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特征与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

采用国家卫计委在八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分为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主要预测变量家庭特征变量涉及基本家庭特征、成员随迁、代际互动、农村家庭资产、老家困难事件这几个维度。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家庭特征对于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特征除了婚姻以外,其他特征均对农民工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有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政府需要从家庭整体角度设计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提升他们城市的社会融入水平。     

空间隔离与农民工城市融入

从空间隔离角度考察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居住空间隔离、职业空间隔离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中小城市的居住空间隔离效应要大于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城市,社区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不显著。此外,通过分位数回归发现居住空间隔离对高融入程度的农民工呈显著负向影响,职业空间隔离和社区空间隔离对不同融入程度的农民工均呈显著影响。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应注重降低农民工与市民的居住空间、职业空间和社区空间隔离,通过空间融合促进城市融入。     

社区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社区参与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重要作用。以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社区参与在农民工城市融入中所起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文化参与、公益参与以及表达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流动时间、受教育水平、流动范围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不同年龄组别农民工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存在以下差异:社区文化参与对新生代尤其是"90后"农民工的影响较大;社区公益参与对所有组别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作用更加明显;社区表达参与对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都有显著影响,但在"80后"农民工中发生比最高,对"90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没有显著影响。     

养老保险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实证分析——基于CGSS 2013年度调查数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对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从经济、制度、文化和心理四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利用Logict和简单回归模型系统研究各个控制因素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和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及基本养老保险对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代际差异、跨地区流动和就业性质等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具有负向影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对不同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中体现出差异性,但总体呈现正向影响。     

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的多维分析

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概念没有统一认同,并且由于研究目的差异,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对城市归属感的变量处理也不同。归纳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内涵,通过调查数据评估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基本状况,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正向显著影响,收入水平感知、公共服务水平、当地人际交往水平、本地市民角色认同、当地方言技能水平等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通过培训来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提高社区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能力、加强农民工方言技能培养等方式促进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交流,在社会网络关系层面加强互动,从而提高农民工城市归属感。     

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为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采用《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及《心理健康诊断量表》对4-6年级的290名新生代农民工子女进行测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弹性整体水平不高,心理弹性与心理症状（MTH总分）显著负相关.回归分析发现情绪调节因素在心理健康中所起的作用最大,其次是家庭支持及人际支持.这一研究结果为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7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提要]促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既是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积分落户、社会融入的重要基础和制度保障,也是推动城市民族工作和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任务。基于2017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有待进一步提高。就影响机制而言,心理资本能直接显著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而经济资本既能直接显著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也能通过心理资本中介间接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响。然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资本和心理资本水平相对较低,制约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需要采取相关措施,有效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     

农民工流动家庭化对其城市融人的影响

流动家庭化已成为当前我国人口流动的重要形式.本文利用2012年人口流动监测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农民工流动家庭化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工流动家庭化会促进其参加当地活动,更能增强心理融入程度,并且可以增强其经济上的融入能力,但是农民工家庭化流动会降低其城市居留意愿.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研究

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方面。基于2014年全国22个省市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资料,通过描述性分析和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民工的城市住房情况和城市购房影响因素,进而探讨如何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农民工城市住房状况较差,新、老生两代农民工体现出不同的住房需求和购房意愿,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促进农民工城市购房具有积极的作用。     

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组织化的影响研究

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在打工地处于一种无组织化的状态,很多组织对农民工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从总体上说,农民工参加组织的状况不容乐观。当然,农民工参加组织的状况也存在较明显的内部差异,这种差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参加组织有一定的影响。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差异,其次是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对农民工参加组织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可行能力与农民工的福利状况评价

基于辽宁省沈阳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应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模糊数学方法对农民工的福利状况进行整体评价。结果发现,农民工福利水平的总模糊指数为0.365,处于较低水平。分指标看,健康状况方面的福利状况处于较高水平,居住环境和精神感受方面的福利状况处于中间水平,其它功能性指标的福利水平较低。在影响农民工福利的主要因素中,工作环境和防护性保障的改善对提升农民工福利影响最大。运用OLS回归模型对农民工的福利状况进行扩展分析,发现农民工群体内部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并且不同特征的农民工群体福利水平相差很大。     

农民工心理亚健康状态成因及应对

近期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将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人们开始关注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生活环境差、远离家人、缺乏个人空间、信息闭塞交流不畅、收入低等不利因素很容易使农民工出现焦虑、自卑等心理亚健康状态。学历层次低、缺乏专长使农民工很难立足城市,而很多农民工又有很强的城市情节,他们将自己的人生目标锁定在城市,而与此矛盾的却是针对农民工心理健康教育的空白与缺失。结合农民工的心理特点分析了农民工心理亚健康状态的成因,并提出完善用工体制,加强农民工职业规划教育,建立农民工心理健康检测干预体系,结合社区工作积极构建针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支持系统等应对措施。     

组织支持、城市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     

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文章尝试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指标体系,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分解方法,对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研究发现:尽管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汉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数均值差异较小,可是随着分位数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禀赋(特征)差异是两者均值差异的主因,禀赋(特征)对差异的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先升后降(呈倒"U"型);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正相关,与流动范围负相关,与现住房性质的关系呈"U"型;年龄、本次流动时间、开始此项工作时间的影响各有不同。为实现"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需要提高少数民族农民工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妥善解决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引导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农民工就近城镇化,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

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整体较低,生计资本和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就业能力、改善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安居乐业、增加农民工的金融资本以抵御生计脆弱性风险、丰富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提升城市融入水平等对策,为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借鉴。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

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则.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当做自变量,根据相关问卷调查的数据,回归分析表明,个体特征中仅性别对公平感有着显著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重要指标收入情况对公平感几乎没有影响.研究发现,对公平感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即构成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四个方面,差异趋同、心理认同、交往融入和受歧视感受均对公平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农民工的公平感与这一群体的稳定有很大关系.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     

论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弹性的影响——基于自我效能理论的分析

良好的心理弹性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促进剂,然而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弹性状况并不乐观,不利于其社会融入和城市化。基于调研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调研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心理弹性等级越高,城市融入状况越好。通过解释机制分析可知,这主要是由于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可以增加人们的自我效能感,进而使其心理弹性得到改善。因此,今后应加快制度改革和完善政策供给,完善培训教育运作机制,建立完善的监督保障机制,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再教育和技能培训。     

农民工培训现状及对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以大连市调查为例

培训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环节.本文利用对大连市农民工培训现状的调查,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多元化培训特征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整体的培训参与率和培训意愿较高,但目前还存在职业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的作用有待提升、培训费用过高等问题.文化程度、月收入、培训主体、培训费用、培训次数和培训内容(职业技术培训)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多元化农民工培训模式,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力举措.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依托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结合数理分析,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特征,并通过多分类无序Logistic回归模型和交互分析对影响其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结果主要表现为留城和回乡两种行为特征,性别、年龄、到京时长、社会网络、是否有耕地、经济状况等因素是影响在京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男性,无耕地,来京时间1～5年或8年以上,拥有业缘型的社会网络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良好;同时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构建对城市融入有较大的影响力.两次业缘型社会网络构建的风险期,对应着两次城市融入的淘汰缺口.     

个体特征、职业认同与农民工职业满意度——基于广东省南海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分析

基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部分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测量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及其职业满意度状况;采用方差分析,实证检验了农民工个体特征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运用回归分析,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在服务业就业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职业满意度;农民工的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提升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改善职业环境,进一步增强农民工的职业价值感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职业认同水平,将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满意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