直接补贴对社会责任的影响更显著。这一结果在改变社会责任度量方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同样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成本等社会压力在政府补贴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政治关联越强、媒体关注度越高、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政府补贴对社会责任的影响更显著。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已有研究对政府补贴社会效益方面的理论,也更加深化了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内在机理认知。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改革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来自全国大豆种植户的微观证据

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改革是我国农业补贴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大样本面板数据,在测算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基础上,分析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2003-2019年,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逐年提高,但增长率较低,年均增长0.834%;补贴政策改革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是存在明显的时间异质性,影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对种植规模较大、非纯大豆种植、兼业程度较低的农户而言,补贴政策改革的效果更加明显;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增效应;补贴政策改革会通过提高农户生产性投资积极性、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水平和促进适度规模经营来提高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由此提出应坚持以大豆生产者补贴为改革方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提高大豆生产的规模化水平,以此扩大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效果;提高政策的瞄准性,实行异质性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效率。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     

土地资源商品化与土地资源资本化——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效果的比较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对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土地资源商品化,二是土地资源资本化。土地资源商品化主要采用政府征地,政府进行土地开发的方式将农业用地转化为工业和城市化用地;土地资源资本化主要采用政府规划用地,土地所有权人与政府共同开发土地资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方式,也就有两种模式:以土地资源商品化为主体的"土地换社保"保障模式和以土地资源资本化为重要补充的"农民留用地"保障模式。实践中,两种保障模式都为失地农民提供一定的保障,但效果各异。     

粮食直接补贴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以水稻为例

利用2006-2020年全国23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模型,研究粮食直接补贴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及其时空差异。结果显示：我国水稻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增长态势,且技术进步为增长主要来源;粮食直接补贴对各分位点水稻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均为负,但低水平的负面影响更显著;观察期内,粮食直接补贴对水稻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在“十三五”时期由负转为正;粮食直接补贴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影响存在差异,东北地区具有正面影响。据此,建议重视水稻生产技术进步,并持续改革和优化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未来相关政策增量资金可向东北地区倾斜,促进我国粮食生产高质量发展与粮食安全。     

土地流转有助于提升粮食安全吗——基于土地经营方式转变的分析

近期土地流转被视为保障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有效策略。为此,本文研究了土地流转影响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理论机制,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等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土地流转明显降低了粮食生产,是我国粮食产量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土地流转推动小农户向家庭农场转变,一方面有利于土地经营集约化、专业化和组织化,增加了粮食单产;另一方面也显化和提升了土地成本,在种粮“微利”条件下减少了粮食种植面积;两方面因素相比,种粮面积减少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更大,所以土地流转在总体上降低了粮食产量,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了威胁。     

中国粮食进口贸易的“大国效应”检验

以小麦、大麦、玉米、稻米和大豆为例,在分析1995-2014年中国粮食进口贸易概况的基础上,利用多种计量分析方法,对近年来中国粮食进口贸易是否存在“大国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小麦、大麦、玉米、稻米和大豆的进口量均保持在高位且分别自2009年、1995年、2010年、2011年和1996年以来表现为持续净进口;样本期内,五种主要粮食的中国进口量、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中国小麦和稻米进口都不存在“大国效应”,大麦、玉米和大豆进口则在短期内均存在一定的“大国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